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6周年纪念日，我想起了先生的从师之道。

鲁迅先生的求学历程，从读三味书屋开始，到进南京水师学堂，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再到东渡日本，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尔后又经常在章太炎先生主持的《民报》报馆，听太炎先生宣传革命和讲学。可以想见，在鲁迅先生的求学过程中，一定有为数不少的老师；但鲁迅自己的文章中，主要写了他的三位老师：寿镜吾先生、藤野先生和章太炎先生。

在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就有两篇文章写到老师，一篇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另一篇是《藤野先生》。

鲁迅12岁从师求学，受教于寿镜吾先生有五六年之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写道：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还写道：

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这里写出了鲁迅对自己的启蒙老师的印象，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寿先生的形象，给人印象深刻；还将寿先生教而严，爱而慈的形象呈现出来。据说，鲁迅家与寿先生之间的关系很好，鲁迅父亲久病转重，急需一味“三年以上的陈仓米”以做药引，鲁迅多方搜求而不得，便将此事告诉了寿先生。几天之后寿先生竟自己背着一升米送到鲁迅家，鲁迅一家非常感激。寿先生的品质和性格对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师生感情深厚；所以后来鲁迅无论在南京求学，还是在日本留学，抑或入北京工作，只要回到绍兴便总要去看望寿先生。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寿先生家保持书信联系，每年春节前也会亲笔写信，拜年问候。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主动送挽幛致哀。师生情浓，历久不淡，于此可见。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写道：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藤野先生上课的初次出场，与众不同，就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写道：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

这是一位对学生何其负责的老师，尤其是对来自弱国的留学生的负责！他对鲁迅毫无偏见，反而关心有加。所以鲁迅说：“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收在《朝花夕拾》中的写于1926年的10篇回忆散文，其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5篇写于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楼上，其时，正是鲁迅因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也是污浊的，并为此展开了抗争，终“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了之时。当时的心情是沉郁的。

就在这种沉郁的心情下，鲁迅整理心绪，收拾记忆，写出对儿时的、过去的事物的回忆。这些回忆对鲁迅来说当然是沙里淘金、去芜取精、最珍贵的了。可见所记之人事对其影响之大之深。

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有两篇写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其一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其二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前一篇是写于作者去世前10天，而后一篇是写于作者去世前2天，且因病重体力不支而成未完稿，是鲁迅先生最后的一篇文章。为何他要写这两篇文章呢？

这是有重要原因的。太炎先生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其次才是一位学者。他因参与革命，多次遭被捕入狱。他被誉为近代中国国学大师，胡适称其为“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梁启超称之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当然，他后来慢慢落伍了，成了一位“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章太炎是鲁迅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然而面对自己的这位落伍的老师，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写了《趋时和复古》《名人和名言》等文章，对太炎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先生逝世后，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这篇著名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认为：“（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还了太炎先生一个公正。

鲁迅先生对自己的三位老师的态度，可以见出他的从师之道：尊崇、感激、重道。

（董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