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头粉色头发，成为舆论焦点，甚至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在和“键盘侠”、抑郁症抗争了半年多之后，1月23日，郑灵华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位原本元气满满的少女以自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2月13日中午12点，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刘学州被网暴案进行网上开庭。当天上午，刘学州舅妈在网络平台发文：“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网络暴力肆虐网络

24岁的杭州女孩郑灵华，是浙江师范大学2022届本科毕业生。去年，郑灵华考取了研究生。她母亲早逝，父亲工作繁忙，是爷爷一手将她拉扯大，让她继续攻读研究生也是爷爷的心愿之一，因此一收到录取通知书，她立刻就奔向病房，与病床上84岁的爷爷分享喜悦，并拍下照片和视频，发到社交平台留作纪念。

可令郑灵华没想到的是，这些照片和视频，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一群好事之徒见她染着粉发、年轻漂亮，大肆在网络上污蔑、攻击她，“陪酒女”“妖精”“红毛怪”……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让她陷入了谣言与污蔑的网暴漩涡。

在郑灵华的个人账号上，近期的几条动态都与“抗抑”相关。她会记录住院的过程也会晒出朋友的关心，激励自己最后一条动态的配图上写着“努力想要活下去”。然而，这些抗争和自救最终以悲剧告终。

就在郑灵华离世前几天，曾因自驾拖拉机进西藏而走红的“管管”，不堪网暴喝下农药，于2月14日离世。“管管”本名孙凡宝，38岁，山东临沂市平邑县人。

2022年1月24日，15岁的刘学州，在找回亲生父母40天后，因与亲生父母之间的互动遭受网暴，在海南三亚海边服药自尽。

2022年4月，上海疫情期间，一女子出于感激给外卖员充200元话费，被网友指责“打发乞丐”，不堪种种网暴，女子跳楼自杀，留下丈夫、7岁的儿子、听障的爸爸。

2021年8月，广东惠州25岁的已婚妈妈唐某，不堪忍受网暴，自杀身亡。

2020年，杭州女子小吴取快递被偷拍视频并发到网络，发布者编造“少妇出轨快递小哥”聊天内容，引发了一波人肉和网暴的热潮。小吴因此患上抑郁症，并被公司劝退，工作生活一团糟。

2018年8月，四川德阳安医生与13岁男生在泳池里发生冲突后被网暴，最终安医生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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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暴者隐藏屏幕后

“网暴是一种现象，不是单个人或具体人数确定的人员的言论。这就意味着，诸多来自网络各个角落的不确定的发言者发出的指向同一对象的具有相同性质但是内容可能会不同的言论，这些言论汇聚成一个令言论对象痛苦、羞辱、恐惧的，让其身心遭受巨大伤害的媒介环境。”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林说。

她指出，网暴造成的后果恶劣程度远大于单个言论之和。如果单一个体的言论尚未达到违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刑法的程度，法律不能对于言论发出者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充满暴力性的媒介环境本身又不是法律适用的对象。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曾持看来，参与网络暴力的人隐藏在互联网的“假名”背后，他们在侮辱、诽谤时也许不会意识到那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自己可能是一个残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事情，网暴者自己私下嘀咕一句，可能不了了之，但在互联网上作出的评论行为却能成为网络暴力。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带着自己生活中的既定成见去评论他人，这一冲动又被互联网的匿名本质扩大、记录和传播。

治理网暴十分困难

被网暴后，抓紧时间留存证据报警，就一定能解决问题了吗？

记者注意到，现实生活中，被网暴者往往维权路漫漫，动辄半年或一年时间，最终还可能没有太大效果。

据公开报道，郑灵华在发现被侵权的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报警，警方的建议是找平台投诉，随后郑灵华找到社交平台进行维权，之后联系媒体对自己的事件进行了完整报道和澄清，还去了公证处，将一些证据进行公示。能做的都做了，但其代理律师称，“实际操作中取证难，周期长，维权成本高，不易锁定实际侵权人”。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案件仍未有实质性进展。

记者联系了一位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对于网暴，不只其所在平台，其他很多平台也一直在做大量研究，在预防和治理方面出台了相关措施，比如一键防暴功能、心理关怀团队、拦截信息处罚账号等。但他同时坦言，治理网络暴力，十分困难。

“首先判断是不是网络暴力就有难度，对话者的身份不同，语言中的暴力属性则完全不同，父母朋友之间可能会认为是开玩笑，但放在陌生人身上就是恶语相向。而且不同人对网络语言的感受不同，主观性很强，难以量化标准、统一辨别。”该工作人员说，关键是，如果出现恶评，应当在一开始就进行保护，还是具体出现到第几条开始保护，保护的方式是将对方禁言还是封号甚至通过司法程序处理，这些既没有也很难制定一个标准。

他还提出，规模性网暴发生的时间往往很短，网暴内容现在又变得特别隐晦，缩写、谐音、P图等层出不穷，机器很难完全识别，短时间内审核百万量级的涉网暴评论并非易事。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网暴场景发生在私信里，如果进行干涉还可能涉及侵犯用户隐私。

多名受访专家也指出，目前在进行网暴界定时存在一定难度。

曾持具体分析道：一是性质，即什么样的语言算侮辱。人们的言语习惯并不是非黑即白，能对人们造成伤害的，除了直接辱骂的攻击性话语，还有嘲笑、挖苦、讽刺等。灰色语言的存在让界定“暴力”成为一件带主观性的事情。

二是主体，即由谁认定网暴。各平台都有各自独立的敏感词过滤库和人工审核机制，但有些平台基于其自身的审核成本，往往会忽视针对个体的人身攻击，甚至基于流量利益，利用、纵容网络暴力行为。

辟谣需个性化推送

在网暴过程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即大量谣言的传播。

对此，曾持分析，在知晓一个谣言是谣言之前，所有人都认为它是事实。而谣言往往比其他事实更猎奇，所以它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辟谣跑断腿”的根源可能在于，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想要获取的，原本就不是真相，而是故事、说法甚至流言本身。

李丹林认为，某种程度而言，谣言所携带的信息是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兴趣有密切关系的，因此看到的人愿意“吃瓜”、乐意传播。而对于辟谣信息，看到的人如果不具有一定责任感可能就不会转发。

“辟谣工作还是需要平台发挥主导作用。平台应该和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等建立制度性合作，在平台上设立专门的经常性辟谣平台，增加辟谣发布频率。”李丹林说。

完善法律明晰主体

据上述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很多平台针对网络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推出了相关政策。针对一些被模型判定为不当评论的，平台会采取上线发文警示和正向引导等功能反复提醒用户。限制陌生人每次只能向单个用户发送一条信息，用户回复后，陌生人才能与其临时对话，有效期为24小时，超时后重新申请，尽力拦截不当言论。针对受害者，推出“一键防暴”功能，增加用户举报网暴行为的入口，为用户上线评论、私信权限设置、评论区关键词屏蔽等功能，建设心理团队，主动联系可能存在网暴风险的用户等。

“平台对明显诽谤和谣言事件的传播应该负有连带责任。由于侵犯名誉权基本是一个‘告诉才处理’的罪名，所以仅依靠被网暴者的个人诉讼，无法解决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平台必须承担维护公共空间文明的责任。”曾持说。

2022年11月，中央网信办出台《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要求所有互联网平台必须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不得向未认证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冒用组织机构、他人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跟帖评论服务。曾持认为，由此来看，实名制其实已经被实施。如果能够贯彻落实，一旦网暴真的成为犯罪，依照IP地址等刑侦技术手段定位网暴者并非难事。

李丹林建议，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媒介环境治理，都要从注重教育灌输培养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角度出发，同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念，提高人们尤其是未成年人的道德修养、媒介素养。构成网暴环境的言论发言者，不一定都是怀有恶意，但是由于人们受长期的“正义的暴力”的影响和熏陶，以为具有道德正当性等合理动机，就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口不择言。

2021年4月，杭州市余杭区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备受关注的“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并当庭宣判，分别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这是我国司法机关对普通民众在网上受到侮辱诽谤以公诉程序查处的首起案件。

（内容来源：绍兴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