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剑精神一脉传

李永鑫 

一部绍兴史就是一部“胆剑精神”发展史，“胆剑精神”是我写作《简明绍兴史》的一根红线，也是绍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因，更是解剖绍兴现象、讲好绍兴故事的一把钥匙。

在远古时代，绍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先越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从嵊州小黄山文化至今已有一万年之久的历史了。虞舜、夏禹在绍兴的众多传说和古迹遗存，反映出绍兴在4000年以前中国文明时代的肇始阶段也占有重要地位。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虞舜出生上虞、避尧子丹朱于上虞；夏禹治水功毕，会诸侯于会稽，死后葬于会稽山，所以古人说：“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圣，越兼其二焉。”

舜、禹故事是胆剑篇的序曲，舜、禹精神是胆剑精神的源泉。

禹六世孙夏后帝少康封其庶子无余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辟草莱而邑”，建立越人方国，越国开始进入历史的视野。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历二十余世至越王允常，拓土始大，与北方吴国开始了争霸之战。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后称霸，至越王无彊，拥有淮泗以东江南土地，与齐、楚诸国争雄。公元前222年，秦大将王翦平定江南，越君降秦，越国灭亡。

于越部族聚居中心先在会稽山腹地，后来扩散到平原、沿湖、沿海地区。农业、养殖业、手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即位后，将都城迁至山北冲积地带上，由于都城处于游移状态，所以迄今也无城迹可寻。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自吴返国，委派范蠡以今卧龙山孤丘聚落为中心构筑新都，这就是今日绍兴城的开始。范蠡所筑蠡城是当时与吴国姑苏并列的江南两大都城。

越国时期，是绍兴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胆剑精神原发的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胆剑精神横空出世，成为越国军民血液里的基因。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以原吴越旧境置会稽郡，设郡治于吴（今苏州）。公元前210年，巡视江南，并“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秦德”，以安抚威慑越人。又强迫移民，将世代聚居会稽的越人，强行迁徙到今浙西和皖南地区，而将天下“有罪适吏民”迁到大越，并改大越曰“山阴”。成为绍兴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两汉前期，会稽郡治在吴（苏州），领山阴等20余县。东汉永建四年（129）吴、会分治，钱塘江以北置吴郡，郡治在吴，钱塘江以南置会稽郡，郡治设于山阴，山阴是当时浙江第一大城。

东晋“永嘉之乱”之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许多士族大姓，携宗族、部曲、宾客及同乡同里纷纷南迁，随从一户南迁的往往有千余家。会稽远离战乱，社会安定，兼山川秀丽，成为北方士族大姓安家落户的理想之地，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繁荣局面。六朝时期是绍兴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隋唐时期，越州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位居全浙之首，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说道“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而越州尤为富庶，被唐诗人杜牧说成“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

隋开皇十一年（591），越国公杨素修建郡城，史称“罗城”。从此确立了今日绍兴老城以环城公路为界的大致轮廓。唐时，越州领八州，为浙江东道道治所在。越州城规模已相当可观，是“苏会”齐名的大都市，并且商贸活动也已十分频繁。

从秦汉以下，经六朝到隋唐，约一千年时间，越国的胆剑精神开始转化为开山治水，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的动力，此时的典型事件是筑鉴湖修筑和浙东古运河开挖。通过数十代人的艰苦奋斗，使“山会地区”从荒蛮之地，变成了江南鱼米之乡，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回跸越州，以州治为行宫。宋建炎五年（1131）正月，改元“绍兴”。10月，升越州为绍兴府。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郡守汪纲重修罗城，设厢坊和各个集市，从此形成了绍兴城路衢和商业网络的城市格局，直至清末和民国，无多大变化。历史上称此为“宋城”。“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绍兴地望为世所瞩目，与金陵相抗衡。

南宋时期，国难当头，宋高宗赵构驻跸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学习越王勾践，发扬胆剑精神，促使绍祚中兴，是胆剑精神的再次弘扬和践行的重要时期。

明清两朝，绍兴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方面，纺织、酿造、制茶、锡箔等规模扩大，出口增加，率先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辛亥革命时期，绍兴革命志士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以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为宗旨，组织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创办大通学堂，培养训练会党骨干，并以此为大本营，组织光复军。发动皖浙起义，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绍兴就有了党的活动，建立了浙东革命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进行了抗击日寇侵略和推翻腐朽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迎来了绍兴的解放。

辛亥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在这数十年的生死存亡斗争历程中，绍兴的先贤发扬胆剑精神，冲在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最前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委、政府全面接管农村、城市，组织工作队，开展农村工作，稳定社会秩序。之后，通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绍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1982年，绍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同时，绍兴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与沿海发达地区一起走在前列。

新时代绍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得益于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尤其是胆剑精神的弘扬。2004年，绍兴市委开展了以“胆剑精神”为内核的绍兴精神系列大讨论，此后，绍兴广大干部群众，弘扬胆剑精神，贯彻“八八战略”，谱写了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新的胆剑篇。

作者系绍兴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乡愁记忆的唤醒

俞海萍

一本乡镇的地方志能做成什么样？说实话，在拿到手之前，我对《新昌彩烟文化志》并没有多少期待。但当这本大部头的书放在我面前时，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在我面前生动、鲜活、丰满起来了，那些我知道的、和更多不知道的故事，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那么乡镇村志就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在社会急速变迁、乡村大量消失的今天，乡镇村志既为我们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像，也以其丰富的编纂成果和文化内涵展现出深远意义。

新昌县回山镇，因海拔相对较高，时常云雾缭绕，自古就有“彩烟”之美誉。《新昌彩烟文化志》显然是一本高质量的乡镇村志代表。

它承载着乡愁故事，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宝库”。留得住乡愁、记得住乡音、忘不了乡思。书中，《饮食特色》篇，每一个节气中，属于彩烟人的特色饮食，记载得细细密密，清明捣麻糍、中秋吃圆沙、重阳做青团、过年蒸岁糕，童年的记忆和味蕾一同被唤醒，让我在2000公里外的北京“馋虫”上身。《方言俗语》篇，不仅对方言和俗语民谣进行了集萃和整理，还考证其根脉、归纳其特点、分析其内涵。没错，方言是胎记，饮食和语言，正是一个地方人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随时被唤醒，永远被铭记。

它展现了文化自信，是承载精神共富的“文化沃土”。我很惊喜地发现，《耕读传家》篇是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篇。在地理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的彩烟山水间，彩烟人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祖祖辈辈以耕为本、以读为先，民风淳朴，崇文尚礼，实为难得。此外，还对尽责尚忠、遵礼尚孝、清正尚廉、乐善尚义等传统美德故事进行汇编。这种文脉相承、美德相传，凝结成彩烟人身上的一股精神，为一代代人精神共富的文化沃土。

它描绘了乡村发展，挖掘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知所从来，方明所往。书中不仅有深厚的过往，还有鲜活的当下。最难写的是“当代史”，这种努力需要勇气。从乡贤名士的罗列，到民间文艺的整理，再到公共卫生的发展，无不展现了欣欣向荣的彩烟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缩影。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新昌彩烟文化志》在“记录”的同时，还在探索“提炼”。书中将“彩烟精神”独立成篇，探讨孕育彩烟精神的生存环境因素、历史人文因素，将彩烟精神提炼为吃苦精神、勤奋精神、耿直精神、义勇精神、守信精神、尚学精神、创新精神、协作精神、实干精神。它们是流淌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的人身上的精神血脉。

这已经超越了一本普通地方志所承载的职能，显得弥足珍贵。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从“乡村的消失”，到“乡村的回归”，乡愁记忆的唤醒，我们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物理上的乡村生活或许走远，但是在我们的精神深处，永远留有那一片土地。

当我看到上宅村的圆柏、植林村的枫香、大宅里村的朴树，故乡的山水，在这本书里被记录、被留存，突然觉得心安，无论我走到哪里，它们都在那里，是我出发的地方，是我继续前行的底气。

作者系《光明日报》政治经济部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