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习近平

绍兴贡献

——童波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在这座丰碑上，深深地镌刻着“绍兴”两个大字。面对民族危亡、新旧鼎革的大变革，绍兴儿女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重任，谱写出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愈久愈迸发出历史的光芒。

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鲁迅……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犹如天河中灿烂的星辰，照亮了晚清黑暗的天空，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黎明。

在革命的旗帜下，绍兴的觉醒者们，奔走疾呼播火种，披坚执锐洒热血，慷慨解囊助革命，用赤诚与青春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安庆起义失败后，徐锡麟在公堂上大义凛然，直言“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

——起义失败被捕后，巾帼英雄秋瑾坚贞不屈，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从容就义。

…………

辛亥革命时期，绍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和革命志士。蔡元培出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陶成章创建了光复会。徐锡麟创办了大通学堂，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安庆起义。秋瑾主持大通学堂的工作，发动了浙皖起义。汤寿潜领导了收回沪杭甬铁路修筑权的保路运动，出任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蒋尊簋参加了光复杭州的起义，出任浙江军政府第二任都督。平阳党首领竺绍康以办团练作为掩护，集结会党力量。乌带党首领王金发，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战斗，出任绍兴军政府都督……

在绍兴辛亥志士谱里，对辛亥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张伯岐、尹锐志、尹维峻、陈伯平、沈钧业、孙晓云、孙德卿、王子余、黄怡、王振汉、陈子英、陈魏、陶冶公、王心湛、陈赞卿、朱庆澜、邵元冲、刘大白等。

绍兴辛亥志士，遍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这一群体人数之多，层次之高，影响之大，领域之广，在全国实属罕见。

在辛亥革命中，心忧天下的绍兴人始终站在前列。

辛亥革命胜利靠“两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绍兴人能文能武，尤其盛产“笔杆子”。他们以笔作刀枪，开展思想启蒙。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和清政府的腐败，号召人民群起反抗；创办报刊、书局和学校，著书立说，宣传革命；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

他们组织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铮铮誓言，震撼人心。光复会根植于绍兴，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绍兴人，许多会员也都是绍兴人。他们精诚协作，众志成城，充分发挥了革命团队的力量。真正践行了秋瑾《剑歌》中的一句诗：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尽。

大通学堂里树立着“辛亥三杰”雕像，徐锡麟（中）、秋瑾（右）、陶成章（左）的雕像。（资料图）

“辛亥三杰”：人生到此方英杰

辛亥革命时期，绍兴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志士，尤以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为杰出代表，史称绍兴“辛亥三杰”。

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他们创立光复会，创办大通学堂，积蓄革命力量，筹划武装起义。为了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们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古越大地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革命风起 他们相见恨晚

绵绵秋雨中，绍兴古轩亭口车流如织，秋瑾烈士纪念碑静静地伫立在这里。近百年了，碑身长出了青苔，但花坛里，新鲜的秋菊却开得正艳。透过秋菊，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以秋瑾为代表的辛亥志士那桀骜不屈的身影。

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当三人的名字划过耳际的时候，一段辛亥风云史也缓缓揭开。

他们都出自书香门第，原本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但是为民族计，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风雨如晦。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切地认识到，唯有推翻腐朽的清廷，中华大地才能迎来希望。在桎梏充斥的环境下，一场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正在酝酿。

彼此，有三个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奔走着，他们是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这三人中，1873年出生的徐锡麟最年长，紧随其后的是秋瑾，出生于1875年，1878年出生的陶成章最小。

1902年，24岁的陶成章第三次上北京了。前两次，他欲手刃慈禧而后快，但都未能如愿。这一次，他收起了锋利的匕首，此刻的他认识到，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非掌握军队不可。

陶成章的偶像是越王勾践，他言道：“会稽乃报仇雪耻之邦，非藏污纳垢之地，吾侪生长之乡，宁能无卧薪尝胆沼吴复越之志乎。”同样把勾践当做偶像的还有徐锡麟，他生于富户之家，但关注民生疾苦，他希望通过改革改变这个社会，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效法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沼吴（即“灭吴”）复国。

辛亥三杰中唯一一位女性，也表现出自己的卓尔不群。秋瑾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便读书识字，擅长诗文，对历史上秦良玉、沈云英（两者均为明末女将）和花木兰等女英雄推崇备至。彼此，祖父秋嘉禾购买了绍兴和畅堂一幢三开间四进房屋，秋瑾便常在和畅堂后花园练拳习棒，拔剑起舞。

生长在古越大地上的三位人杰，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一股留日热潮，绍兴学子也随潮东渡，渴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02年9月，陶成章在蔡元培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他首先进入中华同文学校学习。1903年春，陶成章转入成城学校就读。该校是日本陆军学校的预备学校，注重军训。

1903年春，日本大阪举行国际博览会。徐锡麟随探亲回国的绍兴府学堂日籍教习平贺深造参观大阪国际博览会，游历日本。此次日本之行，徐锡麟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三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交流中，徐锡麟受到了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坚定了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1903年秋，陶成章、龚宝铨、王嘉伟、蒋尊簋、魏兰等人在东京协商成立光复会。次年初陶成章、魏兰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19日，以浙籍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

“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是光复会的誓词。斗争的矛头直指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

1905年，徐锡麟在蔡元培的介绍下，加入光复会，并成为骨干成员。他也由此从一个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革命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士。

彼时的秋瑾也在日本留学，她通过亲戚介绍，认识陶成章。秋瑾正准备回国探亲，临行前向陶成章了解国内革命活动。言谈中，秋瑾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被点燃。陶成章考虑到秋瑾是女性，开展革命活动有诸多不便。但为秋瑾的革命真情所感动，不忍心拒绝，便介绍秋瑾前去找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以及徐锡麟。

秋瑾回国后，带着陶成章的介绍信，立即到上海蓬莱路爱国女校找到蔡元培，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两人相谈甚洽。秋瑾回绍兴后，又带着陶成章的介绍信到东浦结识徐锡麟。秋瑾与徐锡麟一见如故。徐锡麟为秋瑾的革命热情和理想所感动，介绍秋瑾加入了光复会。秋瑾离开上海东渡时，在船中应日本友人之请，赋诗表达了献身革命的豪情壮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自此，这三位“70后”的命运牢牢地连结在了一起，他们要走前人未走之路，完成复兴中国的宏愿。

皖浙起义军攻占的安庆军械所旧址。（资料图）

新办学堂 暗中筹划起义

如何才能挽救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无数次发问。危亡关头，教育救国的思潮应运而生。

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早早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徐锡麟任教于绍兴中西学堂，并在老家东浦创办了热诚学堂。热诚学堂也成了徐锡麟联络革命志士、积蓄革命力量的一个据点。1906年，秋瑾自日本回国后，先后在绍兴女学堂以及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陶成章任教于东湖通艺学堂。

然而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早已认识到，要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光靠教育是不行的，必须发动武装起义。为了扩大武装起义的力量，陶成章首先想到了联络会党。

浙江会党由明末清初秘密反清团体天地会发展而来，遍及全省十一府，大的会党成员动辄成千上万。陶成章、徐锡麟和秋瑾屡次前往浙江各地联络会党，将会党引导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成为光复会的一支主力军。在绍兴较为有名的便有嵊县以竺绍康为首的平阳党和以王金发为首的乌带党。

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徐锡麟和陶成章决定创办武备学校。在乡贤许仲卿、孙德卿的支持下，他们开办大通学堂，校址选定绍兴古贡院前的山会两邑豫仓。大通学堂专门招收会党成员以及社会进步青年，学习兵式体操，进行军事培训。

陶成章为大通学堂的学生制定了若干规约：凡是大通学堂学生一律加入光复会，学生毕业后仍受大通学堂办学人员节制，等等。

大通学堂成了光复会吸收会员、发展革命的主要基地，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所培养武装干部的学校。

大通学堂的骨干多留学日本，课程设置仿日本振武学校，以体育为中心，特别重视军事体育，如兵式体操、器械体操、夜行军、爬山、泅水、军号等。学校除了购买军事演习用的枪支弹药外，还专门购买了天桥、木马、铁环等体育操练器械。

学校还经常举行时事演讲会，由徐锡麟和陶成章主讲。徐锡麟每当讲到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肆意侵华，挥拳击桌，声泪俱下。

时清政府为组建新式军队，决定每年各省选派100名年龄在18岁以上22岁以下的学生东渡日本进入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陆军。陶成章、徐锡麟等人萌生了打入统治阶级内部掌控军队的想法。

几人先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徐锡麟多方奔走，事情逐渐有了眉目。当时入仕选择的地点有云南、四川以及安徽。徐锡麟考虑到云南属于边陲鞭长莫及，四川也是闭关自守，不是进取之地，安徽毗邻浙江，温台健儿和越中壮士均能遥相呼应，是一个好去处。

此时的徐锡麟与陶成章已无暇顾及大通学堂的具体事务。徐锡麟在赴安庆之前，为解决大通学堂领导乏力问题，推荐秋瑾主持大通学堂工作。

临行前，徐锡麟邀请秋瑾在杭州白云庵相见。徐锡麟向秋瑾介绍了赴京所见所闻，分析了各地蓬勃发展的形势，并谈及赴皖计划：打入安徽官府，谋取军权，组织革命队伍。徐锡麟希望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校务，加强对大通学堂的领导。

徐锡麟和秋瑾还交换了发动皖浙起义初步设想，双方分头行动，以安庆为起点以绍兴为中枢，其余地区同时发动，占领两省重镇以攻取南京，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秋瑾对徐锡麟的武装起义计划推崇备至，毅然表示决不辜负徐锡麟的重托，但也为徐锡麟的安危忧心忡忡。徐锡麟慷慨激昂地表示:“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枝。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

秋瑾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也豪情满怀，作《秋风曲》，其中写道：“秋风起兮百草黄，秋风之性劲且刚。能使群花皆缩首，助他秋菊傲秋霜。”此诗抒发了对革命斗争的向往，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

皖浙起义 吹响革命号角

风萧萧兮易水寒，革命道路多险阻，徐锡麟选择了最艰险的一条。

清末民初的安庆是安徽省的省会，安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徐锡麟到达安庆，即感到革命形势的严峻。安徽官府加紧搜捕革命党人。然而徐锡麟并没有被气势汹汹的封建势力所吓倒，反而认为这正是发展革命力量、配合革命行动、给予清政府致命打击的极好机会。

徐锡麟在安庆先担任陆军小学堂会办，不久后受到时任安徽巡抚恩铭的器重，于1907年2月出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

安徽巡警学堂是清政府实行“新政”的产物，目的在于加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专门培养其统治的御用工具——警察的学校。徐锡麟将该处作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培养反清武装起义骨干的基地。他利用巡警学堂会办的特殊身份，暗中准备武装起义。

徐锡麟经常在晚上宴请学生和新军官兵，向学生揭露清政府昏庸无道，散发革命书刊，宣传振兴民族、热爱国家的思想，课余时间也找学生谈话，分析国内外形势，激发学生的爱国感情，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身在敌穴，步步惊心，徐锡麟暗中开展革命活动，引起了各方的注意。恩铭也对徐锡麟产生了怀疑，曾当面责问徐锡麟是否是革命党人。徐锡麟惊出一身冷汗，只得巧言搪塞。

此刻，或许只有远在绍兴的秋瑾，让徐锡麟心底稍安，精神上的互勉，行动上的支持，皖浙起义的烽火，在彼此的默契中，悄然酝酿。

事实证明，徐锡麟的眼光是犀利的。秋瑾出任大通学堂督办后，整顿校务和学风，扩大招生规模，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同时特别重视做好与绍兴官场上层的联络工作，缓和了因前一阶段领导核心缺乏，大通学堂与上层间的紧张关系。

秋瑾加强了大通学堂的管理，大通学堂设立董事会，有名誉董事、常务董事和董事。秋瑾、孙德卿、姚定生、黄怡、竺绍康、王金发等均为大通学堂的重要管理人员。秋瑾在诸暨册局设立体育会，自任会长。诸暨册局原是诸暨人参加府试的宿寓，1906年徐锡麟将在府学堂所办体育会移往诸暨册局。秋瑾扩大了体育会，从绍兴、金华和处州（今丽水）三府招收会党骨干到诸暨册局体育会进行军事训练。

秋瑾亲自担任教练，她身着男装，骑马出入城中，世人以为惊世骇俗，而秋瑾却不以为然。

秋瑾又先后三次前往诸暨、金华、义务、东阳、永康、缙云等地，联络秘密会党。秋瑾所依靠的浙江会党力量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以沈荣卿、张恭和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另一支为以竺绍康和王金发为首的平阳党及乌带党。

秋瑾还屡次前往杭州和上海，在学界和军界进行发动，争取革命力量。彼时杭州的新军中有不少是光复会成员，这为秋瑾争取新军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秋瑾统一浙江革命力量，当时光复会的势力，遍及浙江各地。秋瑾又将浙江各会党编为军队，光复军分为八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作为记号。

此时，安庆起义也在悄然酝酿着。徐锡麟函招陈伯平和马宗汉到安庆，协助筹划安庆起义。但会党人物叶仰高被捕，徐锡麟别名“光汉子”泄露。此时恩铭已经知道有革命党打入安徽官场。其派徐锡麟缉拿，徐锡麟见到自己的别名已列入黑名单，惊出一身冷汗。别名的泄露，也成为了安庆起义的导火索。

而此时，一个更为糟糕的消息传来，徐锡麟接到陈伯平和马宗汉来信，告知秋瑾决定7月6日发动浙江起义，浙江各地会党因提前起事或因事机不密而暴露相继遭到破坏，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

安庆起义，已迫在眉睫。徐锡麟遂决定于7月8日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邀请安徽所有清吏参加，届时发动安庆起义，予以一网打尽。但因恩铭行程有变，毕业典礼不得已提前2天举行，因此筹备武装起义的时间已非常仓促。

对于这次起义，徐锡麟仍充满信心，同时鼓励马宗汉和陈伯平，不必瞻前顾后，只要将恩铭击毙，文武百官不难一网打尽。两人被徐锡麟的大无畏精神所感染，表示要与其生死与共。

1907年7月6日清晨，徐锡麟召集全体巡警学堂学生在操场集合，他操着一口浓重的绍兴口音，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上午9时，安徽各路官员齐集巡警学堂。在学生向恩铭行礼之际，徐锡麟突然上前向恩铭行举手礼，声称今天有革命党要起事。这是徐锡麟与陈伯平和马宗汉事先约定的起义暗号。

恩铭惊愕之际，陈伯平将手中炸弹扔出，不幸的是炸弹并未爆炸。恩铭见状，准备逃离。徐锡麟安抚其不必惊慌，他会捉拿革命党。也就在恩铭询问之际，他从靴筒里抽出两支手枪，左右开弓，朝恩铭射击。陈伯平和马宗汉也跟着朝恩铭齐射，最终击杀恩铭。

安庆起义终因筹划仓促，寡不敌众宣告失败，马宗汉牺牲时年仅24岁，陈伯平牺牲时年仅25岁。徐锡麟就义时，年仅35岁。审讯时被问及，缘何不在巡抚衙门刺杀恩铭，徐锡麟回答，巡警学堂乃公共场所，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不必偷偷摸摸。临刑前，徐锡麟言辞激昂，“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恨。”

7月10日，秋瑾从上海报纸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惨遭杀害的消息，悲痛不已。她作诗悼念战友，“十日九不出，无端一雨秋。苍生纷痛哭，吾道例穷愁。”

安庆起义失败，绍兴也陷入风雨飘摇中。7月11日，就有官兵星夜渡江前来围剿大通学堂。7月12日，秋瑾已得到来自杭州的密报，原本可以逃走，但其时已下了成仁之心。7月13日午后，随着枪声传来，大通学堂已被层层包围，秋瑾被捕。7月15日，天光未亮，秋瑾被押解到轩亭口斩首，年仅32岁。“秋风秋雨愁煞人”也成为其绝笔。

皖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动摇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激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时转移到日本和南洋地区的陶成章等绍籍革命党人，加紧筹集款项，发展革命组织，重组光复会，积蓄革命力量，以领导日趋高涨的长江中下游革命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陶成章从南洋回国。时长江流域及东南地区各省均已光复，只剩下南京一座孤城。陶成章组织“光复义勇军”，在光复南京中立下卓越功勋，使“中华民国”得以早日成立。

1912年1月14日，陶成章在上海遇刺身亡，年仅34岁。陶成章逝世后，孙中山高度评价陶成章：“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实有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