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纪念馆。胡卓君 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序列中，鲁迅通常因《故乡》而被认作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山者。除此文学史意义之外，不少中外学者都发现了鲁迅的小说创作乃至于所有的文学创作与童年、家乡回忆之间的紧密关系。

对此，除了绝大多数赞赏和品鉴性的论述之外，还有夏志清对鲁迅作品这一特征的知名批判：“不能从自己故乡以外的经验来滋育他的创作，这也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缺点。”（［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另外，钱理群将鲁迅小说归纳为“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种情节结构模式。钱理群所论述的结构模式影响或呼应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和阅读方法。例如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分析《故乡》的结构时也拆分成相似的三个部分：“《故乡》的故事由回乡、再会、离乡三部分组成。”温凤霞、代廷杰等学者在这一结构模式的基础上，在分析《故乡》《社戏》的文本时提出相似的“现实—过去—现实”的时空结构。

鲁迅在《在酒楼上》的第一段交代了“我”客子冬归、亲朋云散的身份，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落寞心绪：

“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鲁迅：《彷徨·在酒楼上》）

在这段文字中，明里暗里都充斥着凄冷怀旧与失落的情绪，而落脚点主要在于怀乡。鲁迅所虚构的“洛思旅馆”这一名称也暗示着S城与“我”的关系，“洛思”应当出于绍兴诗人徐天佑所作怀乡诗《洛思山》：“归去蹉跎岁月深，羁愁无奈故乡心。人生毕竟俱怀土，庄舄当时自越吟。”此诗化用了鲁迅颇有心得的王粲的《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洛思”也因而与“庄舄越吟”的典故有所联系，这一典故亦曾在鲁迅的旧体诗《无题》中出现：“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接着，“我”为洛思旅馆无味的饭菜所遣，至一石居酒楼“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在见到吕纬甫之前，“我”对酒楼下的废园进行了一段诗化的描绘，成了历来学者的关注重点：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鲁迅：《彷徨·在酒楼上》）

这段景物描写类似于《野草》中的《雪》，隐藏着两种事物的对立和交锋，通常被解释为生命力与深冬的一种象征性的交锋。但“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明显是鲁迅将游子与家乡之间的微妙关系寄情于景的笔墨。

为何鲁迅会在小说中表现出此情此感？这还要从鲁迅的经历说起。

在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下狱之前，鲁迅的童年在优渥的条件下度过。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带着些曲笔，称此生活条件为“小康”。虽然这段生活由于他不得不接受“‘圣人之徒’作践”、被监督着学习封建经典读物而留下了一些阴影，但鲁迅一生中对童年时代的文字回忆，总体上呈现出带有梦幻色彩的追忆态度。相应的，对这一时期家乡叙述的笔调也多是温馨的。随着家道中落，祖父坐监，父亲去世，少年鲁迅迅速陷入“困顿”的生活中去，并很快为家乡人所轻视，乃至终于“走异路，逃异地”，离开了家乡。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明显感受到了家乡和家乡人对他的某种恶意。比如按照周作人的回忆，在周家族居新台门的家族会议中，“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不论是与自己不大相干的乡人还是亲人，甚至于疼爱鲁迅的母亲，都对他产生了排斥力：“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鲁迅：《朝花夕拾·琐记》）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1898年，鲁迅离开故乡不久后写作的《戛剑生杂记》中，青少年时期的鲁迅却明显表达着对故乡的思恋与呼唤：“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可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戛剑生杂记》）因此，尽管刚刚为家乡的斥力所驱离家乡，家乡和家乡的亲人依然对鲁迅产生了比较强的吸力。这种斥力与吸力共存、此消彼长的力量关系，构建了鲁迅数十年去乡生涯的基本家乡观念。

留日期间，鲁迅曾被短暂骗回家乡结婚。留日归来后，鲁迅曾经在1909年到1911年重新回到浙江，先后在杭州、绍兴工作。在1910年8月就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后，鲁迅在当月寄许寿裳的信中写道：“仆不愿居越中也。”（鲁迅：《100815致许寿裳》）几个月后，鲁迅再次在信中表达了相似的态度：“越中棘地不可居。”（鲁迅：《110307致许寿裳》）鲁迅在信中所指的“越中”无疑包含着自己的家乡成长环境，在乡的青年时代的鲁迅很快便再一次感受到了家乡对自己的强烈斥力。在鲁迅离开绍兴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只有1912、1913、1915、1916、1919年的短暂省亲或迁家”让鲁迅回到家乡。在1919年底卖掉老屋搬家、接走近亲之后，鲁迅便与家乡失去了最基本的物质关联，只剩下精神上的牵挂。在卖屋搬家事件中，鲁迅的态度并不算合作。在与许寿裳的信件中，鲁迅直言：“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190116致许寿裳》）可以说，1919年的搬家是家乡和家乡人对鲁迅斥力的一次集中性爆发，鲁迅与家乡最主要的物质联系实际上是被家乡自身所斩断的。

此后，鲁迅对故乡的态度在思恋牵挂与心有余悸之间徘徊，即在家乡的吸力和斥力之间辗转。例如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写道：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鲁迅：《〈朝花夕拾〉小引》）

却又在晚年致曹聚仁的信中调侃：

“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自前数年‘卢布说’流行以来，连亲友竟亦有相信者，开口借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倘暂归，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建大厦，辇卢荣归矣。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鲁迅：《致曹聚仁》）

这一段叙述既表明了鲁迅毕生以来“居乡”之渴望，又反映了故乡给鲁迅的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极具代表性。

在他乡的鲁迅始终无法在别处觅得精神栖息地，正所谓“辛苦辗转”，过着近似于赛义德所说的精神“流亡”的生活：“流亡就是无休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安定下来，……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完全抵达、无法与新的家园或境遇融为一体。”但他却在这种“流亡”的过程中开始了对家乡记忆的加工与创作，并自己将其归入“乡土文学”的范畴内。鲁迅认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无疑和他创作《故乡》《社戏》《祝福》的背景相吻合。而他所论及的“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一解析完全可以反过来应用在鲁迅自己的小说《故乡》上。此外，鲁迅的乡土文学除了充满现代小说特征的情感、美学价值以外，还有丰富的社会批判意义，这一点已经深为学界挖掘。拿鲁迅自己的话来说，“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