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浙东淡水鱼馆对外开放，这是绍兴首座以淡水鱼展示为主、辅以淡水两栖类生物展示的大型水族馆，馆内可欣赏到近150种鱼类。

绍兴自古靠水吃水，水多鱼多，以水产养殖兴市。由此，渔业成为水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绍兴独特的渔文化（渔业文化），也成就了“鱼米之乡”的美名。

●记者 王敏霞

始于史前的绍兴渔文化

渔业是人类早期向大自然索取食物的生产方式之一，是最早的产业行为。那时，靠山吃山指的是狩猎，靠水吃水指的是捕鱼。漫长的渔业发展形成的渔文化，是人们从事渔业生产所取得的物质精神成果。

据考古学研究，我国渔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一万五千年至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那么作为“鱼米之乡”的绍兴，是什么时候出现渔业的呢？

在浙东淡水鱼馆三楼渔史拾遗厅，记者看到了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鱼骨、独木舟、结网等物的图片展陈，这里还展出了我国最早的锚——石碇。“从历史考证来看，应当属于新石器时代。”绍兴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戚正梁说，余姚在历史上隶属绍兴府，河姆渡遗址反映了当时江南的渔业情况：人们开始消费鱼类，制作各种捕鱼工具，拉开了绍兴渔业的序幕。

专家认为，乌篷船最早用于捕鱼，是绍兴早期的渔船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独木舟、船用木桨表明7000年前越人即以船为水运工具。春秋战国周成王时《周书》载有“於越献舟”；越王勾践兴兵伐吴“戈船三百艘”，说明当时越人大批造船，用于军事和进贡物品。这些可以称为乌篷船的前身。捕鱼要求轻便快捷，不便于用橹来划桨，而手划桨又费力，人们设计出了用脚划船，将乌篷船停在捕鱼点，船夫去船尾捕鱼。随后上船用脚划桨到港口卖鱼，天黑回舱休息。

马鞍古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5000年前）的展板里展出了夹砂红陶、鱼鳍形足鼎等展品。据介绍，位于绍兴城北18公里的马鞍古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绍兴境内最早的一处古代村落聚居遗址，遗址分仙人山、凤凰墩两处。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良渚文化向马鞍文化发展的历史时期，绍兴水域广阔，渔业活动已经十分发达。

渔史中的“绍兴印记”

渔史拾遗厅内有一处绍兴渔业发展视频展示，向大家诉说着数千年来绍兴渔文化对中国渔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池塘养鱼的国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会稽山下凿池养鱼，开了我国大水面养鱼的先河。他写下的《养鱼经》详细介绍了古越绍兴池塘养鱼的建池、选种、确定交配数目、制作鱼巢等内容，是世界上第一部养鱼的专著。

“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谓鱼池也……”从《养鱼经》可以了解到，范蠡养鱼的鱼池结构分为三部分：产籽池、育苗池、养鱼池，其中给皇家特供鱼的鱼塘为上池，为普通百姓供鱼的鱼塘为下池。当然，当年范蠡养的是鲤鱼，《养鱼经》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专门养鲤鱼的著作，一方面原因是鲤鱼是中国本土鱼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鲤鱼不会相互蚕食，容易生长又贵”等考虑。

唐宋时期，绍兴开始引进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进行养殖，开创了极具绍兴特色的外荡养鱼模式（在湖泊和串联湖泊的水间河道养鱼），并延续至今。馆内展出的拦鱼竹箔反映了绍兴盛产毛竹，唐宋时期的绍兴渔民将其劈成蔑，编成箔，并根据河道的特点，筑成各种形式的箔，不仅拦鱼效果好，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也适于船只通航。这一发明，为我国乃至世界河道、湖泊养殖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古时对渔业征税是渔业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渔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行业。从展品可以看出，绍兴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对渔业征收赋税，征收养鱼的税赋称为“渔赋”，展陈资料显示，养殖水域合田赋课征始于宋朝太平祥符年间。《万历绍兴府志》载：“入祥符籍土田山荡合郡共六百一十二万亩”。这是绍兴地区发现的“荡”“赋”相关的最初记载，也是有关我国渔赋的最早史料。

“吃饭家生”的独创性

以渔为生，自然产生了不少绍兴特有的捕鱼工具和方法，俗称渔民的“吃饭家生”。浙东淡水鱼馆专门介绍了绍兴渔船和渔具的演变史，反映绍兴渔业史以及社会变迁史。

展厅内的渔船模型展示，直观介绍了绍兴渔船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独木舟时代，到春秋战国晚期并至今沿用的拼板船时代，最后进入如今的机动船时期。

观众还可以通过参观了解，河姆渡时期绍兴人捕鱼常用骨鱼叉、骨鱼钩、骨鱼镖等工具；我国古代四大部类渔具——网渔具、钓渔具、箔筌渔具和杂渔具，在金石并用时代有了雏形；夏商周时期，绍兴渔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展出的绍兴壶瓶山古文化遗址展板，说明这个时期的捕鱼工具和捕鱼技术都得到提高。渔业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大规模的捕捞工具有乌大网和大稀牵（拖网）两种。小规模捕捞工具有大罾、撒网、丝网、游丝……

渔具不断演变，也让绍兴渔民有了不少特有的捕鱼方法。如“牵鱼”就是绍兴“鱼文化”中一种特别的捕鱼方法。在绍兴习俗中，渔民会将乌大网撒向渔场，乌大网网眼比较大，“牵”起来的基本都是大鱼。此外，还有“稳笃公”这一项冬日潜水捕鱼技艺，也代表了绍兴水乡的一种渔文化，是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据了解，绍兴的渔业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绍兴出现了不少以渔为生的渔村。如越城区灵芝街道的水产村、东湖街道则水牌区域的百姓，将捕鱼、养鱼作为生计，有的渔村以荡为田，家家户户没有稻田，只有用来养鱼的鱼塘。

戚正梁说，绍兴淡水捕捞分成内河与外江两种，内河捕捞水域主要在本地、宁波和杭嘉湖地区；外江捕捞水域为曹娥江、浦阳江、钱塘江和姚江。本世纪初，绍兴渔民将养殖捕捞的“版图”向外延伸，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甚至新疆都有绍兴渔民的身影。

100多种绍兴淡水鱼

8年前，我市曾开展渔业资源摸底调查工作，并出版了《绍兴鱼类图鉴》一书。浙东淡水鱼馆展出的150多种鱼种中，有90多种被收录在此书中。

参与调查的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任岗告诉记者，当时调查全市共记录鱼类108种，除去滨海新区范围的部分海鱼，越城区13个镇街记录的淡水鱼约90种，绍兴的河湖中，鲤形目种类最多，其次是鲈形目和鲇形目，此外还有鲱形目、合鳃鱼目、鲻形目、鲟形目、鳗鲡目等。

淡水鱼种类丰富，也丰富了绍兴百姓以鱼为特色的美食文化。《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汉书·地理志下》又载：“江南地广……民食鱼稻，……果蓏、蠃蛤，食物常足。”“饭稻羹鱼，鱼米之乡”就是绍兴先民饮食生活的浓缩。

流传至今的古诗词作品中，也有许多与鱼相关的内容。清诗有“时值秋令鳜鱼肥，肩挑网箱入京畿”之句，道出了纳贡的时间和路上的情景——用木箱装水养着鱼，肩挑步行上京城进贡。从小在绍兴地域文化中浸润的鲁迅，其文学作品有深刻的水文化、鱼文化烙印。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鱼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多以食物的形式出现。不同种类的鱼，形式多样的食鱼方式，寄寓着不同的文化意蕴。

近年来，由于水环境持续改善，加上渔业部门科学实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绍兴的水生生物资源呈现恢复性增长，越来越多被视为“水中精灵”的珍贵水生动物回归水乡。去年，又启动了一轮全市鱼类调查工作，目前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大家都希望调查结束后，能发现更多新的鱼种，充实绍兴的渔文化，丰富绍兴水乡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