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习近平

绍兴基因

“一部辛亥史，半部在江南。”

这不是溢美之词。绍兴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名士乡”，实在是太多响亮的绍兴名字，与这段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捆绑在了一起。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鲁迅、刘大白、许寿裳……每一个都赫赫有名。

很多人都想解开辛亥革命的“绍兴之谜”。

一个普遍观点是，绍兴人自越王勾践以来，就有尚文又尚武的传统，天生带着“慷慨以复仇”的基因。孕育出绍兴城市的“胆剑精神”。这种论证，颇能解释绍兴出现革命者以身许国、以命酬国的必然性，正如秋瑾在《剑歌》中所言，斩尽妖魔百鬼藏，澄清天下本无职，但留下的历史画面依然过于单调。

拾起历史的碎片，从偶然性角度来看待辛亥革命与绍兴的故事，或许我们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发现。

不妨提出几个问题：

如果绍兴志士们赴日，见到的不是孙中山而是梁启超，他们会走怎样的路？如果光复会没有保持相对独立，而是像兴中会和华兴会一样并入同盟会，还有没有能力聚起数万之众？如果民办军校大通学堂，没有办起来，浙皖起义还会不会在绍兴策划？如果乌带党没有仓促起事，徐锡麟、秋瑾还会不会牺牲？

事实上，正是无数次令人感慨、令人兴奋、令人扼腕的历史偶然，和绍兴人群体性格的内在必然性共同作用，才有了110多年前，绍兴先贤们在辛亥革命中展现的那番作为、那种面貌，那抹慷慨、悲壮、刚烈的色彩。

这抹鲜红的色彩如一颗火种，点燃了民主共和的熊熊烈火，也为这场革命运动，注入了一股充塞天地、千秋凛然的浩然之气。

澄清天下本天职

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变得非常神秘。”

今人在研究辛亥革命时，对绍兴成为三大策源地之一，充满了不解。

绍兴不像广州，鸦片战争后就处于反帝反封建前沿；又不像武汉，有着九省通衢的便利。这个浙江省府杭州边上恬静温婉的江南小城，骤然间，怎么会有一个个年轻人，甘以血肉之躯慨然赴死，用鲜血在革命前夜掀起惊涛骇浪？

无数人从必然性角度论证这股刚烈之气的由来。但如果忽略一些偶然事件的关键作用，在研究绍兴辛亥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动机和行为时，未免陷入一种虚无。

其实，小插曲里藏着大玄机。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往往能左右历史的走向。

站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有能力从更多的“偶然性”故事中，看到当时丰富的历史侧面，理清那些仁人志士前仆后继闹革命的因果关系主线，并为他们天真纯粹而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而动容。

大通学堂是浙江辛亥革命的大本营。 刘来顺 画

日本的交集

革命需要土壤、种子和时机。

一条真理始终在起作用：压迫越深重的地方，反抗也就越强烈。

江南在明清时是赋税重地，经济越繁荣，老百姓负担也越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又将绍兴这片土地翻得七零八落，基层民众要饱受战乱之苦，还要为战争后的赔款买单。洋务运动、改良运动，对这座古老的城市并无多少触动。

知识精英注定无法忍受。绍兴是报仇雪耻之乡、人文兴盛之地。从勾践时代就铸剑成风，为复国忍辱负重。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等思想大师，又为这方土地植入思考的习惯。胆剑精神、家国情怀、牺牲意志嵌在骨子里，反抗异族统治的传统和朴素的民主启蒙思想一起，催动着绍兴有识之士迫切向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

1894年甲午海战，小小的邻国日本，居然打败偌大的中国。震惊、悲愤、痛定思痛，大批有识之士东渡日本，为病入膏肓的古老中国找药方。其中就有孙中山。

历史有时并不那么严肃，一次偶然的相遇，往往能改变一批人的信仰。

从现有资料看，绍兴的先进分子在接触到孙中山以前，救国路线还不那么清晰。1890年，汤寿潜刊行《危言》一书，呼吁变法。1896年，罗振玉、徐树兰设立“农学会”，以“讲求农学，植国家富强之原”。1899年，徐锡麟也只是提出《中国商务宜如何振兴策》，在减捐减息上兜兜转转。这些改良主义的各种尝试，最后都无疾而终....

转变出现在东京，出现在与孙中山相遇后。

1902~1906年间，并不认识孙中山的绍兴志士们，怀着与孙中山同样的救国之心，赴日留学。先是蔡元培、鲁迅、陶成章，再是秋瑾，后是王金发。在日期间，他们有的直接与孙中山会面，有的聆听他的演讲，有的拜读他的文章……从此，民主共和的种子播到了他们的心田，再也不肯回头。

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是1903年。这是绍兴志士们成长为革命党人的分水岭。

这年1月底，留日的绍郡27人在东京清风亭举行新年恳谈会，会上通过了《致绍兴同乡公函》，表达了他们矢志报国的决心：“我绍郡古有越王勾践、王阳明、黄梨洲煌煌人物之历史，我等宜益砥砺，以无坠前世之光荣。”也是在这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

这或许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但可以肯定，在赴日留学很短的时间内，绍兴志士们便果断抛弃了陈旧的维新思想，将革命作为信仰。

推进革命，思想先行，要拿到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留日绍兴志士们迫不及待地回国。在他们带动下，宣传民主革命的各类出版物，在上海、绍兴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903年7月9日，王子余创办绍兴首张报纸《绍兴白话报》，宣传民主主义。是年，徐锡麟在轩亭口创办“特别书局”，出售《南雷血案》等明末反清书籍，还在家乡东浦创办“热诚学堂”，介绍时政、宣传革命。

1904年，陶成章起草《龙华会章程》，对清末立宪进行批判。他还深入浙江农村，分送《革命军》《浙江潮》以及《猛回头》《警世钟》等白话体书籍，发动基层民众。

1907年，秋瑾二次赴日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将学说在上海、绍兴及周边地区广为传播，以“开通民气，提倡女学，联络感情”，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阵地。

有人统计说，从二十世纪初到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先后办有报纸、期刊近二十种。

强大的舆论氛围逐步形成，它为革命的到来作好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空气中的火药味正在广为扩散，大有一点就着之势。

毛泽东题词鉴湖月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同盟会的“弟昆”

能闹起革命，必定有强大的组织。

绍兴志士们觉得，只有思想准备还是太慢，只有让更多的同志聚到一起，才能酣畅淋漓地闹革命。

1904年11月19日，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它的骨干成员，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徐锡麟、陶成章、秋瑾、鲁迅、刘大白、许寿裳……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以暗杀满清要员为主基调。

大多数光复会员都“领”到了暗杀目标。有意思的是，平和宽容如蔡元培也加入了暗杀团队，教书育人之余也在制造炸药；文质彬彬的鲁迅，也一度被指派了暗杀任务。由此可见，反动的清政府已经将大部分人逼到了墙角，大家退无可退。

从现在的视角看，暗杀当然是幼稚的。幻想杀死几个满清大员，就能改变历史走向，这种想法很天真。但正是这种天真，让这群知识分子显得很可爱。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精于算计的实用主义分子和阴谋家，而是纯粹的理想主义革命者，是说干就干的“行动派”。

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很特别。既“你我有别”，也“你中有我”。

1905年，兴中会和华兴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同盟会。同为三大革命团体之一的光复会，没有解散融入同盟会。光复会员仅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

保持相对独立，是因为光复会需要立足浙江本地，联络分散在山区的会党。

光复会领导骨干以绍兴人为主。反清复明活动多发的浙江，会党力量强大，遍及浙江十一府。绍兴的会党力量更盛。竺绍康创建的平阳党（平洋党）和裘文高、王金发领导的乌带党，人多势众，在老百姓中很有影响力。

立足绍兴，深耕浙江，光复会8年间吸纳会党20多个。浙江省文史馆资深馆员陈觉民曾辑就《光复会党人录》，录党人1100余人，非浙江人仅92人。

光复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带来另一种优势：凭借同盟会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影响，支援全国各战场的革命斗争。

光复会员与同盟会关系之深，集中体现在他们与孙中山的关系上。

这里有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光复会首任会长蔡元培不但是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此后更与孙中山一起，直接创建民国，成为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秋瑾二次赴日期间，与孙中山推心置腹畅谈，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分会会长。陶成章一度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这里有孙中山的亲随故旧。嵊州志士尹锐志、尹维俊姐妹和王金发，在孙中山赴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先后担任他的护卫。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员蒋尊簋，后来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谋处主任、军需总监，成了他的内当家。曾邀孙中山来绍访问的孙德卿，被他称为“老友”。

更有不少非光复会员的绍兴志士，与孙中山有着特殊关系。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的邵元冲，是孙中山的遗嘱见证人之一。曾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打造了孙中山第一支武装力量。和平老人邵力子，一开始就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一生为革命而奔走。

以光复会为纽带，绍兴志士深度参与到同盟会的组建发展壮大中，参与到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方方面面中，彼此并肩作战，有力地带动和影响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辛亥武昌首义后，光复会又与同盟会合作，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奠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基础。正如孙中山所说，“此皆光复会新旧部人之力，其功表见于天下”。光复会历时八年，前后牺牲者不下五千人，完成了推翻满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划时代壮举，她与同盟会，“两会欣载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

革命的摇篮

点亮火种的地方，便是革命的摇篮。　　

短短8年，光复会能立足绍兴、席卷东南，擎起革命的火炬，一个关键因素是，它有个稳固的后方基地——大通学堂。

1905年9月23日，徐锡麟等人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开学。这个体校，不教体育，而练兵操，举枪、射击、打靶，与军校无异。学堂经常联络各地会党头目，学生均入光复会。

大通学堂能够成立，现在看来也依然是个谜，它本身便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

毕竟，在封建专制最黑暗阶段，清政府让一座民办军校堂而皇之公开招生，培养掘墓人，真的很不可思议。

但大通学堂还是证照齐全地开起来了。

究其原因，有三种说法：一是1904年清政府曾发布通告废科举，鼓励兴办新式学堂；二是甲午战后中国向日本学习，兴起尚武之风；三是徐锡麟、秋瑾等学堂创始人会“来事儿”，每年开学毕业都要请当地官员吃饭、照相，与官府打得火热。

大通学堂只“存活”了两年，后因起义失败被查封，但意义非凡。

绍兴文史专家林文彪认为，大通学堂创立，是辛亥革命史甚至中国革命史上耀眼的闪光点，它的历史贡献可与后来的黄埔军校相媲美。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教授谢一彪认为，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吸收党员、开展会务的主要基地，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第一个武装干部的摇篮。大通学堂创办后，光复会领导中心也从上海转移到绍兴。

能称为基地和摇篮，是因为这里解决了革命的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问题。

没有造反的队伍，就没有成功的革命。大通学堂成立后，徐锡麟历时两月，徒步寻访嵊县、诸暨、东阳、金华、缙云等各地会党，迅速集结起一股庞大的力量。后来，徐锡麟又与陶成章等人议定，“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希望掌握一支武装，从内部推翻满清。

大通学堂也是革命的集资平台。资金一部分来自当地富商许仲卿、陶荫轩等人资助，一部分来自同盟会、光复会会员兼学堂总务长孙德卿的个人支持。更多经费来自陶成章，他多次远涉南洋与海外保皇党人辩论，赢得了南洋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募得充足的革命资金。

学堂更是天然的思想宣传阵地。大通学堂成立后，购入大量进步书籍供学员学习。陶成章写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等，大长“民族（爱国）主义”之志气。秋瑾的《满江红》《宝刀歌》等诗词以及《警告我同胞》等文章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是激励民众参加反清革命的动员令和战斗号角。

队伍有了，经费有了，思想动员也有了，革命的力量逐渐壮大了。

1907年初，秋瑾接任学堂总办，索性把金华、丽水、绍兴三府会党头目一并招到学校，将各地会党统一组织为数万人的“光复军”，遥尊徐锡麟为统领，自己为协领。她还参照日本为光复军设计军制、军衔、军服，比北洋军还要好。大通学堂也成为筹划起义的指挥中心。

眼看万事俱备，徐锡麟与秋瑾开始制订皖浙起义计划，定在1907年7月6日，浙皖两地同时起义，后来又延期到19日。

节骨眼上，又一个小偶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1907年6月下旬，早已按捺不住的嵊县乌带党擅自行动，计划暴露。徐锡麟不得不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提前发动安庆起义。7月，徐锡麟和秋瑾先后就义。浙皖起义就此流产。

后人读史，每到此处无不扼腕叹息。历史就是这样任性：你想到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

但正是这一个又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偶然，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但“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着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

所以，浙皖起义失败了，震撼却是深远的，它宣告了“旧制度必然灭亡”的宿命。

辛亥革命研究专家金冲及说，这次失败的起义，将清政府吓得目瞪口呆，感到革命党人神秘莫测，几乎无处不在、防不胜防。秋瑾，作为第一个在民主革命中牺牲的中国女性，充满了悲壮色彩，赢得了广泛同情。她的死，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激励着更多人走向革命，揭开了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