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当“史”“志”来读

鲍贤伦

我于1991年1月被从学校调入绍兴市文化局任局长，由此开始接触文物工作，几乎干到退休。当时局里设有文物科，科里只有一位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借调来的工作人员，就是高军同志。应该说高军不仅是我的老同事，还是我文物工作的启蒙老师。

我们工作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特殊的年代。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掀起。同时“旧城改造”悄然出现，沉睡地下的文物遭到疯狂盗挖和猖獗走私。在这种情况下，文物保护的情势严峻而紧迫。中央及时确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我们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古迹遗址，并借势建设各类纪念馆、博物馆。总之，既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要全力保护文物；既要与自然的损毁相抗争，又要与人为的破坏作斗争；再加上法制建设不健全，全社会对文物保护认识还有待提高，文物工作的难度是极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和抢救的形势渐趋缓和，利用的需求随之得到重视。1995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及时提出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原则，最终将文物工作方针完善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之后方针被写进了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行政执法主体的确立和文物执法队伍的建设强化了文物安全保障机制。特别是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对统一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民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改善文物工作的条件和环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博物馆免费开放等重大举措促使文物博物馆工作更加自觉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发挥作用。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文物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也逐渐与世界接轨。文物的内涵和外延扩展为文化遗产，一批新技术、新方法被引进运用，国际交流和合作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国的文物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进入新时代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被提升到关乎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让文物活起来”蔚然成势，考古发掘研究和博物馆展示教育等工作受到党中央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我作这些粗略回顾，无非是想说我们个人的工作经历都脱不开历史进程的大背景。相对于历史背景的宏阔，任何个人的体验，无论喜悦、欣慰、无奈、委屈……都是渺小以至微不足道的，都是历史必然的折射。但是正因为有了个人置身其中的喜怒哀乐真切体验，宏大的历史叙事才不至于空泛。

高军比我更早地参加文物工作，更晚退休，一干便是四十余年，矢志不移，从一而终。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择一事，终一生”。其间曾有几次选择的机会，都被他果断地放弃了，可见他对文物工作的感情是根植于心底的热爱。作为职业的文物工作者需要有勇于抗争、甘于寂寞、勤奋钻研、踏实苦干的品性。有了热爱，自然就敬业。于是乎职业成就了人，人成就了事业。在高军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因果关系。高军结合工作需要做了许多研究工作，重点是绍兴史迹研究、地方名人研究、区域文化研究等，并且勤于笔耕，撰写了许多文章和好几本专著，还主编了不少专业书籍。高军在具体工作中主持了一大批博物馆、纪念馆的建设和名人故居、历史街区的修复工程，从编写方案到施工建设，场场硬仗，累累硕果。作为行政管理者，高军更是承担了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古建维修、博物馆展陈、文物执法等日常而繁复的组织工作，在大型国际学术活动中的协调能力尤其令人称道。

在《守望纪程》中高军选用了10篇文章，还按编年罗列了一部分工作内容，其实这些只是他40余年文物工作生涯纪实的一个缩影。粗粗的阅读已引起我浮想联翩，既想起了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又重温了绍兴以至浙江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件件并未远逝的往事，一个个曾经的真实场景。我突然想到，高军的这本书也不妨当作“史”和“志”来读，因为其中留下了绍兴文物事业数十年间的许多很有价值的信息。当然，高军自己的初心只是对来路作一个梳理总结，以此给职业一个交待，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待。这也对，再热爱的职业于人生而言也总是阶段性的，有这本书给自己职业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退休之日就能心安理得地“相忘于江湖”了。

作者系浙江省书协名誉主席、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共行致良知

朱越民

常有学员问我，如何走进王阳明世界，如何读懂阳明心学，我一般都会推荐阅读《传习录》。

《传习录》记录了明代大儒王阳明与弟子的对话、研讨和部分书信往来，是通往阳明心学的必经之门。我们现在看到的通用版本《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是从明代的正德七年（1512）到隆庆六年（1572），前后历时60年陆续校对整理刊印而成，书名是根据《论语》中曾子所言“传不习乎”而定名的。

阳明先生的亲传弟子中，事迹详细可考者约300人，徐爱、陆澄、薛侃、周道通、欧阳崇一、聂文蔚、陈久川、黄直、黄省曾、钱德洪、王畿、王艮、南大吉等弟子，都出现在不同时期的《传习录》对话中。因此，通过阅读此书可以直观地了解当时师生对话的内容、思想碰撞的焦点，从而对阳明心学有更深领悟。去年央视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也介绍了《传习录》，让更多人认识了此书的价值，对广大读者亲近阳明心学很有帮助。

被誉为“王门颜回”的徐爱，是阳明先生的第一个弟子，也是他的妹夫，跟随先生的时间较长，虽然英年早逝，但是他记录下的师生对话开启了传而习之的先河。先生耳提面命、亲自教诲，他对先生的思想也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认识过程。他评价阳明先生的学说是“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称自己“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这里面或许包含弟子的谦卑，但从一个视角告诉世人，心学思想的深邃，不是三言二语、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想就可以获得的。但只要你肯舍弃“傍蹊小径”，肯一门深入“惟精惟一”，然后在工作生活中“反身实践”，最后必有所领悟，那种感觉只能用“手舞足蹈”来形容了。

在阳明先生的诸多弟子中，陆澄被寄予厚望，特别在徐爱过世后，王阳明感叹“曰仁（徐爱）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陆澄）不浅。”在陆澄记录的篇章里，阳明先生还特别跟他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在陆澄听说儿子病危而忧心如焚时，阳明先生又适时引导他“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时磨炼。”可见，阳明心学是一门实修的学问，不是坐而论道，是要在现实世界桩桩件件所遇之事上下功夫，才能省察克己，才能守住正心，才能彰显光明与良知。

很长一段时间，阳明心学常被人误解为“主观唯心主义”而加以批判，近几年又被部分人追捧成“流行文化”。误解也好，喜欢也罢，你只有走进记录心学思想对话的《传习录》里，或许答案就能揭晓。我特别喜欢下卷《钱德洪录》中“南镇观花”的典故，读懂了这则典故，了悟阳明先生所言之“寂”，就不会给心学简单贴个“唯心主义”标签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阳明心学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中国文化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影响着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先生为撰写《王阳明大传》，跑了中国八省区80多个县市，逐一寻访阳明先生的生前行迹地，并在20世纪80年代为修葺绍兴的阳明墓地积极募捐。这既是阳明先生的人格和学术魅力，也是阳明心学的感召力所在。

由于《传习录》中的师生对话，会大量涉及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的内容，故一般人阅读时总难免感觉枯燥或晦涩难懂，但只要静下心来每天读一小段，假以时日坚持下来，就会进步一大段。

今年6月底，绍兴图书馆与绍兴市王阳明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传习录》研习班已经开班，每月两堂课，一年完成对《传习录》的基础性学习，作为主讲老师，我感觉很有使命感责任感，在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之际，学好《传习录》，也是弘扬先生思想的一种具体行动。

共读《传习录》，共行致良知！绍兴，作为王阳明的祖居地、修道地、讲道地和归葬地，要责无旁贷地讲好王阳明的故事，传播好阳明心学思想精髓，要让更多人爱上《传习录》，并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知行合一的践行者。

作者系绍兴市王阳明研究会理事、特聘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