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已过，万物已醒。谷雨将至，百谷欲登。又是一年的祭禹大典即将举行。

绍兴大禹陵作为神州大地唯一确认的大禹陵寝，其历史价值无与伦比。本文从解读大禹陵几通重要碑刻的独特角度，条分缕析大禹文化对绍兴文化乃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贡献。

●冯建荣

大禹的功德与精神、明德与道心，谱写在无垠的大地上，记载在无数的文献里，流传在老百姓的口碑中，自然也镌刻在大禹陵的碑版上。大禹陵既是大禹的安卧长眠之地，也是古往今来代代相沿、从未中断的祭祀朝圣之地，更是中国有关大禹的历代碑版最为集中之地。

禹陵碑版世无双

大禹陵碑版有五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拥有数量多。现存置于大禹陵碑房及陵庙的各种碑版，仅收录于《大禹陵现存碑版研究》一书当中的，就有62方之多。另外，堙灭失传，无从考实，而见之于地方志及金石类文献的，尚有13方。分别为：隋史凌正书《禹庙碑》；唐崔巨撰，段季良正书，立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禹庙碑》；唐崔及撰，马积正书、篆额，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复禹衮冕并修庙记》，碑阴刻时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薛苹祈雨唱诗；唐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孟简等十一人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题名其上，次年又增题刘茂孙等二人名的《禹庙题名碑》；唐崔词撰，越州长史宋之问诗附，杜专正书，立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的《谒禹庙诗碑》；唐庾肩吾、孟简撰，谢楚行书之《禹庙诗碑》；唐郑鲂撰，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元稹书之《禹穴碑》；唐会稽公徐浩撰并书题之《禹庙诗碑》；唐柳宗元撰之《涂山铭碑》；唐人《禹庙题名碑》；宋诸葛兴撰《大禹陵颂碑》；元韩性撰《绍兴路修禹庙碑记》；元邓文原撰《元帝禹庙碑》。

二是时间跨度长。现存碑版，从最早初刻的秦《会稽刻石》算起，至今已有2230多年的历史；即使从其元初重新摹刻的时间算起，至今也已有700年的时间了。与此同时，大禹陵也新添了若干现代的碑版。

三是涵盖内容广。这些存世的碑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社情、民风、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堪称包罗万象、百科全书。

四是文物价值高。这些碑版，历经天灾人祸，阅尽世间春色，得以留存至今，实在是殊为难得，弥足珍贵，堪称无价之宝。

五是镜鉴意义大。这些碑版，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经世致用意义。它们具有补历史的作用，有助于补证正史；具有添信息的作用，其中保存着丰富多彩的历史资讯，是后人了解历史真相、还原历史风貌、传承历史文脉的重要依据与途径；具有兴文艺的作用，因为它们促进了碑铭文体的传承，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中的《岣嵝碑》《会稽刻石》与窆石铭刻，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岣嵝文书寿无疆

岣嵝碑最初的形态是摩崖，因刻于湖南省境内南岳衡山主峰岣嵝峰的自然岩壁上而得名，是我国目前较为公认的最早摩崖，在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东晋罗含的《湘中记》、南朝宋徐灵期的《南岩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边，均有记载。

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何致从衡山手摹岣嵝碑，后又请人摹刻于岳麓书院。这就使得衡山岣嵝碑来到了岳麓山，走出了从摩崖到碑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广为传播人皆知的关键一步。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湖南长沙太守潘镒将岣嵝碑传拓各地，使得此碑从此闻名于世。浙江图书馆藏有近人诸暨余重耀旧藏的该碑明拓本，字口清晰，堪称善本。在衡山岣嵝碑原迹已佚的情况下，潘镒此举实在是功莫大焉。

大禹陵岣嵝碑，系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秋，绍兴知府张明道主修大禹陵时，特派幕僚安如山，根据嘉靖十四年（1535）秋南京礼部尚书湛若水刻于金陵新泉书屋的版本复刻而成的。碑通高389厘米，厚26厘米；其中碑额，高104厘米，宽145厘米，深雕二龙戏珠图案；正碑高285厘米，宽138厘米。碑的正文，自右至左共6竖行，满行13字，计77字，每字下方有释文或一或二，阴刻，字径14厘米，无年月。衡山碑自右至左9竖行，1至8行每行9字，末行5字，计77字，可见此碑已作重新排列。碑阴，有张明道跋语，楷书，阴刻，分8竖行，满行70字，计478字，字径3厘米。

岣嵝碑的内容，自古就有争议，然多以为与大禹有关，唐、宋、明、清的诸多诗作，均持此说。如唐刘禹锡的《寄吕衡州》、韩愈的《岣嵝山》，明朱翊銮的《禹迹亭》、崔应科的《禹碑》，清沈一揆的《禹碑》。其实，即使持此一说的，在对碑文的具体释读上，也不尽一致。代表性的，有明杨慎的释文。

当代学者曹锦炎先生在《岣嵝碑研究》一书中，对其铭文作了与众不同的识读。他进而认为，“岣嵝碑是越国刻石”；其文字是“南方流行的特殊字体即鸟虫书”；“内容是一篇祭祀南岳衡山的刻辞”，表明“越灭吴后，越国的势力范围可能已达衡山一带”。

岣嵝碑是一座尚待深入发掘的富矿。其一，碑的最初出现时间尚无定论，有待后人考证。其二，碑的内容尚存很大争议，有待释疑解惑。其三，铭文文字似篆非篆，书法深奥奇古，但总体上仍属鸟虫书一类，是鸟虫书的独特书写形式。然其历史渊源、构成元素，有待析缕分条。

鸟虫书是春秋战国时期，由越人为主使用，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然其影响却波及中原的特殊文字。这种文字，很可能是越人将自己原创的古文字与中原文字融会贯通后，进行加工升华的独创。这种独创，与古越人的鸟图腾直接有关，标志着古越人已经开启了文字书写艺术化的大门，文字书写向书法的发展进入了有意识的阶段，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由此而始。

字藏山河，书由鸟虫。鸟虫书既是一种文字，也是一种书体；既是越地书法的滥觞，也是中国书法诞生的一大标志。这是越人爱美之心与创造精神的生动而具体的体现。由此进而可以说，中国文字从单纯的记事工具变为多彩的书写艺术，是由越人首创的，是从越地开始的，越地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故乡。

会稽刻石意蕴丰

《会稽刻石》，因在会稽山而得名。会稽山之名，则因大禹当年在此大会诸侯、论功行赏、归葬安眠而来。《史记》写到“会稽者，会计也”。这是“会稽”之名的最早由来，也是“会计”一词的最早出典，表明大禹是会计的始祖，会稽山是会计的源头，越人是会计的典型。

会稽山是中华祖山，黄帝、尧、舜、禹等华夏的始祖、先祖都与会稽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稽山是中华首山，《周礼》《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都把会稽山列为华夏九大名山与四大镇山的第一位。会稽山是中华神山，自古以来，这里祭祀祖宗神灵、企盼得道升天、祈求安康福祉的活动十分活跃，氛围十分浓厚。

这样的一座名山，自然成了古越人世代生息的故乡，也成了越王勾践生聚教训、成就霸业的发祥地与根据地。司马迁认为，勾践有其祖上“禹之遗烈”。只可惜勾践的子孙们后来忘记了勾践“霸者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的临终告诫，先是为楚所灭，最终为秦所亡。

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至此，越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的一部分，融入了华夏民族大家庭的统一版图。秦在吴越故地设置会稽郡，并以会稽山来命名，既表明了朝廷对这一地区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了会稽山是大秦江山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标。这种表明，接下来马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便是秦始皇巡越。

《史记》中记载，“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秦始皇出巡时所立的九通刻石中的最后一通刻石——《会稽刻石》由此诞生。秦始皇不顾万里之遥、舟车劳顿，不惧水波之恶、风雨严寒，以会稽作为此次出巡的目的地，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性，并集中地体现在《会稽刻石》上。

《会稽刻石》经历了初刻、增刻、亡佚、摹刻、磨去、再摹刻的一波六折。从秦始皇的刻立、秦二世的增刻，到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历经千年风雨，仍岿然屹立。而从北宋初欧阳修、北宋末赵明诚在分辑《集古录》《金石录》时均未录《会稽刻石》来分析，可能唐末宋初，此碑已经亡佚。这就使得今存的《会稽刻石》有了极其重大的价值。

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五月，承德郎绍兴路总管府推官申屠駧有感于《会稽刻石》“磨灭久矣，好古博雅者盖愿见而不可得”，“乃以家藏旧本摸（通‘摹’）勒，置于会稽黌舍”。与此同时，他还将家中旧藏南唐书法家徐铉所摹《峄山刻石》，摹刻于碑阴。《峄山刻石》是秦始皇出巡时所立的第一通刻石，可惜北魏时就已亡佚，原拓本亦无传。故此，绍兴《峄山刻石》显得尤为珍贵。

清康熙（1662—1722）年间，申屠駧摹刻的《会稽刻石》碑文被人磨去。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绍兴知府李亨特再据申屠氏本复刻于原石，以自跋代申屠駧原跋。后陆续有翁方纲、阮元、陈焯等题名。

1987年，《会稽刻石》从原址稽山中学移至大禹陵碑廊，并置屏保护。

《会稽刻石》碑高225厘米，宽103厘米。碑阳正文12竖行，行24字，计288字，字径高7厘米，宽5厘米，阴刻，其中除“卅有七年”《史记》载为“三十有七年”外，余无一字之差。碑阴正文11竖行，满行21字，字径高7.5厘米，宽5.5厘米，阴刻。《会稽刻石》与《峄山刻石》在越地一阳一阴，互为表里，也算得上是真正的珠联璧合、交相辉映了。它们虽历经曲折漫长的两千多年，屡遭亡佚磨灭，几经翻刻摹勒，然其灵魂精髓始终浑朴如一，文化底蕴仍然深厚如常。

其一，《会稽刻石》促进了文字的一统天下。作为迄今发现的文字最多的秦代刻石，它不仅是研究秦代历史和文字发展的珍贵资料，而且对于当时“天高皇帝远”的越地，切实实行“书同文字”，真正融入大秦江山，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与推进作用。

其二，《会稽刻石》树立了我国的书艺丰碑。汉字到了秦代，产生了两个历史性的飞跃：一是书写字体规范为李斯小篆，二是书法艺术开启了隶书新风。李斯撰文并书写的《会稽刻石》，作为典型的小篆，集中地展示了秦时规范化的小篆字体与书艺，为汉字笔顺的统一与固化提供了楷模，为小篆书体的推广与普及树立了样板，并进而对后世的隶、楷、行、草诸体，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三，《会稽刻石》流衍了神州的刻石之风。它加速了刻石由“石”向“碑”的流衍，实际上与后来的碑已颇为相近了。正是在秦刻石的影响下，碑刻文化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也由于《会稽刻石》的渊源，绍兴得开风气之先，在琳琅满目的刻石文化园里，大放异彩。清嘉庆（1796—1820）年间，邑人杜春生辑《越中金石记》20卷，收录辑存与阙访碑版656通。

其四，《会稽刻石》初成了独特的碑铭文体。碑铭文体正是在以《会稽刻石》为代表的秦刻石文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与其他文体共同汇聚成浩瀚的中国古代文学之海的。自汉以来碑碣云起的动人景象，正是由以《会稽刻石》为代表的秦刻石文化奠定基础的。

其五，《会稽刻石》成就了越地的第一美文。刻石为四言韵文，三句一韵，共24韵节，文辞隽永，文风庄重，文思畅达，文字易读，文意易记，是极佳的碑铭文，堪称古越大地上诞生的第一篇美文。它与《兰亭集序》文辞宛若天成，堪称文章双绝；书艺精美绝伦，堪称书法双绝；文辞与书艺珠联璧合，堪称文、书双绝。这是越地黎民的骄傲，也是民族文化的华章。

其六，《会稽刻石》宣省了越人的风俗习性。其中“男女洁诚”“男秉义程”“咸化廉清”“大冶濯俗”“皆遵度轨”“和安敦勉”等思想，至今仍有积极的教化意义。越地从最初的荒服之地，发展成为后来的斯文之乡，无疑是与由此而始的宣省并经长期以来的潜移默化密切相关的。

窆石题铭神采扬

窆石位于禹庙东首，是大禹陵最有代表性、最具神秘性的文物。石呈圆锥秤砣状，高209厘米，底围230厘米，顶有孔，径9厘米；上覆八角亭。

窆石传为大禹下葬工具。《越中杂识》认为，“禹葬于会稽，取石为窆，盖用以下棺，故顶上有穿状如秤锤，所以系绳也”。石上保存了近两千年间不同时期的题刻20余处，其中基本可识读者十有四五，书体有篆、隶、楷、行等，均阴刻。

关于题刻的最早时间，大体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始刻于汉顺帝永建元年（126）五月。宋代的赵明诚及嘉泰《会稽志》等，均持此说。赵明诚在《金石录》目录中，列出了家藏的金石碑题2000种，将《汉窆室铭》列为第49，载明铭刻时间为汉“顺帝永建元年五月”。宋嘉泰《会稽志》载：“禹庙窆石遗字，直宝文阁王顺伯《复斋金石录》定为汉刻。”

清代的张希良、朱尊彝、杜春生以及《越中杂识》与乾隆《绍兴府志》等，在认定其为汉刻的同时，进一步指明这是展祭之文，只是对书体的认定上有篆、隶之不同。清初的浙江督学张希良，在实地考察后，撰成《窆石汉隶考》，其中写道：“以意属读，得二十九字，盖汉代展祭之文。”《越中杂识》载：“石本无字，汉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题字刻于石”；“康熙初，浙江督学张希良曾拓之，以意属读得二十九字，盖汉代展祭之文”。乾隆《绍兴府志》专设“汉刻禹庙窆石题字”条，其下载“永建元年”，具体内容与《越中杂识》所记相似。乡贤杜春生在《越中金石记》中，也赞成“汉刻”之说。总体而言，此说似较为可信。

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三国时吴末帝孙皓（264—280在位）记刻。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引《舆地记》，其中写道：“禹庙侧有石船，长一丈，云禹所乘也。孙皓刻其背以述功焉。”清时金石学家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也持此说。

鲁迅先生专门作过《会稽禹庙窆石考》，也主张为三国吴孙氏刻，认为“其所刻时或谓永建，或又以为永康，俱无其证”。他进而又从字体与孙氏喜好进行分析后指出，其“字体亦与天玺刻石极类，盖为得其真矣”；“盖碣自秦以来有之，孙皓记功其上，皓好刻图，禅国山、天玺纪功诸刻皆然”。鲁迅这里写到的禅国山、天玺，分别指的是孙皓天玺年（276）所立的《禅国山碑》（在江苏宜兴）和《天玺纪功碑》（原在江苏江宁，已亡佚）。

禹庙窆石除上述题刻外，尚有几处可识。如：宋代嘉兴人、理宗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与陞隶书题刻，1行12字：“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元代河东太原（今属山西）人员峤真逸，即李倜，字士宏，官至集贤侍读学士，正书题刻，2行14字：“员峤贞逸来游。皇庆元年八月八日”。

窆石题刻内容丰富，题者知名，书体众多，足见越中书法之源远流长，人文之辉煌灿烂。

大禹陵的碑版刻石，是大禹的丰碑；大禹的陵庙与祀典、丰功与伟绩、明德与道心，更是大禹的丰碑。大禹的丰碑，一如伟大的里程牌，指引着华夏儿女充满文化自信，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清明已过，万物盎然。谷雨将至，百谷欲登。又是一年的祭禹大典即将举行。

在昔洪灾骇浪滔，人为鱼鳖难亡逃。

大禹胼胝担重任，圣王苦焦创夏朝。

会稽诸侯统天下，泽被遐荒济众兆。

今具珍果兼佳酿，尤盼我祖佑风调。

愿我华夏大地禹风浩荡，荡涤污泥浊水，长保风调雨顺！

愿我华夏儿女春风如意，意得良辰美景，尽显神清气爽！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