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越城区大湖头遗址和南山遗址进行发掘。考古队员在前置勘探中发现，作为典型的越国文化遗址，主体文化堆积均为东周时期。这一考古发现改写了越国物质文化史，为开展越国都城考古提供了重要依据。近日，记者走进两大考古遗址现场，深入采访两大遗址考古领队游晓蕾、徐新民，了解到发生在两个遗址上许多不为人知的考古细节，以及他们与绍兴结下的不解情缘。

游晓蕾： 外表柔弱的她是条考古“硬汉”

人物名片：游晓蕾，38岁。200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本科，201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1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2017获得国家文物局授权的全国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资质（考古领队），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室主任。

游晓蕾在大湖头遗址现场指挥排水工作。

戴眼镜的游晓蕾，看似弱不禁风，很难想象她是一位经常风餐露宿的野外考古人。在大湖头遗址上，有段时间，她需要带领200来号人，开展考古发掘。两年多来，她绝大部分时间在大湖头遗址考古现场上，有时两三周都难得回杭州的家。夏日炎炎，作为野外工作者的她，不得不身着长袖长裤。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是一位怕冷也怕热的“娇女子”。就是这样一位女子，担起了大湖头遗址繁重又紧迫的考古任务。

担起“不可能的任务”

游晓蕾与绍兴的缘分，早在踏入考古行业时就结下了。2011年，刚进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岗位的游晓蕾，第一次来到绍兴，学习所里前辈对大型越国高等级贵族墓东湖香山M1的发掘工作。多年后，距东湖香山M1北侧1.4公里处，为配合基本建设，经前置考古勘探发现有一处大面积古文化遗址，命名为大湖头遗址。2021年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越城区文物保护所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游晓蕾作为领队，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

“刚接到任务的时候，感到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时要求半年内做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上万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在我们所里没有先例。”游晓蕾告诉记者，自己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被“派”到了大湖头，这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区域，不通水电，在越城区文保所、文商旅专班、东龙山村委等协调帮助下，才接上水接上电，一步一步地把考古工作从无到有开展起来。

人手最多时，在大湖头遗址发掘的考古工作人员和民工加起来有200多人，光移动厕所就租了6个。游晓蕾的工作除了组织队伍、安排人员分工、把握项目进度、协调方方面面事务，更重要的事是“考古”，把理论、方法和技术切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她和大家一起，在探方里分析土层、探讨遗迹，研究如何从遗留下来的残迹中还原当时的生产生活场景，一点一点寻找“物证”。

“面积比较大，出土遗物实在太丰富了。”游晓蕾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大湖头遗址考古现场也曾被封控过，目前考古工作现在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实践所学专业，并取得这样的考古成果，她感到一切付出都值得。

和雨水抢时间

大湖头遗址位于越城区人民东路，龙池山南侧，东侧紧邻平水东江。6月9日早上8：00，阳光炽热，人稍微动一动，就会出汗。游晓蕾早早到了大湖头遗址现场，她身着湖蓝色的长袖运动服，里面是黑T恤，下身是黑色长裤，戴着一顶宽边遮阳帽，很难让人想到她是一位考古学女硕士，还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她告诉记者，常年野外工作，这么穿着是为了防晒、防蚊虫。

在大湖头遗址，可以看到一格格铺满地面的考古方形工作面。游晓蕾说，这叫探方，相当于考古人在大地上铺了一张巨幅米格纸，所有遗迹遗物都在这个三维网格里记录，为以后的研究和复原提供科学数据。在现场，她展示了工作精力和执行力，哪几个探方需要抓紧排水，哪几个探方需要发掘，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都服气而敬重地叫她游队长。

记者看到，一个个探方与一般考古现场很是不同，每个探方里都铺上了防水塑料布，两米宽的隔梁，也覆盖了防水土工布。“周围打了排水沟，需要先把这些水排到排水沟，再排到河里，每次一下雨，探方里就满是水。有时候雨下得大了，河水倒灌，整片考古探方都会被淹。”游晓蕾说，绍兴是水乡，水乡很美，可是考古发掘碰上这么多水就没那么美了。

传说大禹在绍兴治水、会诸侯。游晓蕾带着队伍在大湖头遗址考古，很多时候都要像大禹一样“治水”，简直是与水抢地盘和时间，非常不容易。

数字化集成“女先锋”

“虽然现在女性考古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新进的年轻人中女生比男生多，但像游晓蕾这样有6年领队经验的，在所里并不多。她在大湖头的考古工作，大家评价都非常高。一是本身工作量、工作强度非常大；二是这样的项目要统筹起来，非常考验领队的能力；三是她特别投入，很多时候看到她的眼睛红得就像得了红眼病一样，我想安慰她，又不知怎么安慰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职副书记罗汝鹏说，担任这样一个大型考古项目的领队，挑战是多方面的，她要管人，管学术，管技术，还要统筹后勤，事情实在太多了。单拿学术方面来说，不仅需要所里的支持，还需要外部专家的协助。

记者了解到，游晓蕾在大湖头遗址考古中使用数字化管理系统，用大数据集成平台的方式来管理，为考古资料规范化、标准化和未来研究提供了有效保障，但这个系统需要人来管理。要真正把这个数字化系统运转起来，游晓蕾付出双倍的努力，因为需要她把当天汇总的信息进行梳理，比如核对出土物的编号、检查描述的准确性等，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与系统开发人员反复沟通以改进相关功能的设计。虽然用了一个高端的系统，她的工作量却比普通的考古工作大了许多。“她把这个数字化的考古系统真正用了起来，大家都很赞许，因为这是未来的趋势。”罗汝鹏说，晓蕾是所里考古数字化集成实践的“女先锋”。

徐新民： “粉色”老徐救回了南山遗址

人物名片：徐新民，1988年8月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主持发掘的七里亭遗址距今达一百万年，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有三个考古项目入选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出版多部专著和科普读物。

“粉色”老徐和他的“工作利器”——粉色电动自行车。

徐新民把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考古事业。今年57岁的他仍然满怀激情。可以说，没有他，南山遗址很可能会沉睡更长时间。正是这么一位专业、敬业，考古直觉极度敏感，同时又非常执着而具有科学精神、求知态度的考古人，才“挽救”了南山遗址“被放弃”的命运，从而揭开了其神秘面纱。

充满激情的老考古人

2020年4月至5月，为配合越城区常禧路一、二期建设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越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对工程所涉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一批古墓葬。随即，联合考古队在考古勘探基础上，对位于越城区北海街道亭山村的小亭山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作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是这两个考古项目的领队。

南山遗址位于越城区城南街道龙山以东、二环南路以北、原南山村以南区域。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徐新民带领的考古队对南山遗址所在区域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基本确定了遗址范围和堆积情况，根据出土及地面采集遗物判断其为——春秋战国时期遗址。

到绍兴考古之前，徐新民对绍兴最早的感知，来自在湖州的高中同学。同学舅舅是绍兴人。舅舅给高中住校的外甥送来了绍兴产的霉干菜和蜂蜜，这干菜和蜂蜜的美味一直留在徐新民记忆里，但他压根没想到40年后，绍兴会为他的考古事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2020年之前，他多次来过绍兴，但到绍兴来做考古发掘工作却是首次。徐新民清楚地记得，2020年4月17日是他在绍兴考古开始的日子，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

“徐新民老师是旧石器考古老兵，商周、宋唐考古并不是他的专业领域。但是，作为考古领队，需要具备综合素质，不仅要带队伍，还要有管理能力、协调各方面关系，要请各领域专家对挖掘情况作出专业判断。”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职副书记罗汝鹏的眼里，57岁的徐新民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考古人，作为领队，有非常强的能力和专业素质，因此，所里派他到绍兴从事越城区常禧路古墓考古发掘工作和G8地块考古前置勘探工作。

“粉色”老徐的“好手气”

到2020年12月，小亭山古墓葬群共发掘战国至宋代各个时期的墓葬45座，出土陶、瓷、金属、玉石器等各类随葬品600余件，取得丰硕的考古成果。也印证了越城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两晋、南朝、隋唐、两宋，实证江南文化底蕴之深厚。

“当时亭山墓葬群对我们考古工作来说，只是小项目，规模不大、需要投入的时间也不会太长。谁也不会想到，这次考古，会揭开越国城址之谜，也让徐新民与绍兴结下不解之缘。”罗汝鹏表示，当时南山遗址还不存在，而是一个被命名为“G8”的地块，是建设前需要勘探的地块。前期已经认为这里没有东西了，但是徐新民不愿放弃，一次次执着地去寻找，最终在南山遗址揭开越国古人的生活面纱。

“他闲不住，不管到哪里考古，总是喜欢在周围走来走去，周边田间地头、山上山下都会跑遍；他还特别有激情，骑着一辆粉色的电动自行车、戴粉色头盔、穿粉色T恤，大家都叫他粉色老徐。”罗汝鹏说起南山遗址的发现，满是肯定和赞叹，“徐老师‘手气’特别好，一下子就发现了能确定年代感的一片陶片，那我们就知道这地方不简单了；再格子一打下去，他就摸到了一个建筑的地基边沿地带，这对我们考古界定这个地方，也特别重要。”

南山遗址位于越城区城南街道南山村，地处会稽山北麓，龙尾巴山东南侧，坡塘江西侧，截至2023年5月，发掘区位于G8地块的东半部，依据东西向古河道位置，发掘区可能存在三个功能性分区。南山遗址目前发掘的区域，揭示了东周时期越国中心区域大型聚落的结构形态，展现了背靠会稽山、面向大海、水域众多河道纵横的环境下，越国中心区域的社会生活状态。南山遗址很有可能与越国都城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越国考古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执着的探索精神

事实上，南山遗址被发现，“运气”背后，是徐新民的用心和执着。

“挖掘小亭山时，我常在小亭山山顶上看（现在这个山头已没有了），看到东面的大禹塑像的时候就想，为什么大禹陵放在那个位置？通过查找有关文献，了解到夏王朝第六代君王少康封其庶子无余到越地，守护大禹陵，于是就有了守护禹陵的姒姓宗族，以及现有的禹陵及禹陵村（及禹陵村）。越城区富盛一带也是越国贵族墓葬的方位，往南的山区里，还有许多贵族墓地，包括印山王陵。于是我对亭山附近这片区域有了新的猜测。”徐新民告诉记者，他当时想，在小亭山上已挖出了战国墓葬，那么山下会不会有越人平时生活的地方，这些墓葬的主人生前生活在哪里，又是怎么样生活的？

徐新民对这些未知领域产生了好奇，开始新的探索。当时G8地块一带是农田和大型苗木基地。2020年上半年，他在G8地块西南部的菜地里，发现几片印纹硬陶片，但没有地层，不能判断这个位置是否有文化层。2020年9月，重新到G8地块再次进行勘探调查，当时在地块西部打下的探铲，没有带上来陶片一类的遗物。换到东部，探铲里的土也没有别的东西。

“内心总觉得不对劲，虽然探铲带上来的土里没有东西，但土并不纯净。”不轻言放弃的徐新民在地块树林中菜地里来回踏勘，双眼盯着脚下的田地，在西部水泥路旁当地村民种菜挖的蓄水坑剖面上，他惊喜地发现了一片印纹硬陶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下子，徐新民心里有底了，这块地方有料——春秋战国的文化层。此后，到西边打了十多个1米见方的小探方，确认了遗址，又到东边再打了十多个探方，确认了G8地块东部也有文化层。

“考古人一定要有执着的现场探索精神。”罗汝鹏说，很庆幸所里派徐新民到绍兴考古，不管是亭山遗址还是南山遗址，都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参考查阅，全凭考古人自己的眼力、经验、学术敏感去探寻，这个过程中，略有一丝犹豫或者放弃，可能都不会有今天的南山遗址。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