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今天，1912年5月6日，一位名叫周树人的外省青年，也就是如今被大家所熟知的鲁迅，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住进了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即绍兴会馆），开始了他在此7年半的寄居生涯。

很显然，与他的家乡江南水乡绍兴相比，旧日帝都老迈、迟暮、满眼黄土的景色未免令人失望。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

也许，此时的周树人仍沉浸在离乡的惆怅之中，还没有体会到北京的独特韵味。

但是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胡同里，一段非凡的历史开始谱写。

绍兴县馆（绍兴会馆）旧照

绍兴县馆，原名“山会邑馆”，原是山阴、会稽两县人共有的会馆，最早是为了给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食宿而兴建的。山会两县籍的李慈铭、蔡元培等200多名进士，以及更多的不第举人，赴京赶考多借助于此。

宣统年间，两县合并称作绍兴县，乃更名绍兴县馆。当年，周树人的祖父周福清做京官时，也曾在此居住。鲁迅无意识地追随了老祖父的足迹，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

绍兴县馆中有许多名字典雅的建筑，如“仰蕺堂”“藤花别馆”“绿竹舫”“补树书屋”“贤阁”等，但实际上居住环境远不像名字那样曼妙。周树人住进“藤花别馆”的第一个晚上，就遭到三四十只臭虫的袭击，以至于他不得不搬到桌子上去睡。

在“藤花别馆”忍耐了四年，1916年5月，周树人终于搬进了会馆中相对安静的“补树书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补树书屋位于会馆南边的第二进院子中，院中种着两棵大槐树，因此得名“补树书屋”。

鲁迅日记手稿

当时的周树人仅仅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挂着闲职，终日生活于苦闷与彷徨之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苦脸。

一天，前来访谈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案头堆满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劝他：“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给我们《新青年》杂志。”鲁迅懒洋洋地回绝：“不想写。”

就这样，从1918年2月9日到4月26日，钱玄同造访鲁迅多达十次。每次几乎都是同样的话题。

后来，便有了那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引用自《呐喊·自序》）

接着是钱玄同的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可能，周树人就这样被说服了。答应拿起笔来，写一篇试试。

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狂人日记》

几天后，周树人写出了《狂人日记》，署名“鲁迅”。从此，中国文坛有了“鲁迅”，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崭露头角，所向披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有人说，恰是绍兴会馆里那些颓败的老建筑，使鲁迅产生了这个著名的关于“铁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而恰恰是绍兴会馆的寂寞与压抑，打造出了一位未来的呐喊的战士。

在这里，鲁迅又接着写出了《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小说，以及《我们应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等70余篇杂文和随感。

直到1919年11月21日，鲁迅才搬离绍兴会馆。在这漫长的7年里，他像一只化蛹的蚕，艰难而执著地咬破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茧壳，咬破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而绍兴会馆清晰地目睹了这一代文豪从抑郁、沉沦到觉醒的过程。可以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之后，才成为真正的鲁迅。

如果他不曾来到这里，也许，他会像很多小知识分子那样沉寂下去，过完凡俗的一生。

1925年鲁迅摄于北京

但当五四新文化的大潮兴起，身处风暴中心——北京的周树人，心中那头睡狮被唤醒了，他成为了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成为了鲁迅。

（部分图文来源：前线客户端、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