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天的暑假，我高烧不退，吓住了母亲。那时我已有3个弟弟，母亲有孕在身且生产在即，父亲正在平水挑石头参与造水库，不仅没有报酬，而且还要寄钱带粮票给他，别说是来照顾家庭和孩子了。可我的病一直不见好转，无奈之下，母亲背起10岁的我往3里路外的绍兴第四医院求诊。

那天上午正好遇上台风，风雨交加。母亲就这样腆着个大肚子，艰难地沿着104国道的石子路行走，背累了、气喘了，就放下我歇一会，然后再背上我一步一咬牙地继续前行，硬是七冲八跌地撞进了医院的大门。

到了医院挂上号，医生一查病情，说我得了肺炎，必须住院治疗。母亲听了吓了一跳，住院不仅要花钱还要有人陪护，可是钱从哪里来？谁来陪？除了她自己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可家里的孩子谁来管？看着我蜷缩在门诊室的一角，母亲只得“头痛灸头，脚痛灸脚”，目光痴痴地向医生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好奇地看着简陋的病房和窗外的树枝；母亲来来回回地在医院和家的路上跑，上午去医院陪护我，下午去外婆家看望我的3个弟弟。

看着面黄肌瘦的我无钱买吃食，母亲就躲着我暗自落泪。终于有了一个救急的机会，医院食堂要在陪护家属中招收几名钟点工，报酬是在食堂干2个小时的活，给予一碗或荤或素的小菜。母亲听了几乎不假思索地报了名。可食堂人员看了看站在面前的这个“大肚婆”，一言不发，疑惑了一会儿问：“你能干活吗？”母亲听了默默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母亲每天上午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去食堂洗菜扫地干杂活，干到中午时分，才兴冲冲地捧着一碗小菜来到我的面前。

中间还有个插曲。有一天晚上，母亲从家里赶来医院，进了病房不见我的身影，心中又是一吓：这人去哪里了？于是里里外外、角角落落地找，最终还是没找到我。看着病房里的病人都已经睡了，她哪敢去问他们，情急中急吼吼地跑向医生办公室。一问，才知我于下午被调换到了大病房……一场虚惊。

这场肺炎，我住了10多天的院，让母亲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

事隔60多年，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里还会隐隐作痛：这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例，可她有7个子女，这苦这累、这艰这难不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