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前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我才把这本李硕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翻看了一遍。此书于202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该书因其翔实的历史资料和严密的叙事逻辑，得到了众多赞誉，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读后曾说“要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也曾评价，“王国维之后，商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而李硕则把这一重要性，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作者李硕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等，在《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说真的，读历史，尤其是上古史，我劲头不大，并且李硕是围绕考古发掘的结果来展开论述的，我兴趣不大。但《翦商》一问世，各方反响很强烈，加上传出作者身患绝症，更是成为一时热点。所以，我还是去翻开了书。但学术专著，对我这个老头来说，读来有点累，所以有闲心时看一段，一有其他事就扔下，这种看书情形在我是头一回。

翻过这本《翦商》之后，还是有几点杂想的：

其一，李硕全力论证了商王朝是大量盛行人祭（杀人向鬼神献祭）的事。他从有关的考古发掘资料一一剖析，不厌其烦地梳理殷商时期各种墓葬，描述在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和场景下人所遭受的非人虐待，并进而认为殷商时期人祭盛行，令人心悸。而这一点，是很多史学家不愿意承认的。李硕很有想象力，认为周文王的长子、周武王的长兄伯邑考就是被商纣王杀掉致祭的，“周公吐哺”是因为周公在进食时每每想到伯邑考被作为祭品就忍不住要呕吐，而不是什么礼贤下士的举动行止。这倒也难为李硕了。可以说，这是许多专业的学者所不曾想到的。

其二，李硕分析，在商的祭祀传统里，可能献祭人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戍嗣子一族可能因为为纣王办事得到鼎的赏赐，跻身贵族，又因为得罪纣王而被残忍灭族。李硕写道：“可以发现，主办者对于这次献祭有充分的准备，从祭祀坑的制作到每个杀祭步骤，都可谓一气呵成，它不是简单的屠杀，尸身摆放、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放入各种祭品等环节，都执行得有条不紊”。而这一切，在周代以后的历史中被刻意抹去，在许多人的美好想象中，先祖们过的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其实上古时代的真相是残酷的。

其三，李硕将周灭商的过程称为“翦商”——周文王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或者说，周文王是偷偷地用商人的技术来为自己推翻商朝服务的。在《易经》中，周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极度危险的（当时周还是商的边陲附属小国），绝不能言明。其中《坤》卦有句“含章可贞”，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二字就是“翦商”，“含章可贞”的意思就是：翦商之事可以通过占卜来预测。“翦”与“剪除”的“剪”同音，本意是指初生的羽毛，引申为将羽毛齐根剪去——周文王、武王、周公等几代人的努力，便是要将以神鸟为图腾的商的文明印记在中华大地上去除干净。

其四，李硕认为华夏文明的新生是从周灭商以后才开始的。从龙山时代、夏代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李硕称其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了世俗的人文主义的立场，与极端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鬼神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

其五，李硕还认为，最早对于殷商这段尘封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孔子距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五百年，“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李硕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索到真实历史后作出的决定，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孔子编辑儒家“六经”，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

不同于以往的文集，李硕特别为本书的12个主题，撰写了12篇导读，坦言自己为什么想到这些题目、这些题目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写出它们。李硕坦承“人性最难写”。在导读中他写道：“我感叹自己的想象力太有限，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人类的虚构能力真显得过于渺小。”

不管如何，李硕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有其不少自己的见解和发现，当然，也有不少人们并不认可，这也是正常的。著名历史学专家葛剑雄说：“李硕的研究范围远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但即便是我比较熟悉的方面，也都能发现他独特的视角和见解，显示了他的天赋和潜力。”

作者系绍兴读者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