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申报》创刊150周年。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传播范围最广的报纸，存在了77个年头的《申报》一直被研究者们视为一部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历史上，《申报》的社会影响极为深远。自晚清至民国，不少江南一带的老百姓都将“申报纸”一词作为新闻报纸的代称。

《申报·自由谈》发表的鲁迅杂文。（资料图）

其实，在这张《申报》上，绍兴的“笔杆子”们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申报》主笔何桂笙：撰写篇首论说

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山东路创刊，由此翻开近代中国报业史崭新的一页。

《申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和他的哥哥菲尔特利克·美查。《申报》从创刊到1949年5月27日停刊，历时77个年头，共出版27000多期。那时的上海，移民大量涌入，商业贸易繁荣，《申报》亦随着上海的发展而壮大，是我国商业性报纸的一个成功典范。

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申报》创刊150周年纪念座谈召开。

会议的召集人是祖籍嵊州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苏智良看来，《申报》是公认的中国近代第一大报，也是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中国第一条铁路开通，清王朝覆灭，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申报》记录了许多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时光。《申报》发行量最大，流布地区最广。出生于浙江浦江县的爱国报人曹聚仁曾回忆说：“我们乡间，凡是报纸，都叫做‘申报纸’。一个专有名词当作普通名词用，可见这张报纸的权威性。”即使是信息闭塞地区、妇孺及不识字的普通民众，也都知道“申报纸”，这一殊荣唯《申报》独有。同样，在晚清，北京的官员问候语中，有一句就是：“《申报》你看了吗？”不仅如此，20世纪初朝鲜创办的新报叫《大韩每日申报》，由此可见，《申报》的影响力超越了国界。

苏智良说，《申报》在历史上充当着民族主义启蒙的窗口，抗日救亡的喉舌，传播新知识的媒介以及移风易俗的阵地等角色。《申报》之影响中国，最重要的是史量才时代。1912年史量才主持《申报》后，锐意改革，起用进步文人，改变《申报》言论“温吞水”的状态，成为报界一面鲜明的旗帜，由此对近代政治和文化社会之新陈代谢，产生重大作用。

《申报》是外国商人办的华文报纸，而前期主持笔政者均为江浙文人，诸如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黄协埙等，多为科举道路上的不第才子。首位担任《申报》总主笔的是杭州人蒋芷湘。他身边还有两位主笔：一位是湖州人钱昕伯，另一位是绍兴人何桂笙。蒋芷湘因参加进士考试，于1875年离开《申报》，钱昕伯升任总主笔，在这个职位上干了20余年，其因病修养之时，由何桂笙代理总主笔之职。

何桂笙是何人？根据相关地方志资料显示，他出生于1841年，别署“高昌寒食生”。幼年时有神童之誉，曾考取秀才。青年时代正逢太平天国起义，为避战祸而颠沛流离。清同治九年（1870）起，在苏州教书，授课之余曾到正谊书院进修，得到著名学者冯桂芬和俞樾的指点。同治十二年（1873），他被苏州知县周鹤生收为门生，翌年经周鹤生推荐来到上海，担任家庭教师。清光绪二年（1876）再次赴杭州应试，仍未中举，遂绝意仕途，进入《申报》，担任钱昕伯的副手。由于他才思敏捷,不久即声名鹊起。光绪十三年（1887）前后，钱昕伯已年逾六旬，《申报》总编辑工作实际上已由何桂笙代行。他在《申报》撰写篇首论说，出版的著作有《劫火纪焚》《红楼梦题名录》《齿录》等。

副刊主编张梓生：宣传进步舆论

除了主笔何桂笙，《申报》的编辑中还有一位绍兴人：《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张梓生。

《自由谈》是《申报》的招牌副刊，创设于1911年，是中国近现代新闻界名声最响、影响最大的文艺副刊之一。由王蕴章、陈蝶仙、周瘦鹃等先后担任主编，撰稿者是他们周围的一群上海文人，如范烟桥、顾明道、程小青、沈禹钟等。《自由谈》创刊至1932年前期，主要撰稿人大都是南社社员和鸳鸯蝴蝶派作家，内容大致上以消闲、言情、游戏和社会写实为主。

1932年12月，史量才借《申报》创刊60周年之际，对《申报》进行重大改革，大胆起用了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编辑黎烈文任《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一改先前由鸳鸯蝴蝶派所把持的颓废风格，使《自由谈》立足于文艺的“进步与现代化”“不违背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团结鲁迅、茅盾、瞿秋白、叶圣陶、郑振铎等进步作家，使之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他的继任者张梓生也沿袭了他的编辑思想和风格，1932年12月至1935年10月间，《申报》因《自由谈》的巨大影响而发行量大增，最高时达20万份，拥有广泛的受众群。

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告诉记者，张梓生是鲁迅任教山会师范学堂时的学生。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迁居时，曾将一部分不准备带走的书籍、课本、墨迹等共3大箱，寄存在张梓生位于原绍兴县皋北乡洋浜村的家中。这3大箱书中，包括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用过的教科书、讲义等，非常珍贵，现藏于绍兴鲁迅纪念馆。

张梓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编辑、记者、出版家，1892年至1936年可视作其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此期间，他与鲁迅时有来往，又赴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申报》，并开始参与开明书店的经营管理，主编《申报年鉴》(1933-1936)和《申报·自由谈》，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心力。

1935年10月31日，张梓生辞去主编职务。自此《自由谈》一度中断，一直到1938年10月复刊。复刊后，虽然努力恢复以往面貌，但收效甚微，于1949年4月24日终刊。

裘士雄说，《自由谈》作为副刊在《申报》鼎盛时期发挥了极大的社会作用，推动了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的成熟和发展，并在培养青年作家等方面作出巨大成绩。

鲁迅等特约撰稿人：杂文唤醒民心

上海文史研究者周惠斌说，鲁迅于1927年定居上海后，以文为生。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后，托郁达夫向鲁迅约稿。鲁迅一开始并不重视，后来听说黎烈文为了编辑《自由谈》孜孜不倦、忘我工作，连妻子生孩子都没顾上到医院照顾，最后妻子死于医院，黎烈文伤心至极，每日让孩子看母亲遗照。这个故事以及黎烈文强烈的事业心深深地感动了鲁迅，后来他还在《伪自由书·序》中，颇为动情地叙述了此事。此后，鲁迅便开始给《自由谈》投稿。

周惠斌指出，从1933年1月30日至5月中旬，鲁迅平均每月给《自由谈》投寄八九篇杂感，以“何家干”等笔名共发表了43篇文章，成为支持黎烈文改版《自由谈》最积极的撰稿人。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限，为爱国行动声援，保护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这些短评针砭时弊、解剖社会，或谈困难，或谈民族危机，得到了青年学生与爱国人士的欢迎，同时也使《自由谈》更加受到读者的关注。

鲁迅曾说：“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事实上，鲁迅人生最后10年的杂文创作主要集中于《申报·自由谈》，他在其上发表的文章就有140多篇，用笔名42个，主要收录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中。鲁迅为《申报·自由谈》撰文，结束于1934年8月20日。

《申报》每天刊登有不同的热点、焦点、政经大事，这为鲁迅杂文的写作提供了鲜活的创作素材。比如，1933年1月28日，报纸刊发了国民党教育部禁止北平大学生逃难的通电，与此同时政府却在忙着搬运古物，2月6日《自由谈》就发表了鲁迅的杂文《崇实》，对国民党的做法给予了尖锐讽刺。可以说，《申报·自由谈》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

除鲁迅外，徐懋庸、夏丏尊等绍兴人也曾是《申报·自由谈》的特约撰稿者，他们文采斑斓、思潮汹涌，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