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师是我小学一到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教我们的时候，她50岁左右，个儿不高，留着童发，戴一副圆框眼镜。余老师说起话来轻轻柔柔，却自带威严，是那种学生既爱又怕的老师。

我们那时候读小学，很多同学没上过幼儿园，什么规矩都不懂。余老师就一点一点教，怎么坐，怎么站，书本怎么放，队伍怎么排……半个月下来，长长矮矮一群小萝卜头，大多数就服服帖帖了。说大多数，是因为班里总有几个“闯将”，喜欢欺负人，动不动还要发“藤头脾气”，谁说也不听劝。对付这样的“藤头”，余老师用“蚂蟥精神”，天天叮嘱，时时关注，既教训，又鼓励，时间一久，“藤头”感觉到老师是真为他好，慢慢也听话了。

我也被余老师教训过一次。那时候我们中午都是回家吃饭。有一天吃完饭，本该到学校午睡，半路上被几个伙伴怂恿了一下，便跟着他们在桥下一条水泥船上玩了一个中午。擦着午睡结束的铃声，我偷偷溜进学校，余老师好像没有发现，一个下午都没什么动静。傍晚放学了，我正在窃喜，余老师却把我叫进了办公室。她让我站在旁边，什么都不说，管自己改作业。办公室里静悄悄地，她低着头，眼镜滑到了鼻尖上，隔一会儿，她把眼皮抬一抬，她的目光从镜框的上沿射出来，盯我一眼。开始我强撑着，天色渐渐暗下去，我心里才慌起来。过了好久，余老师改完了作业，她抬起头，刚要和我说话，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越哭越起劲，哭声里，有后悔，但更多的似乎是委屈，就像素来慈爱的母亲，有一天忽然凶了你一下。

确实，余老师很少有凶的时候。在学校里，我们喜欢围着她转。星期天，我和同学还喜欢到她家里做作业。余老师家据说原来是地主，房子很大，前面有个大天井，后面有个大花园。一般地，我们三五个人老早就约好了。星期天，大伙儿开心地从一条夹在稻田间的石板路上穿过去。到了！到了！余老师笑呵呵地搬出长条凳和小竹椅，让我们先写作业。作业做完，她将一块门板卸下来，搁在长凳上，和我们打乒乓球。大家都不会打，你笑我，我笑你。天井的一角有个大水缸，我常踮着脚往缸里看，里面有几条红鲤鱼，游上来，尾巴一甩，又沉下去。后花园门口，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开花的时候，鼻子都要香掉了……

工作上，余老师是个多面手。在我们学生的眼里，她几乎无所不能。她会弹琴，会唱歌，会书法。当时很多老师上课都讲绍兴话，余老师的普通话就显得尤其好。她还能编舞，选音乐，设计动作，甚至做道具，样样在行。有一回，排一个舞蹈，题目是《鹅大哥》，余老师叫我演“鹅大哥”。她在一顶雷锋帽上包了一块红色的绒布，做成“鹅胖头”，又用纸板剪出白鹅长长的嘴巴，贴上金纸，巧妙地将它和帽子缝在一起。我将这“鹅头”一戴，摇头摆尾，“鹅大哥，鹅大哥，摇摇摆摆把话说，今年社里大丰收，男女老少笑呵呵。我这鹅大哥，心里也高兴，呜哦，呜哦，唱的欢乐歌。”这个节目先在学校里演出，后来又参加区里的汇演。演出结束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外号就是“鹅大哥”。

在我求学的最初三年里，余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底子。后来，我考了师范，毕业后，竟然和余老师成了同事。她当时已经退休，被返聘回来继续任教。我那时才知道，余老师不是正式老师，因为出身的关系，她虽然样样比别人优秀，但始终是个民办教师。我很有些愤愤然，余老师则一如既往地爱着她的学生，爱着她的工作，即使我这个老学生，她还是一样帮助和关心。

我工作第一年，干劲十足。为了让学生写观察作文，班里养了两只长毛兔。上学的日子，学生拔草，喂兔，收拾兔笼。到了暑假，学生不来学校了，兔子的生活没了着落。我想养到家里，但怕麻烦又嫌臭，结果，是余老师把兔笼拎回家，照顾了两个月。

我喜欢写作，可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余老师对我说，作家余华是她的亲戚，她有次问余华，怎么写出这么多作品来。余华说，起先就是抄，在抄写中向人家学习，抄着抄着就悟出门道来了。这让我觉得大作家也不是那么高深莫测。

工作上有困难，余老师支持；思想上有苦恼，余老师开导。余老师既启蒙我的学习，也启蒙我的工作。

没想到我工作的第三年，余老师突然病了。开始是隔三差五肚子痛，她一直忍着，不去医院。有一天，她痛得实在受不了，被送到医院一查，发现是癌症晚期。她住院了，积极治疗和锻炼。我多么希望能出现奇迹。可是，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她气息微弱，断断续续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高洋，富也不要紧，穷也不要紧，身体健康最要紧。

余老师去世时才60岁出头，2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音容笑貌，记得她家里桂花的浓香。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