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巅峰。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称宋代文化“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称宋代思想文化“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称宋代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理学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儒学与时俱进，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儒释道同设并行，流派纷呈、各臻其妙，大师迭出、群星璀璨，思想文化呈现出了久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和活跃局面，堪称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

南宋时的绍兴，是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繁荣的核心地区之一，其思想潮流、文学、艺术、史志、宗教等，引领全国，影响至今，呈现出了引人入胜的意蕴与韵味。

一，学术思想经世致用

南宋时，理学大盛，其前期与中期，主要有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

朱熹

绍兴的学术思想，深受朱、陆两家的影响，而尤以朱学影响为甚。朱熹在宋孝宗淳熙（1174—1189）间，曾出任浙东提举，驻绍兴数年，学者云从；又应邀赴各县书院讲学、著述，宣传自己的思想；在绍兴多有惠政，深得百姓拥戴。这就使得朱熹的思想在绍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以杨简等“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陆学”流派四明心学，在绍兴也有很大影响。这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绍兴学者，为新昌的石墩、石宗昭、俞浙等。石墩的学术倾向为“陆学”，但与朱熹交好，卒后，朱熹为其作墓志铭，表明了两位大学者兼士大夫的惺惺相惜、高风亮节。

这种理学思想，殊途同归，在绍兴的士大夫等名士身上，得到了经世致用的具体体现。这里不妨列举一些突出的方面。

华夏一家的一统思想。从黎民、士人，到官宦、将士，无不具有一统南北的强烈愿望，辛弃疾、李光、陆游、陆秀夫等，都是杰出的代表。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精忠爱国的牺牲精神，华夏共同体、大家庭不可分裂的天理意识，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为政为民的民本思想。曾巩任越州通判时，体察民情，革除弊政，为民所拥戴。他论及经济的文章有120多篇，内容涉及重农富民、通商惠民、赈灾恤民、经世济民等诸多方面，《宋史》中称其为“儒者而有能吏之才”。

杜衍

忧国为民的勤政思想。杜衍位至宰相，品性忠直，忧国忧民。宋人叶梦得在其《石林诗话》称他“雍容持节……年已八十，然忧国之意尤慷慨不已。”《宋史》中记载，他在临终时，还向朝廷提出了“无以久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的劝诫，其拳拳之心与政治智慧，令人感佩。

清白泉

清心洁行的廉政思想。范仲淹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还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代的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毛主席称他是文武双全、下笔千言、知兵善战的典型。他不仅有“先忧后乐”的情怀，更有清心洁行的知行，他在短暂的越州任上，做了不少流芳至今的好事，他的《清白堂记》，表明的是人格的清白、为政的清白。

防灾救灾的荒政思想。赵抃知越州期间，未灾防灾，有灾救灾，设立专供灾民的粮食救济站、平抑粮价的粜所、救治灾民的“病坊”，成为中国荒政史上的一个典范，曾巩为此专门撰写了《越州赵公救灾记》，以为“其仁足以示天下”，“其法足以传后”。

清和太和的和谐思想。陆游一生钟情山水、执着生活，特别崇尚向往一个“和”字。他在诗中写道：“镜湖四月正清和，白塔红桥小艇过。”“白头万事都经遍，莫为悲伤损太和。”“莫笑蓬门雀可罗，老农正要养天和。”或许正是这个“和”字，使他经受住了科举落榜、怀才不遇、政敌打压、爱情失意、遭人非议的种种磨难，保持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可贵操守，保持了一颗为官为人、为臣为民的平常之心、平和之心，活到了86岁的高寿。

学术思想的经世致用、活学活用，既回应了社会关切，又助推了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还对活跃人们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诗文大家接二连三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唐代之后又一个文学发展的高峰，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丰富多彩，亮点纷呈。南宋时的绍兴，更是以作家之多、作品之佳，而声闻当时，流芳后世。

宋代绍兴地区出现的诸多文学家中，成就最巨、影响最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当推陆游。陆游爱国、敬业、尚和，他的文学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为突出。他“六十年间万首诗”，至今尚存9300多首，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存诗最多的诗人。他在词坛也颇有地位，存词130余首，与辛弃疾并称“辛陆”。他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有“南宋宗匠”之誉。

除陆游外，南宋时绍兴本籍的著名诗人、词人，还有上虞人、南宋“四名臣”之一李光；家住会稽玉笥山、以咏物词见长的王沂孙等。

南宋时，客籍绍兴的著名诗人与词人有：徐俯，江西诗派大家黄庭坚外甥，以灵动自然的诗作见长，卜居会稽山之南，卒葬伏虎山。朱敦儒，曾在绍兴任浙东提点刑狱，其词作多在口语化、散文化中，展现出婉丽清畅的特征。曾几，以浙东提点刑狱卜居绍兴，其诗多在妥帖、平夷的语言风格中，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感，陆游等深受其影响。李清照，曾先后三次客居绍兴，才华俯视巾帼、直压须眉，是南宋词坛婉约派代表性人物，作品个性鲜明，风格自成一家，被称为“易安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力主抗金，曾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任绍兴知府，善诗文，尤以词名世，人称“稼轩词”，《全宋词》收其词625首，是宋代词作数量最多、词坛地位最高的一位，宋词豪放派的典型代表，作品给人以豪情激扬、飞动跳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感。谢翱，宋末抗元失败后，曾留居会稽王英孙家，诗、词、文俱工，尤以诗见长，存诗200余首，作品桀骜，有奇气。林景熙，与山阴王孙英交谊密笃，应邀约来越，成为当时山阴吟社领袖。又与谢翱、唐钰等名士相交，参与收拾六陵遗骨葬于兰亭天章寺前，存诗300余首、文40篇，作品立意深婉豪健，文笔简古凝练，语言含蓄酣畅。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95年、2017年，分别出版有《林景熙集校注》、《林景熙集补注》。

这些诗文大家灿若星河，照亮了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天空。

三，艺术大家层出不穷

书法方面，绍兴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姚宽，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由嵊县迁居诸暨，工篆、隶，曾考证《会稽刻石》的位置在平水鹅鼻山，所著《西溪丛话》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宋高宗赵构，在绍兴时正值青春时期，钟情黄庭坚，勤练《兰亭序》，于弘扬黄体与王书，发挥了上行下效的作用。陆游，楷、行、草皆善，尤精于草，自谓“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平身江湖心，聊寄华砚中。”他的书法，与其人品、诗文等综合人文修养所赋予的书卷气交相辉映，显得特立独行，独树一帜，称得上南宋书法的代表者、中国书法史上多才多情的书法大家。朱熹，善行书，犹擅大字。在绍兴时，观王厚之所藏书画金石，多有题跋，如《题右军帖》《题曹操帖》等。其《上时宰札子卷》《赐书帖》，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相传为他所书的“白泉漱玉”“梅墅堆琼”“叠书岩”，至今完好保存在嵊州贵门白宅墅村的访友桥旁。辛弃疾，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墨迹《去国帖》。杨桂枝，会稽人，宋宁宗皇后，以书法名于时，曾为太清宫书《道德经》石幢。杨珪，杨桂枝妹，人称“杨妹子”，工书，所书有秀颖妍媚之态，亦善画。

绘画方面，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执焕，宋高宗时曾任殿前使臣，工人物，画迹有《尧民击壤图》《右军书扇图》等。徐本，工杂画。其侄徐世昌亦善画，尤工花鸟。王英孙，字才翁，号修竹，宋末官将作监主簿，世称王监薄。出生世宦望族，家富财资，雅节不凡，喜延致四方贤士，林景熙、谢翱、唐钰等节概之士皆相与游。善画墨竹兰蕙，雅洁潇洒，为时人所宗。

石刻方面，代表性的有：宛委山飞来石上，现存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吴梓才楷书题刻；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知府汪纲等楷书题刻。府山飞翼楼北下岩壁上，存有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知府汪纲等的楷书题刻。除摩崖外，南宋时的绍兴，存遗了大量的碑版、墓志，均有很高的书艺价值。除这些外，从宋六陵遗址出土的武士残像、瓦当残件及建筑装饰残物等来看，南宋时的雕刻艺术，也是颇为细腻生动的。

南宋时绍兴的书画艺术，既展示尚意新潮，又传承晋唐心印，为南宋书画艺术的繁荣，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四，刻书藏书蔚然成风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形成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体系，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机械印刷术传入之后。

绍兴是宋代图书刻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南宋时的官刻，尤为发达。除绍兴府衙、府学外，连驻在绍兴府的诸多路级机构，都竞相刻印，呈现出了主体多、规模大、质量高的特点，绍兴由此而成为几乎与临安相埒的全国刻书重镇。绍兴府刻印的有《古越图经》《论衡》《元氏长庆集》《吴越春秋》《越绝书》《会稽三赋》《剡录》及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等近百种。浙东提举茶盐司刻印有《周易注疏》《资治通鉴》《稽古录》等数十种。浙东转运使司刻印的有《通鉴外记》等。浙东提点刑狱司刻印的有《苕溪渔隐丛话》等。浙东提举常平司刻印的有《兰亭考》等。

除大规模的官刻外，民间家庭的私刻书籍，经营书籍的坊肆的坊刻书籍，也大量出现，陆宰、陆游父子就先后刻有23种之多。

与发达的刻书业相辉映，绍兴的读书人如雨后春笋，藏书家大量涌现。陆宰藏书在万卷以上，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1143）下诏征求天下遗书，特设书局负责抄录和整理陆家藏书。陆游宦游各地，遍购书籍，将自己的藏书之室称为“书巢”，并作《书巢记》，称“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归隐山阴故里后，又将书斋改名为“老学庵”，并作《题老学庵壁》，称“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宋时新昌石氏，也是藏书世家。陆游在《朝奉大夫石公墓志铭》中写到，石邦圻建博古堂时，藏书多达2万卷。会稽县诸葛行仁，虽布衣出身，却颇多藏书。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六月，他向朝廷捐书8546卷，可见所藏之巨。

上虞人李光、李孟传父子，无书不读，至老不厌，藏书万卷以上。王安石之孙王厚之，由临川迁居诸暨，据嘉泰《会稽志·藏书》载，也是位书籍、古玩、字画的收藏大家。

南宋时绍兴的刻书、藏书之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方志成例影响深远

绍兴是地方志的故乡，从《越绝书》算起，绍兴地方史志的编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修志成了绍兴人的优良传统。

有宋一代，是浙江方志的大繁荣时期。全浙修志197种，其中绍兴24种，占12%；其中府志71种，绍兴有10种，占14%。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全国现存宋代志书28部，其中属浙江的有15部，占全国的54%；浙江的15部中，绍兴有3部，占全省的20%、全国的11%。

南宋时的绍兴方志，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尤以幸存的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和《剡录》为典型代表。这三部名志，独步浙江乃至全国志林，是绍兴方志为中国方志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绍兴方志史上的极大荣耀。

嘉泰会稽志

嘉泰《会稽志》成书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由当时的绍兴知府沈作宾等修，通判施宿纂，陆游为之作序。此志历来好评如潮。宋人陈振孙认为此志“气壮文雄，盖奇作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志“不漏不支，叙次有法”，“独能搜集辑比，使条理秩然。”

宝庆《会稽续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张淏撰。这部志书除了对嘉泰《会稽志》作补充外，主要记载嘉泰元年后25年中之事。撰者是一位饱学之士，《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称“其学皆有根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志“所续亦简核不苟，皆地志中之有体要者。”另外，由于该志一人编撰，所以也就少受官方约束，少了一些刻板与俗套。

这两部志书，内容详备，体例严谨，风格独具，不同流俗，而且至今完好无损，堪称浙江省宋代方志中的“双绝”。

《剡录》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县令史安之修，高似孙纂。它不仅是绍兴的第一部县志，而且是浙江现存唯一的宋代县志，更是编次有序、脉络井然、行文简约、征引赅博的方志佳作。

这三部方志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各种方志，具有集既往之大成、开未来之新例的意义，标志着府县志书体例的成熟定型，为后来方志的修撰起到了承古开新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南宋时的绍兴方志，成了中国方志史上的一大标杆。

六，佛教寺院遍布城乡

南宋时，绍兴佛教得益于隋唐繁荣的基础与经济兴旺等优势，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呈现出了赐额广泛、功用广众、寺产广大、诸宗广传的鲜明特征。

绍兴合府有寺院344所，其中府城27所、山阴45所、会稽44所、上虞34所、嵊县37所、新昌21所、诸暨66所、萧山35所、余姚35所。

天章寺遗址

宗南奔越州，以州府为行宫，守臣住该寺。长庆院，唐永徽二年（651）建。南宋时，祀抗金卫士唐琦于寺侧。泰宁寺，吴越时建。初名化城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陆佃拜尚书左丞，请以为功德院，赐名“证慈”，由书法家米芾题额。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诏卜昭慈圣献太后攒宫，遂以该寺为陵寺；又因慈圣攒宫欲将归祔宋哲宗永泰陵，遂改寺名曰“泰宁”。建宋宁宗永茂陵时迁建。因南宋诸帝陵在其周围，崇葺隆盛，规模宏大。天章寺，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赐名。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重建，内有宋仁宗赐额、宋高宗御书《兰亭序》石刻。天衣寺，原为东晋末年高僧昙翼结庵诵经处，会稽内史孟顗奏请为法华寺。南朝梁时，有天竺阿育王所铸金铜维卫佛像泛海至中国，梁武帝命置该寺，南宋时尚存。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皇子魏惠宪王赵恺卒，诏攒厝于寺旁，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被盗挖。灵秘院，建于宋高宗绍兴（1131—1162）中。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准尚书礼部符甲乙住持。

佛教文化的兴盛，是南宋时绍兴思想文化发展的一大标志。正是思想、文艺、史志、宗教等的活跃与繁荣，使得南宋时绍兴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了回味无穷、富有魅力的意韵，并最终开启了社会生活生动有趣、富有闲情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