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禹治水故事的源头在越地

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先秦时期的《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山海经》《楚辞》《荀子》《韩非子》《管子》《庄子》和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典籍，以及历代的地方志里，均有大量的记载。

这就说明，大禹治水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而故事的起源，正是在以会稽山为中心的越地，并且正好与卷转虫海进与海退相关系。

发生于距今1.5万年前的那次卷转虫海进，使得越族先民被迫从坦荡宽广、气候暖热、水土资源丰富的今宁绍平原向四处流散。他们中的一部分为生活所迫，漂洋过海；一部分向周边地势较高的陆地、山地迁徙；更多的则是辗转进入到了南部的会稽、四明山区，成为了《越绝书》中所称的“内越”，过起了《吴越春秋》中所记载的“人民山居”，“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艰难生活。

这些“山居”的“内越”人，从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中，知道北边那片被海水吞噬的地方，是他们世居的故乡，因而渴望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有朝一日帮他们驱除洪魔，让他们离开度日如年、崎岖贫瘠的山地，回到魂牵梦萦、平坦肥沃的故土。这个伟大的神明，正是以越地为中心点而传播开来的禹。大禹治水成功的时间，与卷转虫海退时间，不谋而合，就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仅大禹治水的故事起源于越地，甚至连大禹治水的方法也导源于越人。怎样的水环境产生怎样的治水思想。只有像越地河流短促、沼泽遍地这样的水环境，才能产生“疏导”这种治水的思想。大禹治水的故事从越地传到北方，反映越地水环境的越人的治水思想，也随之传到了北方。

由此足以证明，不仅大禹治水的故事起源于越地，其治水的方法，也导源于越人的创造。正如2023年7月26日《光明日报》刊发的陈胜前《有关夏朝的三个误解》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浙江本地有大禹的传说，治洪水的故事可能被嫁接到了中原。”

二、大禹在越地的系列活动

大禹是人不是神。大禹的故事，不是空穴来风的神话传说，而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大禹与今日绍兴的关系。从文献典籍的记载，以及今浙江省行政区域范围内209处大禹文化遗迹、今浙江省绍兴市行政区域范围内127处大禹文化遗迹来看，大禹在於越人的活动中心——今日之绍兴，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活动。

一是娶妻涂山。《史记》中记载，“禹曰：‘予娶涂山。’”《越绝书》中记载，“涂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尚书》中也记载，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这些文献记载告诉人们，大禹不但在会稽山娶了妻子，还生了儿子启。

二是得书宛委。《吴越春秋》中记载，大禹“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可见，大禹治水是得到了理论指导的。

三是功终了溪。南宋宝庆《会稽续志》中记载，“王铚云：‘剡溪古谓之了溪。《图志》谓：禹治水至此毕矣。’”今剡溪西岸嵊州市区尚有禹溪村，村北有余粮石（禹余粮）、余粮山之名。南宋绍兴签判王十朋在实地考察后，留下了“禹功终了溪”“余粮散幽谷”等诗句。

四是会稽诸侯。大禹治水成功后，深受拥戴，众望所归，拥有了会诸侯的权力。《左传》中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韩非子》中记载，“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吴越春秋》中记载，禹“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从此之后，越地有了一个标志性的地名——会稽山，会稽山也因此而曾在历史上排名中华九大名山与四大镇山之首。

五是诛杀防风。这件事发生在大禹会稽诸侯之时。《国语》中记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诛杀同为诸侯的防风氏，表明大禹已经拥有了对其他诸侯生杀予夺的权力，更何况防风氏还是一位有为的诸侯。

六是禅祭会稽。自古以来，祭祀名山大川是天子才拥有的特权。《史记》中记载，舜去世后，“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封泰山，禅会稽”。大禹大会诸侯于会稽，禅祭于会稽，既是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的象征，又极大地提高了会稽山的地位，扩大了会稽山的影响。

七是筑治邑室。《吴越春秋》中记载，大禹在越地“安民治室”，即安抚民众，营造房屋，使这里出现了“天下喁喁，若儿思母、子归父而留越”的动人景象。

八是化治越人。《越绝书》中记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吴越春秋》中记载，大禹“造井示民，以为法度”。大禹的这些举措，既有效地教化了越人，治理了越地，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举措，正是从大禹那里传承下来的。

九是归葬会稽。《史记》中记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墨子》中记载，“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可见，禹葬会稽，是历史定论。而《淮南子》中关于“农不易其亩”的记载，《吴越春秋》中关于“田无改亩”的遗嘱，更是表明了大禹丧事从简、忘我无私的精神。

基于以上这些文献记载和文化遗存，今天的绍兴人完全可以自豪地说：大禹是我们的。

三、大禹是立国始祖

大禹是越人的，这一点没错，但大禹同时也是包括越人在内的整个华夏儿女的，他是治水英雄，立国始祖，中华圣王，他为中华民族、华夏儿女留下了至伟之功、无上之德。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这段话的意思是，大禹聪明过人，又能吃苦耐劳；他不违背道德，仁慈可亲，言而有信；声音合于音律，举止符合法度，一举一动，严守规矩；注重严谨，是百官的楷模。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大禹的功德与精神，的确感天动地。《吴越春秋》中写到，“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连上天也为大禹对百姓的感情而感动，觉得大禹为民操劳太辛苦了，于是让群鸟在大禹死后来帮民众耕耘。

大禹无愧为一位德、才、行兼备的圣明帝王。他的历史遗产，集中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治平了洪水。大禹治平了滔天洪水，救万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治水英雄。

二是创立了国家。大禹通过治水，地平天成，鼎定九州，得出了“水可立国”的真理。他整合部族古国，设立九州区划，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夏朝，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国史，促进了中华大地的一统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了立国始祖、中华共祖。从此以后的中国，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以黄河、长江、辽河流域为主体的、基本的国土空间的局面与大一统意识，从未发生过变化与动摇。

三是铸就了国魂。大禹在艰苦卓绝、空前伟大、播惠至今的治水与立国实践中，凝炼和铸就了以精、一、危、微为主要内容的大禹道心，以爱民、礼贤、律己、应变、求新为主要内容的大禹精神，以尊重自然、顺应时势、和合万民、艾安天下为主要内容的大禹文化。这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巨大无形资产、生生不息的强大文化基因，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了世代中华儿女无限敬仰的伟大圣王。

治水英雄，立国始祖，中华圣王，既是对大禹一生的贴切评价，也是大禹形象的客观展示，更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他顶礼膜拜的原因所在。

四、历代祭禹

历代对大禹陵庙的祭祀，既有官祭，也有民祭，大体上分为五种情况：一是帝王亲临致祭；二是帝王遣官致祭；三是地方有司祭祀；四是禹裔宗亲祭祀；五是庙会社团祭祀。

最早到越地立宗庙禹祭的，是大禹的儿子启。启每年春秋派遣使臣前往祭祀。而后，大禹六世孙少康又封庶子无余于越，以守禹冢。根据《史记》的记载，大禹苗裔句践的一项重大使命，也是“奉守禹之祀”。

最早亲祭大禹的帝王，是秦始皇。《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上会稽，祭大禹”。秦始皇祭祀大禹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表明大秦江山是对大禹江山的一脉相承。

最为难得的祭禹，是自汉至元的1500多年间，对修禹庙与祭大禹的坚持不懈。

最为隆重的禹祭，是明清两朝与民国时期。明代时，对包括大禹陵和宋六陵在内的先代帝王陵寝的守护、修营和祭祀，胜于以前各朝。今日大禹陵陵园的格局，正是在明代绍兴知府南大吉任上形成的。清代祭禹，呈现出了次数频繁、皇帝亲祭、礼仪隆重三大特点。其间，共有7帝遣使祭禹43次；康熙、乾隆还亲临禹陵致祭，行三跪九拜之最高礼仪。这就表明，崇禹、尊禹、祀禹，已成为华夏民族的共识。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而祭禹活动之多，却是前所未有，表达了人们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对大禹的特别思念与精神寄托。

对大禹陵庙最自觉、最自信的保护、修缮与祭祀，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初，大禹陵庙的保护与修缮，即引起了群众的关注与政府的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大禹陵庙的保护工作也得到了不断的加强。

1995年4月2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与绍兴市人民政府在禹庙正殿，举行了隆重的“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典礼”。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公祭，标志着传承4000年之久，已中断了60年的公祭大禹陵传统的恢复。

进入21世纪，修禹陵、祭大禹被赋予了续文脉、明荣辱的崭新含义与崇高使命。2006年3月28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专门致信绍兴公祭大禹陵活动，指出“公祭大禹陵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都是有益的”（习近平《祭大禹，续文脉，明荣辱》，《绍兴日报》2006年4月2日第1版）。2007年4月20日，文化部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行公祭大禹陵典礼，标志着新中国的祭禹，已上升为国家级的祭祀活动。这是当代中国人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文化自信，也是当代中国人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

五、大禹文化走向世界

其实，对于大禹的崇敬与祭祀，不仅仅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的专利，因为大禹文化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大禹是原始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认知象征，他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文明进步，给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人民带去了福祉，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境外大禹文化圈。

日本是海外接受大禹文化影响的典型代表。大禹在越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活动，在日本，带“越”的地名极多，从南方到北海道，可以说遍及全国。

日本至今直接与大禹有关的遗迹有91处之多，遍布于日本的四面八方。其中的18座纪念碑，建于1894年至1972年中日两国的战争与敌对期间，表明了在中日交流的民间长河中，和平选项可以超越政治障碍，人文交流可以突破战火重围。既往的历史，前人的智慧，令人深思反省，值得引以为鉴。

大禹文化传播到日本，是日本主动移植中国主流文化的结果，而其中的遣唐使与中国的文化典籍更是功不可没。“四书五经”与《史记》是流传到日本的首批杰作，其中提到大禹的有52处。另外，在保存中国古典的目录记载典籍《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出现的与夏禹名有关的书目，有696次之多。

其实，日本平成年号的源头，便是中华典籍《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四字。水土治理为“平”，万物丰收为“成”。这四个字所表达的，正是上古贤王治理天下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大禹的伟大与被推崇信奉，正是在于他对这四个字的身体力行，付诸行动，见诸实效。

大禹文化在日本经受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拥有了十分丰富与深厚的积淀与底蕴，正在升腾出无穷无尽的光芒。2010年10月18日，日本举行了第一届禹王文化节。2013年7月7日，日本禹王文化节委员会又举行了第三届禹王文化节，同时决定该节每年在大禹纪念地轮流举办；这一天，日本全国性的大禹民间研究组织“治水之神禹王研究会”，也正式宣告成立。

大禹文化不仅是中日友好的见证、中日交流的使者，而且还更应当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主力。

大禹文化不仅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髓与灵魂，而且还可以为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底蕴和历史智慧。

绍兴作为大禹故事的源头，其在大禹文化的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的地位举世无双，所起的作用，也应当是无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