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习近平

蔡元培：光复会的创立者

民国元老柳亚子曾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中指出：“蔡元培先生一生有三大业绩，第一大业绩就是：从发起中国教育会到创立光复会，并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替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不拔的根基。”的确，在中国近代史上，蔡元培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先驱，他能以翰林之身参加革命，成为著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者，并一生坚持进步，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

炮声震碎翰林梦

“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这是梁漱溟对于蔡元培的评价。

蔡元培自己也曾言：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用教育改变国民，从而复兴国家，这是蔡元培一生的心愿。对于蔡元培而言，完全可以在旧的官僚体系之中麻木地活着，但为民族计，他从旧官僚体系的温床中挣脱了出来。

1894年春，蔡元培从广东回绍兴，赴京任翰林院编修。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让洋务运动数十年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清廷更是不顾朝野反对，于1895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面对这样的时局，蔡元培深感悲愤。

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更是让蔡元培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行不通，唯有教育才能改变中国。1898年秋，蔡元培到故乡绍兴办新学，出任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即校长)，其间还兼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和诸暨丽泽书院院长。

但教育之途并非一帆风顺，在旧派势力的排挤下，蔡元培最终离开中西学堂，转而前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并结交了不少学界人士。

1901年秋，蔡元培应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张元济邀请，任该校特班生总教习。蔡元培早年游历日本，认识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在他的教育理想中，期望改变国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来实现社会的变革。

“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此时的蔡元培萌生反清思想，把教育与改革相结合，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1902年，蔡元培先后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团体，宣传革命。中国教育学会和爱国学社的政治活动主要利用《苏报》展开宣传，不久“苏报案”发，蔡元培身在青岛，侥幸逃脱。“苏报案”也彻底击破了他对清政府的幻想。

1903年12月，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次年2月改名为《警钟日报》，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宗旨，揭露沙俄侵华活动，抨击清廷外交腐败。

此时南方的反清革命运动已极为高涨，尤其在蔡元培的家乡绍兴，反清会党啸聚山林，反清志士从日本回国之后，秘密筹划起义。

为了使革命形成组织，1904年11月19日，蔡元培与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当时在爱国女校举行了秘密的仪式。光复会的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蔡元培还嘱咐俞子夷起草了《光复会章程》，他亲自作了修改。《光复会章程》强调驱逐满族的专制统治，民族主义色彩极为浓郁。

蔡元培认为革命的实际行动不外两个：一是暴动，宜由男子担任；二是暗杀，女子较为适宜。光复会成立后，以爱国女校作为秘密联络点。此后扩充校舍，增加师生，蔡元培还改革了教学内容，明确了爱国女校乃是为训练青年女子实行暗杀的机构。这一时期，蔡元培也亲自投身于密制炸药和参加暗杀团的实际行动。

1905年夏，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蔡元培接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皖浙起义的失败，光复会遭受重创，蔡元培感到革命遥遥无期，再一次把重心转移到教育上，他留学德国，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希望用先进的科学拯救国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让远在德国的蔡元培心神振奋，不久后，溥仪退位，统治中国清政府终于倒台了。蔡元培受孙中山之邀，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开始创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袁世凯上台，“二次革命”失败，在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中，蔡元培认识到，光推翻帝制不足以救国，拯救国民根本上要靠文化启蒙。袁世凯暴毙后，蔡元培怀着教育救国的美好梦想，于1916年12月任北大校长。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引起全国人民的深切哀悼，周恩来曾为他作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鲁迅：文化旗手播火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一阵枪声，辛亥革命爆发。

两年之前，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暂时在杭州任教。鲁迅所在的杭州和绍兴都是革命激烈的地方，革命思想旺盛。鲁迅对任何革命都充满着希望，但也都有深刻的怀疑。

对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鲁迅无愧为先知先觉者和先行者。他曾称颂孙中山：“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继续努力。”

留学日本宣传革命思想

1902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8年的留学生涯。

在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他第一个断发明志，并在“断发照”背面写下著名的《自题小像》诗，“我以我血荐轩辕”。

彼时，正是辛亥革命酝酿阶段，他只要一有时间“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

蔡元培等组建光复会后不久，鲁迅就与许寿裳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挚友加入光复会。

鲁迅对孙中山、章太炎非常敬重。1905年夏，鲁迅作为一名留学生，与1300余位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集会欢迎孙中山，聆听他批判改良派谬论的长篇演说，深受鼓舞。1906年章太炎在上海西牢刑满出狱后抵达东京，鲁迅等留学生又在东京锦辉馆隆重集会欢迎。

不久，章太炎主编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鲁迅曾回忆道：“我爱看这《民报》”，他认为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在日本，鲁迅与许多光复会会员、中国同盟会会员有过密切的往来，其中就有蔡元培、秋瑾、陶成章、徐锡麟、王金发、范爱农、沈钧业、许寿裳、陈伯平、孙德卿、刘大白等30多位绍兴籍革命党人。

这其中，陶成章与鲁迅的关系最为亲密。陶成章非常信赖鲁迅，亲自介绍鲁迅加入光复会，让鲁迅代为保管许多文件，还有意推举鲁迅在光复会里担任领导工作。

1907年夏，徐锡麟、秋瑾相继杀身成仁的噩耗传至日本，绍兴同乡会特地集会悼念先烈，抗议清政府暴行。鲁迅痛心疾首，他在《范爱农》一文中写道：“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

武装演说迎接绍兴光复

1911年，鲁迅30岁，此时他还没有用“鲁迅”这个的笔名。

当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那时清朝还没亡，他却留起短发，且喜欢穿洋服，而不是长袍马褂。

那一年7月，鲁迅辞去绍兴府中学堂的教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府中学堂一时无人负责，因为学生强烈要求，他便又回校主持了一段时间的校务。其间，他写了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动荡为背景，使人看到一幅辛亥革命前夜的生动的社会图景。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绍兴，沉寂的小城沸腾起来。绍兴城里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大会主席就是鲁迅，地点在开元寺。鲁迅上台发表演讲。

就在同一天，鲁迅又到绍兴府中学堂组织了一支师生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他亲自带着指挥刀，指挥学生奔走游行。演说队要出发时，有学生问，万一有人阻拦怎么办？鲁迅反问他“你手上的指挥刀做什么用的？”这次游行并没遇到阻拦，绍兴人心逐渐安定。

几天后，在杭州光复中立下功劳的王金发带领起义军来到绍兴，鲁迅亲率绍兴府中学堂师生和绍兴各界民众到五云门外欢迎。第二天，全城开始剪辫子。

是年底，鲁迅和青年学生商定，创办《越铎日报》，用来监督新政府。1912年1月，鲁迅的《〈越铎〉出世辞》一文，曾以“黄棘”署名，笔名是“以棘为策，驱马迅行”的意思，体现出他对辛亥革命的欢迎。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欢欣、失望和思索，是时代在鲁迅思想上的投影，这也孕育了《阿Q正传》《药》《狂人日记》等反映辛亥革命的不朽之作。

王金发：东南英杰震四方

王金发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他是嵊县乌带党的领袖，光复会的重要骨干，深受秋瑾和徐锡麟赏识。他为光复杭州立下功劳，率部光复绍兴，自任绍兴军分府都督，颁布一系列新政。

孙中山赞扬他是“东南一英杰”，黄兴称他为“东南名士”。

“金发强盗”侠义长

王金发有很多绰号，有人称他“金发龙头”，也有人叫他“金发强盗”，无论何种称呼，都体现了王金发骨子里的侠义。

安庆起义失败后，王金发穿蓑衣扮成渔翁，连夜冒雨从嵊县赶到绍兴，劝秋瑾逃亡嵊县山区，以图东山再起。看着不为所动的秋瑾，他目眦欲裂，催促再三，最后万不得已，才越墙远遁。

听到秋瑾被杀的噩耗，他悲痛欲绝，心中念念不忘为秋瑾复仇，最后终于回绍兴计杀向清政府告密杀害秋瑾的主谋劣绅胡道南。这就是王金发，一个快意恩仇的绿林侠士。

今天嵊州市崇仁镇董郎岗村，还保留着王金发故居。18岁前的王金发便居住于此。辛亥革命时期，这里地处偏远，清朝统治相对薄弱。会党蜂起、豪杰辈出。王金发少时便表现出天资，不仅膂力过人，而且还是一位神枪手。据说，王金发故居前厅外墙仍留有他当时练枪法的弹洞。

21岁时，王金发考中秀才，但他明白科场不是他人生的赛场，毅然走向了会党之路。他善结交，追随者甚多。会党首领诸如竺绍康、裘文高、张云岳都是他的好友。他组织乌带党，担任首领，与竺绍康、裘文高等相互呼应，多次领导农民暴动、抗捐、抗税、杀官夺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会党日益从仇洋转而仇清。陶成章首先看到了会党的力量，徐锡麟也多次前往诸暨、嵊州、台州、金华等地联络会党。在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身上，徐锡麟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

对于王金发而言，一生中最重要的契机，是与徐锡麟结交，是徐锡麟把这位会党首领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此后，王金发先后加入大通学堂、光复会。在徐锡麟去安庆筹划安庆起义，秋瑾任大通学堂督办期间，王金发成为秋瑾的左膀右臂。

为了响应起义，王金发、竺绍康等会党首领对所部人马进行布置。但是还没来得及行动，安庆起义便告失败。王金发、竺绍康等人被作为要犯通缉，不得已远遁深山。

光复杭绍功劳大

“秋瑾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的同志。”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远在日本东京的孙中山指示同盟会同志回国营救王金发等人。

王金发被转移到上海，王母毁家纾难，支援革命。王金发也在这时加入同盟会，成为东南革命队伍中一员悍将。

这一时期，王金发枪杀了在上海破坏革命的叛徒汪公权，又在绍兴计杀向清政府告密杀害秋瑾的主谋劣绅胡道南，因此名声大噪。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光复的消息此起彼伏。1911年11月4日晚，杭州起义的枪声响起，11月5日晨，杭州基本光复。这一役，王金发厥功至伟。

杭州光复后，王金发请 愿前往绍兴建立军政分府。在此之前，绍兴已宣布光复，但所谓的光复，只是几个旧乡绅玩的把戏而已。鲁迅描绘为“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肉骨子是依旧的……”

王金发抵绍之后，解散了由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分府，将他们驱逐出府衙。他上任第二天，即由时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参议的谢飞麟起草，贴出《安民告示》，雷厉风行地改革了清朝留下的积弊，实行了一系列“新政”。他主绍期间，军政分府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厚恤烈属，平粜仓赈，减除苛捐杂税，兴办实业，严禁鸦片，筹办越中习艺所，发展教育……一时间绍兴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王金发又加入讨袁大军。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遭通缉，1915年在杭州被诱捕，遇害于浙江陆军监狱，年仅32岁。

尹氏姐妹：孙中山的女保镖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数任保镖，其中尹锐志和尹维峻这对嵊州亲姐妹，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两位。孙中山先生尊称尹氏姐妹为“革命女侠”，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说她们十余次救过自己的性命。当时，尹氏姐妹与“鉴湖女侠”秋瑾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史中女界之三杰”。

拔枪灭灯护中山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且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以推翻腐朽的清政府为宗旨。

从此，孙中山就成了清政府的洪水猛兽，不仅被明令通缉，而且还遭遇暗杀。

海外华人、华侨对孙中山的人身安全极为关注。一些习武团体或个人，纷纷毛遂自荐，不顾孙中山的婉谢，纷纷追随其左右。尹氏姐妹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祖上世代习武，两姐妹从小就学习武当派功夫，深谙绝技“五毒殛手”，号称格斗时可以“以一敌十”。

尹锐志和尹维峻年少时曾在绍兴明道女校就读，她们的老师正是秋瑾。

秋瑾把她们招进了光复会，尹锐志加入光复会时才15岁，而尹维峻还不到10岁，是光复会最年轻的会员。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之后，上海警察抓住了一个小偷，发现钱包里有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得知有人要刺杀孙中山的线索。陈其美得知后，甚是吃惊。可是，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又不能取消，于是陈其美就找到了尹氏姐妹。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一行到达上海哈同花园，身边的女秘书就是尹锐志，还有一个侍女打扮的则是尹维峻。入席之后，陈其美紧挨着孙中山坐下，手中的枪也已经打开了保险。活动如期进行，大家说说笑笑，似乎都放松了警惕，而这期间也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锣鼓声咚咚咚咚如雨点般密集响起，一个小生翻着跟斗跳上舞台，台下观众的喝彩声如潮水一般。尹锐志突然感觉小生的眼神不对，说时迟，那时快，她一个箭步挡在孙中山面前，抬手一枪将舞台上的吊灯击碎，尹维峻则纵身跃上舞台，很快就生擒了刺客。

原来，当时演艺界有一条行规：演员在演出时，不能看台下的观众，只能专心演戏。而那个展示高超功夫的演员，开场后却频频向台下窥望，直到演出进入高潮后才开始卖力地表演，试图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再伺机下手。不过，他的伎俩最终被尹氏姐妹看穿，孙中山得以躲过一劫。

听懂粤语擒刺客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临时政府成立。

当天，孙中山乘坐火车，从上海出发赶赴南京，出席临时总统就职典礼。尹氏姐妹被任命为总统顾问。

第二天下午，孙中山带着一名文职秘书，走出总统府，沿街体察南京民情。其间，尹氏姐妹混在不远处的人群中，严密观察周围动静。

在夫子庙内，孙中山看到，象征共和的五色旗已经取代封建王朝的龙旗。触景生情的他，站在一张椅子上，开始进行他出任临时大总统后的首次演讲，呼吁废除封建等级、礼节和称谓，传播“国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观念。孙中山侃侃而谈，市民们则奔走相告。很快，街头的人流向夫子庙涌去。

在奔向夫子庙的人群中，藏有3名来自广东的刺客。他们是清廷江南提督张勋逃离南京时留下的散兵游勇。

这3人以为南京街头的人听不懂粤语，便肆无忌惮地商量起来。其实，懂粤语的尹氏姐妹不仅早已盯上了他们，还将他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经过一番缠斗之后，这3个人1个被抓，两个逃走，之后尹氏姐妹又配合军警抓住了逃走的两个人。原来，这3名刺客在南京发现孙中山，本打算刺杀了他，向清政府去请赏，但是没想到碰上了尹氏姐妹。

时光流逝，尹锐志后来成为家庭妇女，参加过抗日救亡，1948年遭暗杀。尹维峻后来还准备北伐袁世凯，后因南北议和而中止，1919年被暗杀，年轻的生命就停留在23岁那一年。

竺绍康：声振两浙“牛大王”

竺绍康，人称“牛大王”。

他是嵊县平阳党首领，也是秋瑾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为革命，他上下奔走，鞠躬尽瘁，临终前，口中还念念不忘革命事业。于右任特为其作传：“武昌首义，两浙响应；光复诸健儿，大半出公麾下……纵横一时，声振两浙。”

秋瑾的左膀右臂

1910年12月，竺绍康在上海病逝，终年33岁。病危之时，他时而昏厥不醒，时而大声疾呼“杀贼”。等到战友们赶到，他才努力睁开眼睛，嘱咐道：“革命未竟，尚祈奋斗；妻儿侍侧，望予扶持!”

竺绍康短暂的一生，都在为革命奔走。他被人称为“牛大王”。他不仅是一个牛人，身上还有着牛一样的执着。

竺绍康出生于嵊州市金庭镇灵鹅村。24岁那年，他考中秀才，也正是这一段求学的经历，让他看到了清朝政府的腐朽。他感慨：“大丈夫当自得途，径向此中（指仕途）觅功名，真益辱耳！”于是，他弃“圣贤书”，遍历新昌、奉化、余姚等县，广结义士，并发动农民抗捐、抗税、仇洋、闹教，在当地有极高声望。

1902年，平阳党成立，竺绍康任党首。会党以“反清灭洋”为宗旨，教拳棒、办团练、兴义会。1904年，竺绍康与谢飞麟、童德淼等数十人，在嵊县成立“大同学社”，这是嵊县知识分子当中最早的革命组织。

同年秋天，竺绍康应陶成章之约，起兵援应长沙华兴会，未果。当时正值废科举、兴学校之际，他又赶到绍兴和徐锡麟、陶成章等集资筹办“大通学堂”。12月，竺绍康加入光复会。

1905年，徐锡麟前往嵊县再次会见竺绍康，恰逢灵鹅石鼓庙会。面对济济一堂的会党成员，徐锡麟感慨道：“知中国可为也！”8月，竺绍康亲率王金发、张伯歧等20名会党骨干到绍兴，加入大通学堂。竺绍康担任该校“襄办”，深受徐锡麟信任。徐锡麟为打入清廷内部，赴日学习军事，临行前，“尽以大通事属竺绍康等”。为了维持办学经费，竺绍康不惜变卖家产。

在秋瑾担任大通学堂督办期间，竺绍康尽力辅佐秋瑾，扩招各地会党骨干，加紧训练，又组织学生军分赴各处宣传演说。在秋瑾统一浙江革命力量，将光复会会员分为十六级时，竺绍康被推举为“浙江光复军‘源’字分统首领”。

为响应皖浙起义，竺绍康多方奔走。获悉徐锡麟遇害，他心如刀绞，率领部众前往绍兴，与秋瑾商讨对策。不幸的是，浙江各会党起义计划先后暴露。秋瑾被捕后，竺绍康等人也遭通缉。

勇当保路“决死党”

1907年6月下旬，竺绍康辗转到上海开展秘密活动。他派杨侠卿把王金发从嵊县山区接到上海杨家避居，并和他一起加入同盟会。

1907年10月，浙江要求“废除与英帝所订的沪、杭、甬铁路借款条约”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在日本东京的光复会总部闻讯竭力支持，指出“拟借护路运动，进一步谋划浙江光复大业”。广东同盟会也热情声援。

竺绍康慨然承担组织保路“决死党”的重任。他受光复会“浙江旅沪学会”指派，秘密组织平阳党员20人参加“决死党”，去上海、杭州、宁波等地联合当地民众开展“保路拒款”运动。

1909年初，竺绍康领导的“决死党”决定行刺勾结清廷、英帝出卖路权的盛宣怀。竺绍康探知盛宣怀住在上海愚园路，就带领“决死党”兄弟十余人，从杭州赶至上海，寓于光复会秘密机关新闸路人和煤号内。晚间，他外出侦察，因盛宣怀护卫严密，未能下手。

3月，竺绍康又探悉盛宣怀将赴杭为王文韶吊丧，他们即赶回杭州，暗中布置岗哨，散发“保路杀盛”传单。杭州各团体看了传单，无不拍手称快。盛宣怀知悉后，托词中止赴杭，而派其子代往。竺误以为盛本人抵杭，就在3月23日深夜，率领盛碧潭、徐步茂、张伯歧等20人，随带炸弹潜伏西湖盛氏祠宇四周。这时，祠内灯火通明，人声不绝，竺误认为盛宣怀在内，即指挥“决死党”隐蔽，命徐步茂投入一弹。弹发，但目标未死，当夜被护送回上海。此举虽未成事，但震慑了清廷，保路运动由此深入浙江内地，趋向高潮，对辛亥革命起了促进作用。

次年，为响应孙中山、黄兴等策划的江、浙、皖、赣、闽5省起义，往来各府属会党间，奔走呼号，历尽艰险，竺绍康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民国政府追认其为烈士。

张伯岐：光复杭州立首功

被嵊州百姓称为“梁山好汉”的张伯岐，是光复杭州的敢死队队长。

1911年11月5日，辛亥革命在杭州的胜利号角吹响，杭州从枪林弹雨中迈步走出，迎来光明。

在这次起义中，张伯岐英勇善战，表现出色。杭州光复后，浙江第一任都督汤寿潜曾说:“光复杭州，以张伯岐为首功。”

四处奔波为起义

嵊州市崇仁镇廿八都村的一条明清古街上，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木结构楼房，这就是张伯岐故居。庭院深深，用岁月的痕迹，诉说着历史的记忆。

张伯岐出身于世代务农的家庭，小时因家贫无法上学，当过佣工、小贩。他为人豪爽，好打抱不平。17岁时，因惩治当地欺凌乡人的恶霸石天豹，犯下命案，投奔平阳党首领竺绍康，与之结为生死之交。

此时，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四面楚歌之中。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不满清政府的血腥统治，到处开展革命活动。

1905年，张伯岐由竺绍康介绍进绍兴大通学堂学习，深得徐锡麟、秋瑾等人的赏识。不久，他加入了光复会。

追随革命领袖，张伯岐义无反顾。

1907年，秋瑾前往嵊县，由竺绍康陪同至王金发家，然后由张伯岐陪同去金华、台州、丽水，联络会党，筹组光复军。秋瑾又命张伯岐返回他的家乡崇仁镇廿八都村，召集旧部，为起义招兵买马。

秋瑾在浙皖起义后牺牲，张伯岐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后被清廷逮捕，判处死刑，解回原籍执行。竺绍康等组织革命党人在嵊县三界清风岭劫囚车，救出张伯岐。张伯岐获救后前往上海，参加竺绍康组织的“保路拒款决死党”。

敢死队长冲在前

在杭州光复的战斗里，张伯岐是个重要角色，他被委任为第一敢死队队长。

武昌起义后，清军全力反扑，点燃的革命火焰能不能传下去，关键就在上海、杭州的起义。

1911年11月4日夜，浙江革命志士首领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光复杭州的步骤。这时，更鼓已敲三下，外面一片寂静，正是行动的好时机。可是行动计划宣布后，摆在桌上的手榴弹和手枪，却一时没人敢领。

张伯岐坚定地说：“兵贵神速，攻其不意，才能克敌制胜。若前怕狼，后怕虎，怎能光复中华！”话音刚落，他就把手榴弹和手枪全部拿走，分给自己的敢死队员。

作战计划随后敲定：敢死队分五队进攻，张伯岐率领第一敢死队负责攻打巡抚衙门。这支敢死队中，有60多人是王金发派张伯岐从嵊县招募的。

11月5日凌晨2时，张伯岐作了简单的动员，即率队带头冲锋，发起猛攻。敢死队员们一面倾倒煤油，一面抛掷炸弹，很快攻占了巡抚衙门。

浙江光复后，都督汤寿潜任命张伯岐为浙江先锋团团长，下设8个队，相当于8个连。当时，南京尚未光复，张伯岐奉命率先锋团去攻打南京。此后，他任镇海炮兵统领，整饬海防；与吕公望、张载阳在杭秘密组织讨袁部队；出兵支援国民革命军追击军阀孙传芳……

刘大白：笔作刀枪立潮头

他，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的才学之士；他，一个参加京城会试的优贡生；他，以笔墨作刀枪，以诗词为武器，为辛亥革命摇旗呐喊。他是我国新诗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刘大白。

诗歌尽传家国情

平水人陈伯平，是辛亥革命期间参加皖浙起义的杰出战士，亦是刘大白的同乡和好友。1905年，刘大白加入光复会，投身革命事业，或许是受陈伯平的影响。

1906年春天，在日本的陈伯平收到刘大白“论救国要领”的信，他在回信中鼓励刘大白：要立即行动起来，不要纸上奢谈，多搞实际行动。

在安徽安庆，陈伯平在皖浙起义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刘大白悲痛不已，即作《哭陈伯平》七律四首，赞颂陈伯平：“陈郎挺挺是奇男，心事曾闻话酒酣。暗杀预言君果践，壮游未附我犹惭。求仁已得生何愁，举义无成心不甘。岂必汉家难再造，九泉遗恨莫长含。”

在此期间，刘大白写了大批诗歌抨击清政府黑暗腐败的统治。他在《鸦片毒》中云：“杀人如草不用刀”；他在《缠足苦》中说：“二万万人齐望救”；他在《八股祸》中写道：“销磨两代英雄尽，愿借秦皇火一烧”……

1910年，身处北京的刘大白结识了浙江处州府的反清志士吴琛。某一天，两人同饮酒楼，吴琛向他透露欲效法熊成基、汪精卫之举，暗杀清室亲贵，刘大白即借酒酣题笔墙上：“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头在手。匕首复我仇，樽酒浇我愁；一饮愁无种，一挥仇无头。匕首白如雪，樽酒红如血；把酒奠匕首，长啸暮云裂。”

这首《我有匕首行》轰动一时，成为刘大白的又一篇革命宣言书。

报纸主笔论革命

刘大白写的文章笔锋犀利，论述透彻，结构严谨。这一手漂亮文章，怎样才能发挥力量？刘大白心中早已有了答案，那就是办报。

刘大白与光复会著名人士、同盟会会员王子余交往甚密。王子余比他大6岁，两人志同道合，志趣相投。

1903年，王子余创办《绍兴白话报》，以开发民智，鼓吹革命。1910年，刘大白从北京回到绍兴，王子余上门邀请他同办《绍兴公报》。

《绍兴公报》于1908年4月7日创刊，作为一张进步民办报纸，它是《绍兴白话报》的续刊，由王子余等人合资创办。

辛亥革命前后，刘大白分别担任《绍兴公报》的编辑和主笔。

针对革命的时事动态，刘大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1911年10月22日，湖南同盟会员焦达峰、陈作新在湖南起义，光复长沙，分别被推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和副都督。10月31日，两人被杀害。1911年11月13日，刘大白在《绍兴公报》上发表《论湖南焦陈二都督为民军所杀事》。

他评论说：“设使各省不逞之徒借赏罚不公之名，群起效尤，则外患未平，内忧将起，大局何堪设想耶！”

刘大白还在《绍兴公报》上开辟《笔端月旦》《越东野语》《纸上阳秋》《谈丛》《小言》《论说》等评论专栏，积极宣传革命的要义。

《绍兴公报》共办了100期，后因发表反袁世凯诗文，被封停刊。不久后，刘大白又办起了《禹域新闻》。

孙德卿：慷慨解囊助革命

孙德卿是一位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家，亦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实业家和慈善家。

孙中山称绍兴乡贤孙德卿为“老友”。没有孙德卿慷慨解囊资助辛亥革命，很多革命活动难以为继。

仗义疏财援革命

位于越城区孙端街道的“亚墓”，古朴沧桑，这里是孙德卿与其夫人合葬的墓地。

经过辛亥风云的洗礼，这个爱国乡贤最终作出选择：生于哪里，就归于哪里。

孙德卿出身贫寒，生父早逝，幼年时过继给叔父，继承了家业，从而拥有田产2000余亩。

对于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族主义，孙德卿深恶痛绝。对于革命，他心有期盼。

1904年，孙德卿38岁。他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其间，他结识了孙中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加入了同盟会。

不久，他又结识了秋瑾、陶成章、徐锡麟、蔡元培、鲁迅等同乡革命志士，加入了光复会。

同盟会、光复会的革命活动需要经费，他慷慨解囊，助饷革命。回国后，他在大通学堂出任总务长，因为办学经费拮据，他出资鼎力相助。

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他一直掩护着革命党人的活动。

1906年,徐锡麟和秋瑾来到孙端，在孙德卿的资助下,决定在曹娥江出海口附近的乡村,建立一个更为隐蔽的革命据点。于是在孙氏宗祠、庙溇底分别创办竟成小学、大端女学堂。

两所学堂的校址，孙德卿都经过深思熟虑。竟成小学校设在孙氏宗祠，房屋宽敞,地处僻静，非常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

徐锡麟取“有志者事竟成”之意，亲自题写校名。学校开设国文、数学、图画、体操等课，体操课以教练“兵式”体操为主，开展军事训练。

大端女学堂设在庙溇底，以台门为校舍。秋瑾在大端女学堂时，利用课余时间向学生们宣扬“男女平等”“妇女新中国建立”等新思想。她白天在校上课，黄昏时偷偷潜出，乘预泊在附近河道的小船，去开展革命活动。

世界大同施博爱

1914年，孙德卿出资在孙端建造绍兴第一个现代化公园——上亭公园。

公园建造之时，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于是他就在公园议事厅对面加筑“忆五九斋”，以示毋忘国耻。

上亭公园建有亭台池阁，植有四时花木，还设有阅览室、茶室、娱乐室及会议室等，并筑有戏台。孙德卿组织孙端剧社，一有空闲就排演新戏。年近半百的孙德卿还亲自登台演出富有革命意义的新剧。

1916年8月，孙中山来绍，孙德卿作为绍兴主要接待人员之一，与中山先生相处时间长，话题亦多。

孙德卿邀请孙中山到上亭公园游览。孙中山游览公园后，欣然挥毫题写了“大同”两字，并在题词上款写“上亭公园孙德卿老友”，下款写“逸仙孙文”。亲切地把受赠者称为“老友”，这在孙中山的众多题词中是不多见的。

在上亭公园，孙德卿组织召开了欢迎会并致欢迎词，孙中山发表了即兴演说。在孙德卿的陪同下，孙中山参观了大端女学堂遗址、竟成小学斋舍及建校已有200多年的又新学堂。

孙德卿是《越铎日报》社社长，孙中山临别绍兴时，泼墨挥毫写下“博爱”两个大字送给《越铎日报》社。

如今，上亭公园已不复存在。但孙德卿做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好事，依然被乡人铭记：他开设夜校，宣传革命思想，教练革命歌曲；创办仁济医院，为民治病；举办集体婚礼，推进新式结婚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