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绘画世家，马远的命运注定生而为画。他大概从小就知道自己会像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伯父和哥哥一样，成为南宋宫廷画院的画师。

大约在1189年宋孝宗年间，还没到而立之年的马远入职画院，成了在天子身边画画的人，并在接下来的光宗和宁宗两朝，担任画院待诏。

宋代的皇帝们不少擅长书画，好像更爱那个在笔墨里的自家的江山。作为一名为审美卓越的皇帝作画的画师，马远自然要精湛于各种题材和技法，他的人物造像继承家传，花鸟百兽、山水、杂画也都在父亲和兄长的教导下，熟稔于心。

对马远影响最深的是前辈李唐，其与马远的曾祖父是徽宗时期画院的同事。马远师法李唐劲峭的大斧劈皴山水，逐渐演变出属于自己的更为干练写意的画风，成为了南宋山水画历史中最重要的艺术家。

全能的马远在当时独步画院，是宋宁宗和杨皇后最喜爱的画师。他传世的作品上，很多都有帝后的御题，特别是杨皇后，有她钦印的题诗伴同、注解了很多马远的画。后人已经分不清是同样才情过人的皇后视艺术家为知音，为他的画境赋诗抒怀，还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据皇后命题作画，带她在画作中去看现实世界中看不到的山河美景。

在马远的作品《月下把杯图》上，杨皇后钦印题诗“相逢幸遇佳时节，月下花前且把杯”，在《踏歌行》，杨皇后题诗“……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

马远画中看似国泰民安的赵宋王朝，那时候已经历过北宋的繁华荣辱，辗转南迁，定都在临安大半个世纪了。

山川不移，家园流转。

北宋时期山水画里描绘的北方山川，那时候被金人占据，已不再是大宋的江山。前人笔下崇尚的重墨全景、汉唐的壮阔气韵，逐渐淡出了南宋的画卷。

江南的山水旖旎，悄然改变着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偏安在南宋的艺术家们用一种更为细腻、空灵的表达，逐渐开创出新的叙述视角：马远标志性地将画面分作远近空间，近处只画景色的一角，常常是浓墨斧劈皴勾画出的苍松和山石，再由云烟空境过渡到远处；远处有时是淋漓的山川，有时只有一轮孤寂的圆月。

后来同为南宋四家之一的夏圭，也用半边山水的不完整性构图，为南宋“残山剩水”的绘画风格作了最好的注释。后人说南宋人用这种“边角之境”，对那个时代的自然全貌做了禅意的想象，也是对残缺的祖国山河的诗意隐喻。

尽管追随者众多，史料里对马远的生平记载却寥寥无几。马远游历过多远，他画里的山川河流有没有亲身去看过，这些我们不得而知。耐人寻味的是，他传世的隐士题材画作里常出现一个文人老者，这个老头的穿衣风格、侧面长相和发型，以及他带在身边的小侍童，都像极了同一个人！也许，手持神笔的马远，将他自己画进了画里，游历了现实中他不能去的山川和时空。

马远在类似隐士题材的作品里“到此一游”。喜欢松树，喜欢拥有一轮明亮的圆月，他就让自己出现在明月清辉的夜里，静静地坐在风松之间、清泉边上；想去三百多年前柳宗元诗里的寒江上，不钓鱼，只为钓雪。他便带上自己心爱的那支带轮轴的钓竿，只在画面飞上两三缕淡淡的水纹，计白当墨，把自己放逐在了万物消逝、物我两忘的天地中。在马远《寒江独钓图》画里，历史上首次图像记载了滑轮钓竿！

宋代推行儒家理学，讲究“格物致知”。从宋徽宗开始，画院就注重对描摹的事物进行客观细致地再现。

而在南宋宫廷的高墙之外，放弃现实物质以明心见性的禅宗思潮在文人中蔓延着，也许这正为当时的南宋人提供了一个自我与动荡不安的现实世界的相处之道。比如，工笔写实卓越却偏爱纵笔写意，不屑加入画院的泼墨画家梁楷，还有后来南宋末年在六只小柿子里参悟的画僧牧溪，他们跳脱古法，不受拘束，画着随性又天真的画。梁楷《泼墨仙人图》、牧溪《六柿图》，这两位南宋画家的风格在当时被边缘化，但却对日本的禅宗绘画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马远身处宫廷画院内，目睹着南宋皇室与朝廷复杂的政治纷争，却要用画笔为帝后歌颂短暂的繁盛。他一定羡慕过画院之外自由自在的绘画气氛，向往他年轻时在笔墨间神游过无数次的大宋山河。

马远的那些隐士画上少有宁宗和杨皇后的题字，它们应该不是为皇家命题而作，是马远画给自己的。画中的那个老者痴痴看着干净澄澈的明月，听苍松与山泉和鸣，在寒天里钓得空白无相的雪……他已然看透世间悲喜。

在他到过的时空里，马远去过多远？可能他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水图十二帧》里的烟波细浪上，马远画了两只掠过水面的飞鸟，也许那是他、杨皇后、赵宋皇帝，或是南宋时期命运注定飘摇的每个人的终极化身：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越牛新闻综合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