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文学话语：精神共振的可能性空间

霍俊明

诗歌、小说和散文构成了此次《新昌文学作品选》的三大组成部分，当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以及散文，它们之间的彼此关联和内在性就有了更为切实的话题，也具有了相互打通、共振的精神质素和可能性空间。其中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有的作者同时进行这三个文体的写作且有各自的独特禀赋。显然，同时处理诗歌、小说和散文这三个话语类型很是难得，也更具有难度和挑战性。与此同时，当我们从“同时代人”的角度出发，任何文类的写作者都必然要回应相应的话题，比如写作的难度，比如作者和时代、历史以及自我的复杂关系，比如创作的主体性、及物性以及有效性、活力、创造性等等。

我还是先从小说和散文说起。

就小说而言，我们看到了桑子、丁国祥、陈国炯、孔庆丰、张炎、沙叶、俞永富、俞金闪、石旭东这九位作者，而文本跨度则达十年时间——从2011年6月至2021年6月，发表的刊物多种多样，有《小说选刊》《红豆》《草原》《啄木鸟》《野草》等。

无论是长篇小说《德克萨斯》还是这篇《荷那河的水牛》，桑子总是格外关注战争叙事。为此她阅读了大量的关于战争、历史和地理、人文的相关材料，而她又总是能够在史料和虚构的有效融合中生发出一团团的精神云图，深度对应和还原了战争、历史、人性以及生命之间的复杂场域。在桑子这里，历史的现场化、情境化、想象化以及生命化、心理化的写作方式也拓展了女性视野下战争题材小说的新空间。丁国祥的《进城去》与《寒夜》都是以“靠石山村”为背景，这也是一个写作者的精神出处和坐标，但两个文本的质地却迥然有别。平心而论，我更喜欢《进城去》的温暖，它暗合了包括我这代人的乡土记忆以及最初的城市眼光，三十多里进城的山路、马路都是靠极其细腻、生动的场景、细节、动作以及心理意识来推动和完成的。尤其是饥饿的年代有困窘也有温暖，关于食物和胃的记忆是叙述和渲染的重心，里面浸润着化不开的人情和亲情。“大客车”带来的现代性惊颤到了今天已经不具备任何的心理挑动空间了，但是在当时却是时代进程中的新奇之物，这就是历史和现实不断变动和错位的结果。陈国炯的三篇小说基本上是从“历史”“过去”以及“当下”三个角度来切入的，也大体突出了人物关系的反差和戏剧化效果。像陈国炯的《牵挂》、孔庆丰的《喝茶》以及俞金闪的《丑闻风波》这样涉及“时代主题”的写作（比如安置和拆迁，比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比如廉政、纪检）是不太好把握的，因为写作者必须将时代经验转化为修辞经验和历史经验，如何更为有效、有深度地处理好这类题材是写作者们共同面对的难题。张炎的小说题材跨度比较大，能够看出作者自身比较开阔的写作视野，《父与子》《采编方法》《如此对手》这三篇小说印证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写作当中的重要性。任何作家都避免不了要处理世情和人情。

值得思考的是小说家如何能够把“现实”“日常”“小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精神事件”，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故事”“趣味”和“戏剧化”的层面。

散文是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一种记叙类文学体裁，本书收入的二十四位作者的散文，浓郁的乡情是他们情感抒发的精神内核。新昌山水蕴秀，人文厚泽，唐诗之路、天姥山自然是创作不可或缺的源泉，他们把情感的指归托付了山水风光、故土家园，一些牵引乡愁的老物件以及弥足珍贵的人间亲情，都是作者情感喷发的“支点”。比如潘丽萍的《小城光阴》、张纯汉的《老家是幅古图画》、陆秀雅的《血液中的董村》、俞杭委的《烟山问茶》以及陈亚红的《天姥山的四季》、刘艾柯的《我的父辈》等，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故乡亲人的心理依恋和精神皈依情愫。可以说，这方山水血脉和山水所凝聚的文化，淋漓尽致地渗透在作者的文本之中，当然他们也在重构和文学布局方面，寻找一种新的突破口。

此次选入了22位诗人的大量作品，时间跨度是从2013年到2021年。总体来看，诗人们还是要注意诗歌的抒情、叙事、戏剧性因素的综合参与，不能沉溺到以往的“抒情套路”中去，要有意识地构建起写作的个人风格和总体精神向度，反之的写作就是零碎的、浅表的、狭隘的。对于其中优秀的诗歌，更为打动我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空间、细节、动作以及心理，它们被反复提升、过滤、变形和渲染成为幻象的褶皱云层。它们如此真切而又莫名恍惚，如此切近、精细而又模糊、遥不可及。诗人把它们投向世事、人心、事感以及人性渊薮的磨砺之中。这些诗实际上具备相互打开的互文结构，彼此之间构成了讽喻化的时空织体和情感纹理，它们与现实、经验、情感、认知相关但是又区别开来，尤其是半真半假、若真若假、非真非假的幻象携带了讽喻、自审和批判的戏剧化效果。这些人世、片断和自审的空间区隔更像是一次次的精神事件和心理寓言，是世事如烟、人心向背中的幻象录和变形记。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时间、存在、自我的另一种理解方式和表述方式，它们加深了诗人对内在以及外在世界的理解程度。这一切都使得个体经验和心象、幻象彼此交织，在心理时空的云层中它们不断对视、磋商、互否或盘诘。

总体而言，新昌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在十多年间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的阅读也受到不小的震动和启发。这三种文学话语方式打开了精神共振的可能性空间，提供了诸多的与历史、乡土、时代以及世相人心的对话。

当然，如果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我也期待着有更重要的作家和文本出现，它们不仅呼应着时代也呼应着历史，它们与深层的个体精神命运和灵魂激荡密切关联，它们又有可能面向未来的时间和读者。这是我的期待！

作者系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

如果不朝圣，就不会到达圣殿

边建松

阅读作品必须知人论世。泰戈尔在《艺术家的职责》一文写道：“我生于一八六一年。这一年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在孟加拉却属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三个运动。”这份自述是了解泰戈尔一扇窗口。提到的三个运动，一个是宗教运动，一个是文化运动，一个是民族主义运动。而这三个运动，又和他的家庭有关。泰戈尔家族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血统高贵，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财运亨通，富裕而有权势。在这样一个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交融的书香门第里，很难不出人才，果然泰戈尔兄弟姐妹和侄辈中颇出了一些学者和艺术家。我们必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读泰戈尔。在这样的时代和家庭里，泰戈尔学会了如何用自己的内在标准去进行自我表达。

泰戈尔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1941年8月6日，81岁的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居宅第里去世，市民自愿排成长队为他送葬，这是世人对贡献了文学之心的伟人的最盛大表示，那些市民自觉成为文学照耀下受洗的圣子。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泰戈尔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20多部剧本，100多篇短篇小说等大量文学以及哲学、政治论著，出人意料的是，他还创作过1500多幅画，连印度国歌都是他填词谱曲的。当然，所有人的认识里，人们更愿意尊称泰戈尔为“诗圣”，他的50多部诗集，唤醒了我们深深心底埋藏的世界。

泰戈尔创造了有独特风格的散文诗。第一个正式使用“散文诗”这种体裁的，是法国伟大诗人波特莱尔。散文诗因为不讲格律，又篇幅短小，显得自由而灵活，很容易传达作者来自社会、人生和自然的小感触，容易表现因客观生活而触发的思想情感的小波动。这些特点，决定了散文诗丰富的题材，也决定了它短小灵活的形式。确实，泰戈尔的散文诗语言优美，场景迷人，传达的氛围或庄或谐或雅或俗，可以提升我们的审美格调。我们会获得一种人与神融合的奇妙体验，会觉得生命和使命变得无比的珍贵。由于人神的融合，平凡者的生命与生活变得充满幸福与快乐，并感到自身的崇高与卓越。泰戈尔的诗歌表现了清新脱俗的精神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灵性相通，展现人与自然、爱与神的亲密无间、交互融溶，歌赞生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从而生成了丰富隽永的人生哲理。中国很多诗人受惠于泰戈尔。冰心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写出了《繁星·春水》，在文学界上迈出了一大步，也推促五四时期小诗的盛行，这种灵巧的写法现在还在被人们重学习和模仿，说明泰戈尔的影响历久不衰。

泰戈尔说过：“如果不朝圣，就不会到达圣殿。”根据很多前辈的经验，我把泰戈尔散文诗的阅读技巧概括如下：首先是记诵和自己心意契合的句子，多抄多背，直至有一天能够脱口而出。其次，去学习泰戈尔是如何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泰戈尔笔下的自然万物富有情趣，那是他仔细观察、仔细体验所致。再次，我们要体会泰戈尔的慈爱之心，由己及人，去拥抱和热爱更高远的世界。最后，我们不妨模仿泰戈尔的文笔，将我们所经历着的每一天的平凡，通过文字渲染得如同天堂一般宁静祥和。

泰戈尔最著名的四部散文诗集，是《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我们打开其中的任何一部，不仅去学习泰戈尔的表达技巧，更主要的是让心灵受到启迪，唤醒我们的觉悟——让泰戈尔的表达在我们身上复活。

作者系诸暨市草塔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