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化对唐诗之路的形成有着怎样的影响？10月11日，围绕这一主题，一批研究唐诗之路的专家学者聚集在新昌诗路文化政协委员会客厅。他们从魏晋玄学、魏晋博物学、文学地理学等角度，溯源“浙东唐诗之路”的前世今生。

新昌举办“诗路溯源——魏晋文化对唐诗之路形成的影响”政协委员会客厅活动。

诗路的源头

可追溯到魏晋玄学

“唐诗之路形成，源头要追溯到魏晋文化。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就是魏晋玄学。”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卢盛江，从魏晋玄学的角度来分析魏晋名士文化对唐诗之路形成的影响。

“经学衰落，名教危机，士风演变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思想依归，清谈、名理学的发展又为玄学的产生准备学术的氛围。”在他看来，玄学的形成是汉魏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样一种玄学，又直接影响到魏晋文人性格、魏晋名士风度或者说名士文化。

“为什么到了中唐前期，那么多文人主动选择游浙东？”

“个中原因，有的是为了发掘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但吸引文人的，更主要的是这里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名士文化氛围。”卢盛江认为，魏晋名士的潇洒风流和文化业绩，和他们生活过的兰亭、剡溪、东山、云门寺、天姥山、天台山、国清寺等交融在一起，名士风流和名山名水名寺交融在一起，为浙东营造了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唐代诗人们向往、仰慕这种名士风流名士氛围，才会纷至沓来。

新昌县大佛寺智者大师纪念塔。

而魏晋名士文化影响浙东唐诗之路最突出的时期，则是在中唐前期。

这一点，卢盛江是做了一个统计才得出的。中唐前期50年间写浙东诗的诗人总数几乎与初唐、盛唐138年间相当，而所留下浙东诗的总数，则超过初唐、盛唐138年的总和。

具体来说，初唐从唐代开国到睿宗景云二年（618—711），94年间有43个诗人留下108首浙东诗；盛唐从玄宗先天元年到安史之乱的天宝十四年（712—755），44年间有88个诗人留下355首又4句浙东诗。而中唐前期自天宝十五年到德宗贞元二十一年（756—805）的50年间，有117个诗人留下508首又344句浙东诗。而初唐、盛唐写有浙东诗的131个诗人中，曾游浙东的只有52人，而中唐前期117个诗人中，曾游浙东的有102人，时间不到初盛唐的一半，而人数则是初盛唐的二倍。

魏晋博物学的流传

使得“旅行文学”兴起

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欣从魏晋博物学的角度来分析，提出了“唐诗之路肇启的思想文化之源植根于魏晋博物学”的观点。

北宋·李公麟《饮酒图》，取材于兰亭曲水流觞。

“博物学是指关于物象（外部事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的整体认知、研究范式与心智体验的集合。” 余欣认为，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的奠定，可以追溯到《山海经》。比较明确地阐发博物学概念的论说，当推西汉刘秀的《上山海经表》。刘秀的博物学概念，囊括山川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土贡异产、珍宝奇物、祯祥变怪、绝域殊

类、远国谣俗，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外部世界图式的整体架构。

《山海经》所奠定的博物学传统，在魏晋时期逐渐成熟，并在隋唐之际构成绚丽的图景。博学之士，“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究天地万象，察异域殊方，博观省思，穷源竟委，以期明万物之至理，登天下之大道。

“魏晋时期，因充满方术气的志怪小说和《异物志》之类的撰作流行，使得博物学之知识体系和异质意象扩张臻于极盛。”在余欣看来，方术和博物密不可分，多有互相交错融通之处，其与以儒家经典文本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之间也并非完全隔绝，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官学”之外的两面侧翼，代表了士人对于纯粹知识、实用技艺和闲情逸致的不懈追求之境界。对于这一人生境界的向往和追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刺激了唐诗之路的诞生。

或者说，正是这种魏晋博物学的流布，导致了另一类似乎与博物学关系并不密切的“旅行文学”的兴起。“以博物多识为依归的唐代诗学和创作的兴盛，可以说是唐诗之路形成的又一学术和时代精神的源泉。”余欣说。

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

里的文学地理学

“关于魏晋文化对唐诗之路形成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阐述得十分清晰。”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新昌研究中心主任、新昌白云书院院长徐跃龙认为，以《沃洲山禅院记》为例，分析了魏晋文化对唐诗之路形成的影响。

“早在1991年，竺岳兵先生在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剡溪——唐诗之路》，首次提出了唐诗之路概念。”徐跃龙认为，这个唐诗之路概念，属于新兴的“文学地理学”范畴。文学地理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如果把文学限定为唐诗，则是研究唐诗与地理的关系，研究唐诗产生的地理条件。

地处唐越州剡中的沃洲山，为历史文化名山。东晋时，大批高僧名士盛会于此，佛教大乘般若学在此兴起，形成了六家六宗，为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至唐代，大批诗人追慕晋贤，景从云集。高僧白寂然来兹，得元稹襄助，兴建禅院，乞白居易为禅院记。白居易欣然创作《沃洲山禅院记》，并请刘禹锡书丹，珠联璧合，成就了数百年盛事。

“从地理角度看，白居易的《沃洲山禅院记》写的就是浙东的沃洲山。从人文积淀看，沃洲山更是浙东的人文名山。正是这里深厚的、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文化积淀，吸引着唐代诗人的目光。据统计，《世说新语》总计7.9万字，记载隐居剡东沃洲名士言行的占了1.5万字，接近五分之一。”徐跃龙说。

从历史源流看，沃洲山还是浙东的唐诗名山。据考证，《全唐诗》收有作品的2529位诗人中，有450多位往来游历过这一带。在《天姥山唐诗三百首》中，出现“沃洲”一词的竟有115首之多，跨越初唐、盛唐、中唐与晚唐整个朝代（远超相邻并齐名的天姥山，出现“天姥”一词的仅29首）。如宋之问、孟浩然、李白、杜甫、崔颢、秦系、罗隐、方干、温庭筠、皮日休等著名诗人，都曾寻访胜地放怀于此。

徐跃龙认为，成就浙东唐诗之路的，不仅仅是这里的山山水水，更是山水中蕴含的深厚文化，而魏晋文化就是最深邃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