感受许广平笔下的鲁迅先生

盛新虹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了“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鲁迅回忆录》便是其中之一。这部15万字新版以许广平的手稿为准，从鲁迅的讲演与讲课、北京时期的生活、读书等几个方面记述了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走向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经历了一段艰苦奋斗的道路。同时作者也追忆了鲁迅与她共同向往苏联文学的炽热之情，鲁迅与瞿秋白之间亲密愉快的见面等内容。书的末尾还附录了鲁迅友人许寿裳的两篇文章：《鲁迅的生活》和《鲁迅先生年谱》，有助于读者对鲁迅的生平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写鲁迅的回忆著作有很多，如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他们都写出了鲁迅极亲和的一面。无论求学、做事、待人、交友，鲁迅都是用真诚和挚爱的态度，始终如一。除了多吸烟卷而外，他一无嗜好，公余之暇，便是读书写作。鲁迅所看的书相当广泛，涵盖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多个领域，如诗话、杂著、史书、政论等。书案前一坐下，便是孜孜不倦，手不停挥，真的可以废寝食、忘寒暑、忘昼夜。鲁迅的一生，实践了他所说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我以为，要看回忆性文章，最理想的执笔者应该是亲人或熟悉的至交好友。正如许广平，她见证了鲁迅先生的文学生涯，也理解他作为一位思想家的独特魅力和深沉情感。

谈到鲁迅，很多人的面前会呈现出一张脸：“从耸立的头发到他有力的颚骨，无处不洋溢出坚决和刚毅......前额之下，双眼是尖锐的，而又是忧郁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胡须却好像把他的仁慈掩盖过去。”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不容易相处的人。而在许广平眼里，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在大街上，论面貌、身段、衣冠等，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芒，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

鲁迅是家里的老大，父亲去世后，一直扮演着长兄如父的角色。他和二弟周作人之间的关系，在未失和之前也是兄弟怡怡、亲密无间，后来为何会同根异途，至今仍是一个参不透的谜。许广平听鲁迅在病中休息时这样说：“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可见鲁迅的设想是多么周到。被八道湾赶出，兄弟两人公开反目，以后的鲁迅日记里边二弟没有出现一次，周作人也没有出现一次。虽然如此，但在鲁迅心中并未成仇，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方言）。鲁迅在这件事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享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想来，他真是做到了“像忧亦忧，像喜亦喜”的地步，而无愧于心。

许广平在回忆录中又写道：“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从这段叙述中，可见鲁迅的伟大襟怀，在文学上丝毫没有因个人关系而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看待、批判每一个问题的态度，也正是马列主义分别看待问题的方法。

鲁迅的设想处处周到，在家庭中，他展现出了一种难得的温情与细腻。他亲自教许广平日文，希望她将来能看懂日文，看他所有的书籍，租个亭子间住着，不需要求助他人。许广平说：“他假想着留下我一个人如何生活的设计......在他活着的时候，极力保卫我向安全方面生活，甚至设想到以后，也希望得有安全。这是他的苦心。”

对家里做清洁工作、带小孩的老女工，鲁迅从不肯直呼其名。凡有错误，也是不加呵斥的。对方是文盲，将鲁迅书架内的书撕了做蝴蝶或纸鸢给小孩玩，将稿子当废物“倒在放垃圾的大漏斗去了”，鲁迅都只是笑笑叹息了事。做了父亲后的鲁迅，更是推己及人，挂念无母孤儿的寒暖问题，叫许广平编织毛绒小衣裤......种种平凡小事，都可见鲁迅的爱与心意，这正是伟大的革命者同胞物与之精神的体现。

回忆录中，许广平对鲁迅先生的深情与敬意，令人感动。在她眼中，鲁迅既是一个用笔杆子战斗的勇士，也是一个在生活中展现温情与细腻的普通人；他既有着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与批判精神，也有着对家庭与爱情的深情厚谊。许广平用她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鲁迅，一个更加丰满、真实动人的鲁迅形象，使我们在缅怀这位文学巨匠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情感共鸣。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展良史才 走梦笔花

那秋生

“先天不足，从兄学习，乳臭未干，舌耕糊口，汤染试卷，赴京赶考，福建候补，债台高筑，毅然返里，临浦才子。”这是关于蔡东藩一生的40字传记，这里的每一句都有曲折的经历和传奇般的故事。

蔡东藩（1877—1945）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他自1916年起用十年的心血和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前汉（含秦）、后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共十一部700万字的历史通俗演义，合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其中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世界历史演义之最。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可见“演义”是根据史传，融合野史，经艺术加工敷演而成，也就是一种通俗的长篇小说。蔡东藩就是一个天生的“演义”大家——“胸中展良史才，腕底走梦笔花”。

抱着“演义救国”的素志，蔡东藩决定用自己的文史知识和笔墨才华写出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兴衰治乱，用以警觉民众，振奋精神。他说：“窃谓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中等新论说文苑》）

他以一己之学诉之史笔，借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人物事迹，用通俗演义之事法宣传教育，以期激励国民的爱国情操，这也正是一个书生“精忠报国”的生动表演。他是以“演义言志”，将历朝的社会黑暗与政治腐败暴露无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映照与讽喻，“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他尤其讴歌历代忧国爱民的志士仁人，激情颂扬那些拯救国难的民族英雄，使通俗演义成为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史学好教材。

众所周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糅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

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但是作品的历史价值显然要高于文学价值，蔡东藩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所谓“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作为“演义”自然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

蔡东藩的通俗演义，结构以章回体的形式，前有自序、中有批注、后有总评，真是蔚为大观，他居然将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岗三人的工作合为一体了。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明了写作《史记》的缘由与经过，蔡东藩牢牢记住了其中的三句话。一是“述往事，思来者。”治史必须鉴往知来，做到古为今用。二是“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治史需要讲究方法，如综合、归纳、分类等。三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治史应当独立思考，放射出自己的眼光。

难能可贵的是，蔡东藩正确运用了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努力写好自己的“演义”。他自幼爱好历史，熟读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对中国历史做过深入的研究，甚至养成了“考据癖”。对于文献中的歧说和模糊不清之处，他常常能做到多方钩稽，并灵活处置：或一味地寻根究源，力求找出客观真相；或一时难以作出结论的，就诸说并存；或一经认定的史籍中错误说法，就直接加以批驳。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临浦才子功成名就了。

据说，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就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后来，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件事的经过转告了蔡东藩，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与‘共和’！”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这正是“会稽风度”——文人名士的铮铮硬骨。

作者系绍兴越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