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开这个历史谜底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姚勔这个人物。

姚勔，是个两次上过后史碑文的人物，两次的评价截然不同。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徽宗时，由蔡京书写的名碑，碑文将元祐、元符年间的309个“奸党”成员姓名刻石颁布天下，列有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陆佃（陆游的祖父）等309人，姚勔名列其中，此时，他已过世。

清乾隆年间，在绍兴府学宫（今稽山中学内）立乡贤祠碑，上刻乡贤姓名489人，姚勔名列陆佃之后。

宋《嘉泰会稽志》有姚勔传略：“姚勔，宋越州山阴人，字辉中。仁宗嘉祐四年进士，官永康令。哲宗元祐初，召为左正言，奏御史中丞赵君锡雷同俯仰，无所建明。迁起居舍人，再迁起居郎，试中书舍人，改国子祭酒，出知明州。绍圣初，言者论其阿附吕大防、范纯仁，谪知信州。复落职，再贬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

姚勔在为政之余，爱赋诗作文，喜夸家乡山水，喜爱越地冬季温暖，作诗赞曰：“温凉润朗是山阴，雪霰冰霜但不侵。贬谪无妨回故里，宦情酷热玉樽斟。”在另一首《奉陪蓬莱阁赏雪赋诗谨成二十四韵呈知府龙图侍郎》诗中有“会稽山水天下胜，于此更可穷夸矜”句。

史传姚勔秉性耿直，为官严谨。元祐六年，衙内“赵仁恕一案”在高太后和哲宗干预下被早早结案之时，作为右正言的姚勔提出诘难，质询大理寺“未协至公”，赵仁恕“是翰林学士赵彦若之子，亲连大臣”，如果不重新审理，“臣恐远近观听，人心不顺。”

姚勔还是个极忠孝之人，史传其到父母墓前祭扫，自登船之初便痛哭流涕，直到扫墓结束，而依然涕泪交加。

就是这样一位忠臣、孝子、乡贤，在绍圣年间“发元祐党人罪状”中被定性为“姚勔向附凶邪，为出死力，阻害良善，助成奸谋，可依前官守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

至此，不得不交代一下“元祐党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因“元祐党争”故意错用年号

“元祐党争”也称元祐更化。该事件发生在1086年至1093年（元祐元年至元祐八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翻了王安石实行了18年的变法，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一个转折点。

宋元丰八年（1085），35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10岁的皇太子赵煦接位，史称哲宗，改年号为元祐，朝中大事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

这一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罢官埋头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已67岁，他从洛阳到京城开封祭奠宋神宗后，并向高太皇太后呈上几道为政之道的奏章，朝廷当即任命其为陈州知州，在赴任途中路过京城，高太皇太后又将其擢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诏吕大防、范纯仁（范仲淹次子）等详细制定役法，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当月，擢升吕大防为尚书右丞、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四月，王安石去世，八月宋哲宗下诏律依旧法，废除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九月，司马光去世。这一年司马光和王安石虽都相继过世，但新旧党争并未中止。

元祐三年（1088）四月，吕大防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大防朴实厚道憨直，不树朋党，范纯仁人称“布衣宰相”，两人同心协力，辅佐王室。

元祐八年（1093）十二月，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独自行政。三月罢免吕大防，四月罢免范纯仁，并将年号改为绍圣元年，将王安石灵位移入陪飨神宗庙庭。七月，宋哲宗剥夺司马光的谥号，贬吕大防为秘书监，起用章惇、蔡京、曾布等人，杜百官进谏之言路，贬反对新法之旧党，以恢复元丰新政为名，行敲剥天下之实，使北宋政治又一次走向低谷。

蔡京这个在元祐元年仅用五天期限不折不扣推行司马光免除王安石免役法的“守旧急先锋”，这时又变为新法的积极拥护者，反戈一击，不但罢免了吕大防、范纯仁这左右二相，还诬陷姚勔阿附吕大防、范纯仁，将其从国子祭酒贬为信州知州，后又降职为奉议郎主管杭州洞霄宫，再贬为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

到徽宗年间，蔡京还书写“元祐党籍碑”，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等309人列为奸党成员，把其姓名刻石诏告天下。实为奸党所为一大历史冤案。

至此，才有点恍然，“元祐”之年号实为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所起之名，绍圣年号乃是宋哲宗挣脱高太皇太后的束缚后，另起炉灶的年号。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对于一心追随吕大防、范纯仁的姚勔来说，对这个新年号是很反感的，所以在绍圣四年宋哲宗勅赐广福寺名、绍圣六年亲撰碑文之时，他仍然将年号写成元祐，这是对蔡京等人小人得志而自己屡遭贬官表达的强烈不满，似乎想学一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躲避乱世的山野村夫“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怀旧之情。

碑拓是某个时代直接的历史见证，是比文献还更具确凿性的文物实证。一张寺庙改名的历史碑拓，其背后掩藏的是一个诡谲变幻的历史典故。如果你细细探究，这次展览展出的62件作品，其背后的故事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