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古开新为苍生

——写在中国近代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创办120周年之际

一脉相承的藏书文化

我国藏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期甚至更早。因为我国最早的书籍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的简牍帛书，而“藏书”作为一个词，则至迟也已在战国末年出现了。

绍兴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地，其中的藏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2.先秦时越地已有藏书记载。

早在4000多年前，文献上便留下了越地有关藏书的最早记载。《吴越春秋》中写到，大禹“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这是绍兴地区有关藏书的最早记载。

《越绝书》中也写到，大禹“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这是绍兴地区有关采集图书以供阅读收藏的最早记载。

《越绝书》中还写到，2500多年前，越王句践于乐野山上修筑“石室”，以为“休谋”之用，并在此“昼书不倦，晦诵竟旦”。“石室藏书”的故事因此而来。

3.自汉至元，绍兴的藏书业不断发展。

东汉时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天文学家、自然科学家、文学评论家王充，写出了不朽的《论衡》，想必是离不开以藏书作为资料的。

南朝梁时，山阴人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称得上是有明文记载的绍兴第一位藏书大家。

唐与五代十国时，越州出现了书院，用以刻书、藏书、读书。会稽人徐锴藏书为天下之冠。

宋元时，藏书业大发展。宋嘉泰《会稽志》中专设《藏书》一目，说明了当时藏书的流行。陆氏一族，世代藏书，陆游一生买书、校书、鉴书、刻书、抄书、藏书，读书成癖，家成书巢。石公弼所藏之书无一不有。李光蓄书数万卷。元代杨维桢自称其家积书数万卷。

4.明清是绍兴藏书业鼎盛时期。

明时，会稽钮石溪于古城东郭门内建“世学楼”，所藏量大，且极有价值，著名学者文人商濬、黄宗羲、徐渭等，都曾前往借阅。山阴祁氏“澹生堂”，由祁承创办，至其子祁彪佳时，藏书三万余卷，闻名华夏。祁彪佳在清兵占领山阴时，自沉于梅墅梅花阁水池中，表明了绍兴读书人的血性与忠烈。

清代绍兴有史可稽的藏书楼有26家。上虞梁湖人王望霖，乾隆末年建“天香楼”于家乡，藏书最多时数以万计。会稽人李慈铭，一生著述宏富，毕生日记不辍，以书为妻孥，禄糈所入，悉以购书。山阴人平步青，娴熟掌故，长于校勘，蓄书二万余卷。会稽陶堰人姚振宗，恣览群书，博稽书目，力聚古册。

5.中华民国时绍兴藏书业的转型与升华。

中华民国时期，绍兴地区代表性的藏书家与藏书楼有：山阴徐树兰之侄、徐友兰之子徐维则的“初学草堂”，蔡元培创办的“养新书藏”，王子余开设的“万卷书楼”，鲁迅先生读过书的“三味书屋”，沈知方的“粹芬阁”；会稽顾燮光的“金佳石好楼”“遁世无闷楼”“非儒非侠斋”；上虞罗振玉的“大云书库”；诸暨陈遹声的“畸园”，楼藜然创建的“诸暨图书馆”；嵊县袁涤庵的“济美堂”。

绍兴历史上的藏书家与藏书楼，为保存整理文化典籍、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到了近代，更是在藏书业的转型升级方面，起到了开先风的作用。徐树兰创办的古城藏书楼，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与集大成者。

开启新风的公共图书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树兰63岁那年，借鉴西方教育中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的经验，在古贡院鲤鱼桥西首购地一亩六分，耗银32900多两，集议创办古越藏书楼。

次年即鸠工庀材，开工建设。

光绪二十八年，古越藏书楼的一切章程规制及工程，已基本完成。在病中，徐树兰参酌东西各国图书馆的规制，撰写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其中第二章《宗旨》明确：“本楼创设之宗旨有二：一曰存古，一曰开新。”是年五月九日，即谢世的前日，徐树兰召集乡绅、翰林院编修马传煦等，出示《章程》，嘱咐儿辈继承父业，办好书楼。殷殷之嘱，催人泪下。

光绪二十九年，古越藏书楼全部告成。次年，古越藏书楼正式向公众开放。

徐树兰创建古越藏书楼，既是传承弘扬越中藏书文化之举，更是提倡主张中国维新变法之策，为江浙两省倡首，开风气而宏教育，功在艺林，裨益士子，得到了民众、乡绅、地方有司与朝廷的赞许与褒奖。

7.古越藏书楼之新，表现为阅览新。

徐树兰创建古越藏书楼的初心，是“咨人观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古越藏书楼在《章程》中，就开放期间的图书管理、借阅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室内阅览为例，除万寿节、新年、中秋、清明等节日外，每天均对外开放。

为了做好开放管理工作，藏书楼设总理、监督、司事、门丁、庖丁和杂役各一人；设司书两人：一人负责图书借阅，另一人负责报章借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书楼在后勤服务上也十分周到，以读者为中心的思想可见一斑。《章程》规定：“阅书者如欲饮茶，茶由本楼供应……阅书者如欲用膳,其膳资理宜自备，本楼雇有庖丁,亦可承办。”

8.古越藏书楼之新，表现为藏书新。

关于藏书的选择，徐树兰主张古今中外并重平等，既不能详古略今，也不能尚今蔑古，其目的是为了贯通古今中外。这是颇有新意的藏书思想。

藏书的来源是新的。既有徐树兰家藏的捐入，又新购了大量的图书报章。

藏书的内容也是新的。除经、史、子、集等旧籍外，所购新书，一方面是以国外图书为代表的时务类图书，另一方面是以农学类图书为代表的实务类图书。这两方面图书的添置，既顺应和助推了“西学东渐”的时势，又对务农为本、强国富民起到了积极务实的作用。

9.古越藏书楼之新，表现为分类新。

为了便于收藏保管、查寻阅览，古越藏书楼先是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基础上，创新增设了时务部。接着，又根据实际应用的新需要，在继承中创新，将全部藏书分为学、政两大部，共48类，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贯通古今中外的图书分类方法。

古越藏书楼首创的这种图书分类方法，将古今中外书籍融为一体，体现了徐树兰“必求贯通”“借鉴交通”“务求平等”的藏书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为时人和后人所效仿，在当时、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0.中国近代第一家公共图书馆。

徐树兰创办古越藏书楼，找准了中国古代传统藏书楼在近代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顺应了近代图书馆兴起的浩荡大势，找到了“存古”“开新”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贯通”“交通”的灵丹妙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图书馆范例思想，最终实现了从中国传统藏书楼到近代公共图书馆的伟大飞跃。

古越藏书楼馆舍虽早已废，然门楼尚存，遗风犹在，其生命的一部分以数量可观的古籍的形式延续于今天的绍兴图书馆，一部分以生生不息的文脉的形式延续于绍兴古城与中华大地。

数典不能忘祖。发展好绍兴图书馆事业，保护利用传承好徐树兰故居，以及1990年已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越藏书楼，以知“来龙”而明“去脉”，需要进一步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徐树兰雕像

辉耀于今的千秋功德

绍兴是毛主席命名的“名士乡”。绍兴的名士现象，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历代都有，各类都有，功德都有。

徐树兰是绍兴名士的杰出代表。他的功德，不仅在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崭新历史，而且还在于在提倡维新思想、发展近代教育、致力水利建设、探求农业富国、热心公益慈善、关心后生才俊等方面的巨大贡献。这些功德，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于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12.创办近代学校。

光绪二十二年，徐树兰捐银一千元，筹款四千余元，以“兴贤育才”为目的，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并自任校董。次年二月初一，即公元1897年3月3日正式开学，成为绍兴近代教育的开篇之作。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徐树兰力邀携眷回乡的蔡元培担任学堂的总理即校长。从次年正月到任，至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请辞，蔡元培在任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发展举措。一是创建“养新书藏”图书馆，开启了新式学堂创办图书馆的先例，也为后来徐树兰创办古越藏书楼积累了经验。二是亲自编著教材，增设西洋学科，组织购买日本等国先进的教育用具。三是优化师资，聘请外籍教师。

在徐树兰的坚毅守望、财力保障和蔡元培的得力主持下，绍郡中西学堂不断发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为今天的绍兴市第一中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致力水利建设。

一是强海塘。徐树兰为了海塘建设，既建言献策、捐款捐物，又躬监工程、亲力亲为，可谓是呕心沥血。

二是修水闸。光绪十五年秋，针对随暴雨而至的灾情，向官府建议雇佣饥民、以工代赈，于次年建成了西湖底闸。光绪十六年，还筹拨赈款，重修了上虞丰安闸。

三是著文章。撰写的《论三江闸书》《引清刷淤议》《西湖底造闸记》等重要文章，于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4.探求农业富国。

一是主张强农富国。认为中日战争后，国瘠民贫，必须将农业作为“富国之本”，以此“植国家富强之源”。

二是组建农学组织。光绪二十二年夏，徐树兰与罗振玉等共同创设务农会，疾呼农业振兴。

三是创办农学报刊。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在梁启超等支持下创刊《农学报》，介绍、传播欧美、日本等国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

四是建设实验基地。光绪二十四年，徐树兰、徐友兰兄弟与罗振玉等，在上海黄浦江滨置地百亩，广求各国果种，开展实际试验，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

15.热心公益慈善。

一是赈济灾民贫弱。其赈济活动，呈现出了超越家乡地域范围、坚持随时解人困厄的特点。如光绪四年，秦晋大饥，徐树兰兄弟带头捐赈、劝募，开越中义赈风气。光绪九年七月，绍兴连续两次特大风潮致重灾，以徐树兰为首的乡绅10余人，先后四次放赈，计钱四万五千余文。

二是建设义仓豫仓。光绪四年六月起，负责绍郡义仓事务达18年之久。光绪十年，绍兴协赈公所成立，徐树兰一力承担筹赈事宜，又以子母金方法，用于救济，创设山会两邑豫仓，并认捐银钱两千余缗。光绪十九年，主持建造豫仓，次年建成。

三是资助军饷不足。同治元年，清廷筹资济饷，徐家出巨资助军。光绪十年，中法镇海之役开战，需饷尤急，徐树兰等宁绍绅士前后捐银三十余万两。光绪十一年，台湾巡抚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徐树兰尽心筹办海防军饷。

16.关心后生才俊。

清同治十一年，徐树兰在古贡院购地建造徐氏义塾，名曰“诵芬堂”，聘请塾师供贫寒子弟读书。潘遹等一批后生来此借读，学问长进，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十二年，18岁的蔡元培来到徐家伴读，并协同校勘书籍。在此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蔡元培在这里博览群书，接触人世，不仅为他成就博大精深的学问提供了前提，也使他树立了图书馆作用重要的坚定信念，甚至还对他后来成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产生了积极影响。

还有，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张謇，也是受了徐树兰及其古越藏书楼的影响。

另外，鲁迅、许寿裳、夏丏尊、陶元庆、胡愈之、孙伏园、陈去病、刘大白、杜亚泉等绍兴乡贤、民族精英，都深受古越藏书楼或绍郡中西学堂的影响。其中徐锡麟曾在绍郡中西学堂担任过教员与副校长；鲁迅由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堂来校任监学教务长，兼博物教员。

17.由地灵人杰而致的人杰地灵。

绍兴城南之栖凫，是徐氏世居的风水宝地，这里养育出了像徐树兰这样的杰出人物，并使栖凫这个偏僻的小村、使绍兴这座千年的古城，一时成了风云际会之处。

1906年，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钱玄同与徐树兰孙女、徐尔谷之女徐婠贞在上海适配成婚。钱玄同与徐婠贞的三子钱三强，于1913年10月16日，出生在绍兴外婆家，后来成了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与钱学森、钱伟长并称“三钱”。

抗日战争期间，从绍郡中西学堂发展而来的浙江省立绍兴中学初中部学生，曾被安排在栖凫村徐氏祠堂暂读。在这群学生中间，走出了当代郦学泰斗、历史地理学大师陈桥驿先生，以及大作家柯灵的外甥、小说《栖凫村》的作者阿湛先生。

近现代史上，栖凫还出了两位了不起的徐氏兄妹。兄长徐世大，曾以首席专家的身份，协助茅以升完成了钱塘江大桥的选址工作。其妹徐世齐，为绍兴龙虎山水库等建设工程作出了积极贡献，是浙江省第一届、第二届政协委员。

栖凫除了名人辈出外，文化底蕴也十分深厚，有三接桥、徐公桥、徐氏祠堂、徐家小洋房等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此加以妥然保护，科学修缮，合理利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照此看来，栖凫实在是一个因地灵而人杰、又因人杰而地灵的好地方。听到、看到栖凫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名，眼前仿佛出现了碧波荡漾、湿地绵延、群鸟栖乐的美丽景象。

2022年12月8日定稿

图片由绍兴市文史研究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