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粗略统计，鲁迅一生作过67次讲演，在波谲云诡的京师，在惊涛拍岸的粤港，都曾回荡过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和传达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1927年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低谷年，却是他讲演的丰收年。这一年鲁迅有据可查的讲演共计23次，其中在厦门至少2次，在广州和香港合计14次，在上海7次，是他平生讲演最多的一年。在这67次讲演中，包括了鲁迅两次为军人的讲演，第一次是1924年7月30日在西安讲武堂讲演，第二次是1927年4月8日在广州著名的黄埔军校讲演。这是鲁迅给黄埔军校作的唯一一次讲演。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惑：鲁迅长期生活在北京，难道是专程去黄埔军校作的讲演？不是的，并非是专程去的。

我们知道，1912年5月初，鲁迅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供职，直到1926年8月，在北京共生活了14年。1926年，由于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用如刀之笔，与段祺瑞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抗争，社会上有传闻，报纸上也刊出名单，政府要通缉第二批“暴徒首领”48人，鲁迅在册，列第21名，他自3月26日起离家避祸。由于鲁迅参与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有力地支持学生与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北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作斗争，为此，章士钊非常恼怒，呈请段祺瑞批准将鲁迅撤职，此事发生在1925年8月14日，22日鲁迅向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讼，打了平生第一场官司。后来官司虽赢，但与教育部也就彻底闹翻了。另外，鲁迅在北京期间，与官僚政客、帮闲文人进行了几次论战，对复古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都进行过斗争，颇得罪了一些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女师大学潮中与陈西滢的论战，鲁迅以独人之力、金不换之笔左右开弓，与周围所有的政客文人论战，树敌确实不少。再加上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鲁迅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于是在厦门大学高薪的允诺下、在林语堂的竭力撮合下，鲁迅于1926年9月1日去了厦门大学任教。数月后，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去了中山大学。对这段经历，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自传》中作了这样交代：“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月25日下午，中山大学学生会在大礼堂举行欢迎大会，鲁迅在会上演说约20分钟，指出广州“红中夹白”的政治形势，鼓励青年学生勇敢起来冲破沉寂的局面。并专门谈到文艺问题，他说：“我们在短期内没有好成绩，不要失望，我们只管做，做下去。我在广东一天，我有力可以帮助诸位来研究和创作！”1月26日，鲁迅在中山大学医科欢迎会上讲演。

鲁迅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消息一传出，很快，广州各家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欢迎鲁迅的到来。

当时，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是中共党员熊雄。他1892年出生，江西宜丰人。1923年3月，熊雄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到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的政治工作。1925年9月回国，被分配到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大队副队长。同年10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1926年，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同时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中共广东区委根据熊雄的建议，决定成立党在黄埔军校的领导核心——中共黄埔军校党团，由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等人组成，熊雄被推举为党团书记。熊雄读了报纸知鲁迅来到广州以后，便与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刘弄潮商议如何邀请鲁迅到军校讲演并保证其安全。刘弄潮认为，只要鲁迅同意，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鲁迅是支持革命的。他赞成办黄埔军校，曾介绍他的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请他来演讲，他是不会推辞的。”因刘弄潮1925年春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交通员，曾受李大钊指示多次拜访鲁迅，并有书信往来，所以三人最终决定，由刘弄潮出面邀请鲁迅。终于鲁迅答应了邀请，并于1927年4月8日，在“湖畔派”诗人、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中共党员应修人等的陪同下，来到黄埔军校本部礼堂，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历时约两个小时。

鲁迅在讲演中说：“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阴（荫）蔽日，农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显然，鲁迅在讲演中，依据动荡的时代，联系社会实际，主张当时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对军阀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害；应参加实际的战争，做革命的战士，因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听了鲁迅独有见地、见解非凡又幽默风趣的讲演后，台下近千名黄埔学生群情振奋，掌声经久不息……

这次讲演的记录稿，经整理后，刊在1927年6月12日出版的军校校刊《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后经鲁迅修改，收在1928年10月出版的杂文集《而已集》中，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3卷也收有这篇讲演记录稿。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