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农民朋友：胡阿寿、胡世庆和孙伟良，他们在我的新闻生涯中走进了我的生活。或许是巧合，前几天，阿寿和伟良都先后跟我联系，一个问候我的身体，让我在这炎炎苦夏务必保养好身体；一个给我发来一组图片，其中有两张竟然是我当年采访他的报道的剪报照片。

收到问候及照片的这一刻，确实有一股温情激励着我，让我顿觉情义无价，感受到了炎夏最好的清凉。可惜胡世庆早逝，其他两位至今还执着于对艺术和文史的追求。我对他们的采访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但结下的友情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往事居然还珍藏在他们的心里，回味在他们的脑海中。我想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这份缘开启了我回忆的窗子，一幕幕尘封的旧事又呈现在眼前……

我已经记不清是谁给我提供的新闻线索，说在柯桥湖塘的乡下，有一位叫胡阿寿的农民喜欢美术，借鉴绍兴传统的花雕工艺制作泥塑浮雕，取名越塑，并将古画《八十七神仙卷》用越塑手法仿制出来，非常出色。一个冬日，我一个人赶到湖塘某村，在村里一条马路边的一间小房子里找到了胡阿寿。当时他的居所很小，好像只有两间房，他与老父亲还有儿子一起居住。房前是马路，房后是山，属于他的空间非常有限，他就在有限的空间里专注于越塑创作。

他的《八十七神仙卷》作品，是用一块长两米、宽六七十公分的木板作底板，然后在这块木板上用特制的泥掺合胶水一点点堆塑，将八十七位神态各异、服装奇特的神仙一一按照原画塑出来，有很强的雕塑风味。之后，他用油彩装点神仙，而原画只是线描的黑白画。

我对他的创意很感兴趣，问他怎么会想到用浮雕手法来制作这幅工程浩大的作品？他回答，因为喜欢。制作这幅作品足足花费了他差不多一年时间，因为他是个农民，白天要下田干活，创作只能利用晚上或者空闲时间。我注意到他的一双手，非常粗糙，手指上积着厚茧，但这双手不仅能捏着锄头在田间劳作，还能握着画笔和塑刀完成他心中的梦想之画。

这次采访让我对阿寿产生兴趣，我们断断续续有过多次来往，他到过我的家里，可是我没有再次去过湖塘，去过他的家。在交往中，阿寿向我讲述了他在追求艺术道路上发生的一些趣事。如挑着一担番薯居然去了杭州，去了现在叫中国美院那时叫浙江美院的教授们的家。教授们不认识他，但他知道教授们都是大画家，他虚心求教，番薯就是礼品。那个年代，名人大多没有架子，教授们惊讶于一介农民登门造访，他们将阿寿请进屋，从基础给他讲起，当场挥毫示范，非常耐心。阿寿非常开心，这一开心居然不走了，他说他在王伯敏教授家曾经住过一个星期，同桌吃饭。王伯敏，一个顶级的美术理论大家，在美术界举足轻重。阿寿说他还是肖锋先生的座上客，肖锋曾经担任过中国美院的院长。

阿寿有点不安分。后来年纪渐大，他对越塑这一项有体力要求的制作不能胜任了，于是就制作木版画。他突发奇想，要把他的木版画作品推向市场，于是在鲁迅故里的百草园租了一间商铺，专门销售他的木版画作品，算是旅游产品。他的商铺开张的时候我去看过，我为他的大胆捏了把汗，这种木版画会有人买吗？而当时又是疫情期间，游客稀少。不过熬过了一段困难时段，他告诉我生意好起来了。因为要制作作品出售，他重新回到湖塘乡下，一个人独居，早上下田种菜，然后就是忙着制作，三五天进城一次送作品，商铺由妻子打理，他过着半艺半耕、半隐居半小老板的生活。年过七旬的他，一辈子就是折腾，为他的理想折腾，为他的艺术折腾。他算不算成功人士，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农民靠他的坚持，挣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梦想和快乐，这就是幸福了。

胡世庆是通过阿寿的介绍认识的。彼时，他的《红楼梦》研究经媒体报道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家称其为“农民红学家”。我是因为他完成了一部洋洋大观的《中国文化史》去采访他的。他的家在柯桥古镇，在一间有点阴暗的小房间里，他坐在床边，我坐在他准备的一把椅子上，墙上挂着一幅丰子恺赠送给他的画，使这间狭隘的小屋有了一丝艺术氛围。

胡世庆跟阿寿性格完全不同，他沉着，不善言谈，往往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尔后用一双充满智慧的眸子看着你，等待下一个问题。因为出身原因，他没有上学的机会，他的大量学问都是通过自学习得，而这种自学又是在十分艰苦的农耕生活之余。他放过牛，种过田，有一段时间还睡在牛棚里，牛在旁边吃草，发出窸窸的声音，而他守着一盏油灯，捧着一本线装书，读得津津有味。

100万字左右的《中国文化史》完成后，他寄给了一家出版社，谁知这家正规出版社将书印得错字连篇。胡世庆要跟他们对簿公堂，他的气愤我能理解，但我不主张打官司，我劝他还是协商解决为妥，如重印，但他坚持要诉讼，要对方赔偿损失。最后我也没有关注此事，只是将他写作《中国文化史》的艰辛及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介绍了一番。一个农民学者独立写“史”，这要多大的积累，多大的学问啊！后来，世庆从柯桥搬到了城区，他对自己所著的《中国文化史》并不满意，还在那里打磨修改，想将其改得更完美些。再后来，我听到他撒手西去的消息，心里难过了一阵，一个有学者资格的农民，虽然没有任何职称，但用他的论文、著作给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前几天，孙伟良给我发来20多张照片，有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刊物上的文章，其中两张是我20多年前写他的一篇通讯的照片，那篇通讯的标题是《白天换煤气，晚上求学问》。我记得，我是在齐贤他的家里采访他的。一个靠给人换煤气维持生计的农民，却偏偏爱上了文史，尤其是对地方志情有独钟，几乎将有限的余暇统统利用起来，读书，学习，研究，居然也写出了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引起专家和学者的注意，被邀请参加学术研讨会。这是怎样一种奇特的生活，孙伟良又是怎样一个奇特的农民啊！

骑着一辆三轮车，沉甸甸的煤气罐装满一车，然后一家一家地走，将煤气罐扛着送到人家的厨房，这样才能赚得一点微薄的收入。他靠这种重体力活养家糊口，将女儿送去读书，成为一名空姐，又将自己的家改造了，拥有小园和小楼。他的书房很大，书橱很多，大书小书整齐地排满书橱。前几年为借一本书，我又去过他家。他不年轻了，却依然在送煤气，告诉我再做几年可以不做了，他有养老保险，届时就可以尽情地做他喜欢做的地方志研究了。

我很有幸，见证了这三位农民朋友知识化的经历。知识未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没有转身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改变了自己，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而是有知识的农民，并且凭借着自己掌握的知识或技艺让自己活得精彩，这就够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就是让自己活得精彩吗？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