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最怕有人把真实的自己伪装起来——这样不仅会让自己的心胸变得狭窄，而且会因缺乏与人的深入交流、交心而交不到真朋友，以至令自己变得日益孤单。

人，皆有七情六欲，且终因家庭出身、个性脾气、知识视野、人生阅历等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真实的“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未必人人都愿意展示真实的自我。

诚然，愿意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公众，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有的人把属于自己应有的个性形象亦即真实的自我藏匿了起来。如此，那么带来的后果是，“对方看不到也不了解真实的我们，包括那些更有趣的部分。即使我们成功地树立了某种形象，那也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胜利”。是的，有人一旦习惯于在别人面前伪装自己，最终或许连自己也欺骗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有个性脾气，甚至是缺点和错误，但只要不涉及违法犯罪，何妨做回真实的自我？何须隐藏真实的有棱有角的自我？一个社会之所以有活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所以有生气，不是因为追求相同的个性脾气、重叠的人格特征，而恰恰是因为存在方方面面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弥补性组合、优化性提升。事实上，只要社会表现出足够的大度、宽容，不仅每个独立的个人将迸发创造激情，而且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会表现得更加和谐。事实上，这也是“交响乐效应”告诉我们的道理。否则，必适得其反。（美）大卫·布拉德福德和卡罗尔·罗宾合著的《深度关系》一书中写道：“隐藏自我的某一部分，可能会让我们隐藏更多的东西，导致我们表现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少，最终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肤浅。”是啊，隐藏得愈多，趋同性愈强，人与人之间的封闭性、提防性反而愈强，最后得不偿失。

只要不带成见，没有主观故意，不带来严重后果，在真实自我的表现中，即便偶尔出现一些“意外”，也是“白璧微瑕，无伤大雅”的，或者说，它就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毋须大惊小怪。就拿著名画家宋雨桂先生来说，他是一个美术界人人皆知的“直性子”。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多次面见这位大家，也见证了他的这种直率的脾性。比如，他生前唯一一次赴景德镇参观，看到一些制瓷师在固定的人物花鸟画轮廓里添色，他就跟随同人员说，“这哪里是创作，这是填画呀！”其实，这是他对瓷画创作的误解。隔行如隔山，大师也难免因认知不足说一些过头话。然而，他的这种不会转弯抹角但绝无恶意的个性，正是他真实自我的表现。尽管因为他这特立独行的个性常令他的话里带些“锋芒”，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喜欢和接纳。这不，连著名画家冯大中先生都说，“我喜欢这位敢于‘直言’的大哥，话里听音，有时我也可以从他一些带‘刺’的话中听出艺术创作的哲理启迪”。

当然，还原真实的自我，并非意味着大家要毫无遮拦地、赤裸裸地去展示自我。在我看来，适当修饰是一种文明，但过度的伪饰则是一种欺骗。人之所以要适当修饰，这是因为人有理智，谁也不愿意把有损形象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公众；强调不必过分伪饰，这是因为靠欺骗只能暂时保留自己的颜面，取得别人的信任，却终究难以持久。就比如一些“两面人”贪官，有的作报告振振有词“要清廉为官，慎独慎微”，可背地里极尽贪腐受贿之能事。更有甚者，一方面贪钱掠物、来者不拒，另一方面却假装艰苦朴素，不惜靠“住着老房子生活，骑着自行车上班”等来欺骗公众，维护自己所谓的“清廉”形象。然而，如此“装廉”，终究难以长久，一旦露出狐狸尾巴，便被人人喊打、落荒而逃。

做回真实的自我，很难，难的是私心杂念作怪，有时难以战胜自我；难的是世俗观念作祟，有时“胳膊拗不过大腿”。做回真实的自我，其实也不难，只要坚持刀刃向内，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就能迎刃而解；只要坚持做到不随波逐流，敢担当有主见，就能稳坐钓鱼台。想起简文帝司马昱驾崩时，十多岁的孝武帝司马曜登帝位，天黑了也不哭丧。侍从启奏说：“按惯例该哭了。”孝武帝说：“悲痛到来时自然就会哭，哪里有什么惯例！”孝武帝的这一破惯例之举，颇能窥其不愿附和的耿直个性，或者说，这一细节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真实的自我形象。其实对他来说，因为悲哀尚在酝酿的路上，暂时不哭不代表他后来就不哭，更不代表他就不孝顺。撇开他破惯例其言其行不说，他的这种做回真实自我的勇气和智慧便值得嘉许。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