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后进者慎戒之。”

——《史记·田叔列传》

一

今天，临窗独坐，我继续品读《史记》。

在太史公眼里，范蠡是一个“有着完美形象的男人”。《史记》里，他对范蠡着墨不多，也没有为其单独列传。范蠡有时被藏匿在卧薪尝胆的故事后，有时被稀释于商贾才子的传说中。但是，范蠡的处弱图强、进退得时、聚财行德，以及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让这位“历史之父”甚为折服，留下了诸如“三迁皆有荣名”“君子富，好行其德”“名传后世，万岁不忘”等盛赞好辞，足见范蠡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我在读大学时，曾翻读过有关范蠡的不少史料，在感佩其“忠以事君，智以保身”（秦·李斯语）的同时，心中时常有个疑问：范蠡在襄助越王成就霸业后，位尊权重，究竟是什么魔力驱使这位“上将军”决意“去越”呢？

带着疑问，前些年，我还特意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多数是以“避祸”来解释。最权威的，当然是被誉为“第一信史”的《史记》：“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就凭这两个“难”来判断，范蠡觉得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于是，他立马做出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年，他刚满46岁。

而成书比《史记》更早的《国语》，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范蠡出走的原因。书中只提到范蠡给越王的口头“辞职”报告，时间是在越军灭掉吴国胜利归来的半路上。“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 越王灭吴返回五湖时，范蠡直截了当地跟越王说：“大王，您好自为之吧。我不跟您回越国去了。”显然，越王对范蠡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大惑不解，说：“不穀疑子之所谓者何也？”大意是，“伙计啊！不晓得你在说点啥呢？”接着，范蠡拐弯抹角地说了一大通，大意是：大王，您兵败夫椒、退守会稽时，是我出了个馊主意，让您去吴国给夫差当下人，害您吃了那么多苦，委屈您了，现在想起来真是罪该万死啊！昨晚想了个通宵，觉得我还是引咎辞职，心里会好过些。恳请大王放我回家种田吧……当然，为了君臣俩都不失体面，范蠡当着越王的面编这么个理由，也算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东汉袁康、吴平的《越绝书》没有提及范蠡“去越”的原因。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是这样说的：“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这跟《史记》的说法大同小异。要说有区别，是两者的语境不同，《史记》中写的是范蠡的“想法”，而《吴越春秋》里写的是他劝说文种时的“说法”。

在一些名人诗文中，也有许多描写范蠡“去越”的，但除了极少数，如晚唐诗人陆龟蒙的“平吴专越祸胎深，岂是功成有去心。句践不知嫌鸟喙，归来犹自铸良金”；多数没有提到为何“去越”。有意思的是，有人居然根据晚唐诗人杜牧“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的诗句，附会出西施原和范蠡有约，灭吴后便随范蠡划着小船，双双“私奔”而去。

显而易见，历史文献的“口径”基本一致，“避祸”说成了主流，占了上风。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范蠡当年纯粹是为了“避祸”，那他为什么不像与他同时代的“东方兵学鼻祖”孙武那样选择归隐之路，却要冒着被追杀的风险，改名换姓去“下海”经商呢？

二

据文献记载，范蠡“去越”的直接原因，是越王句践的“一反常态”。《吴越春秋》里提到这么一个细节：越王灭吴后，在吴都姑胥台上的馆娃宫里，大摆筵席，举行庆功会。此时此景，群臣欢歌笑语，喜气洋溢，句践吩咐乐师即兴创作“伐吴”之曲以助兴。然而，乐师现场演奏的这首表功曲中，难免出现对范蠡功绩的赞美之词。而此时，与“群臣大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唯独句践“面无喜色”。范蠡立刻意识到，这首功高盖主的颂歌让越王很不爽了。

当然，不唯如此。除了句践的“不爽”让范蠡顿生去意以外，还与范蠡信奉的道家哲学相关。《国语》中记录了他的一些思想：“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时不至，不可强生”……他认为，天下大势，犹如日月之升与沉、鲜花之开与谢、涌潮之起与落；人无论是进步或退步，都要顺应“天时”，这与春秋末年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真是无缝契合。正是对道家哲学的深刻领悟，对富贵功名的淡泊超然，对成功巅峰的冷静反思，范蠡才有了退隐的想法。

前些天，静心细读《吴越春秋》，我发现范蠡之所以干脆利落地一“退”了之，与吴王夫差临死前发出的一封信不无关联。当时，夫差率领的残兵败将被越军重重围困在姑苏山，走投无路的他一面派使臣去越营求和示弱，一面写了一封亲笔信，绑在箭上射向越营。信中写道：“吾闻：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显然，夫差的这招不会达到“策反”的效果，但是,范蠡不得不承认:夫差说得有道理，也让范蠡产生了远离越王的念头。

还有，“女间谍”西施回到越国后，面临着众多的不公正待遇，让范蠡放心不下。先是缠绵床笫的句践对她不怀好意，心存芥蒂的越王后对她充满敌意处处防范，家乡父老也少不了对她误解和非议。范蠡思忖着：我用了三年时间，将她从一个诸暨苎罗村村姑培养成为王妃贵人。为了国家利益她忍辱负重，到头来却反遭泼污，我该怎么去帮她？

句践的“脸色”，夫差的“书信”，西施的处境，以及自己信奉的“人生哲学”……凡此种种，足以使范蠡在人生成功的巅峰时刻猛踩刹车，功成身退，戛然而止。

那么，范蠡为何不归隐山野，而要去置业经商呢？

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得很明白，范蠡帮助越王句践雪了会稽之耻后，喟然自叹：七条“计然之策”，我只用了五条，就使越国转败为胜。言下之意，既然“治国”管用，那么何不用来“富家”呢？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人在范蠡的脑海里一闪而过，这人便是孔夫子得意门生子贡。在《史记》里，有“存鲁，乱齐，破吴，彊（强）晋而霸越”的记载，说的是：有一年，齐国想攻打鲁国，为了纾解鲁国之危，孔夫子派能言善辩的子贡出使到齐、吴、越三国去游说。结果，子贡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让吴国军队去攻打齐国并大获全胜；吴军在班师回朝途中，顺路又攻打了晋国，岂料晋国早有准备，晋军大败吴军。而越王听到吴军惨败的消息，便率越国军队突袭吴国，最后灭吴称霸。相传，就在子贡出使越国时，曾与范蠡见过面、聊过事，还一起探讨过“富民”的学问。如此看来，范蠡之所以步入经商创业之路，或许正是得益于子贡对他的启示。

行笔至此，我蓦然发现：范蠡的“去越”经商，不是消极地逃避，而是积极地进取。他的“翻篇”之举，莫非是他“四十而不惑”后的冷静思考，抑或是他“怀才要遇”的强烈自信。的确，他将“计然之策”从治国延续到治家，在一个陌生的商贸领域，开辟出一番“得始终”的新天地，不能不说是“划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