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当时世界上创造发明最多的国家，因而也是中国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贡献最大的时期。

得益于北宋时奠定的发展基础、北方人南下带来的充足劳动力与丰富的生产经验，更得益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南宋时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与手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绍兴的农业与手工业，更是空前兴盛、特色鲜明，堪称南宋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缩影，展现出了独具魅力的风致与韵味。

一，粮食生产空前发展

农为本，食为天，这是中国古代人们早已得出的结论，南宋时期绍兴更是在这方面发挥到了极致。

一是田地大量垦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南宋时的绍兴，与临安、苏州等地一样，移民很多，“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陆游称自己“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移民的人口比例估计至少也有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的结果，是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并进而使田地的垦拓成为必然。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河湖。南宋初，鉴湖被“占湖为田盖二千三百余顷”；至南宋中期，湖面围垦殆尽，“填淤益狭，所余仅一衣带水耳”。上虞“夏盖湖改为田者一百三十二公顷二十四亩”。诸暨七十二湖皆“人占以为田”。

围田

围湖造田，其实是只顾眼前的得不偿失之举。大自然马上对此作出了反应，进行了报复，突出地表现为旱涝等自然灾害频次的加密与程度的加剧。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在贤牧良守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复湖一直是南宋时绍兴水利建设的一件大事。

与围湖垦田不同，值得大加肯定的是，海涂的改造利用得到了加强。嘉泰《会稽志》中记载，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府属余姚知县施宿募民修筑海塘，“经营海涂，开垦旷土。总之得田千六百亩有奇”。这就表明，利用自然滩涂，进行围涂垦田，已经摆到了官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农具

二是农具极大改良。唐时出现的曲辕犁，以及有“辟荒刀”之誉的犁刀、人力型多用途工具铁搭、用于推荡禾苗草泥的耘荡、扯秧工具秧马等新型农具广泛应用，使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三是生产精耕细作。陈旉的《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专著，其中写到，秋冬时“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冻冱，土壤苏碎”；开春时，“再耕耙转，以粪壅之”。由此可见，传统的农业生产的三大环节——春耕备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种，南宋时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把握了。

四是水稻品种丰富。根据嘉泰《会稽志》的记载，府属会稽、山阴两县所种植的水稻有56个品种，早、中、晚一应俱全，籼、粳、糯应有尽有。“若通邑言之，当不止此。”其中糯米的品种就有16个之多，还特别写到，有一种“汁酽而清”的会稽稻米最宜酿酒，“盖诸秫为酒不如稻糯之清也”。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越糯作为原料之于越酒质量的极端重要性。

五是产量不断提高。根据朱熹在绍兴救灾时写的《奏救荒事宣状》计算，会稽等县的稻作，亩产米在两石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

稻麦

六是麦类广泛种植。陆游在《肩舆至湖桑埭》中，给我们留下了“麦苗极目无闲土”的景象。这与北方移民多、消费需求大、产出收益高、朝廷鼓励支持等密切相关。根据嘉泰《会稽志》的记载，所种作物包括大麦、小麦、荞麦三大类，每类又有很多具体品种，如大麦中有“堪作酒”的红黏糯等。

七是杂粮名目繁多。主要有穄，即北方所说的稷，山乡高地多有栽种。粟，分早粟、晚粟、糯粟、木粟等数十种。豆，即北方所说的菽，既有一年一熟的蚕豆、红豆等，又有一年三熟的乌豆、青豆等。

八是复种指数提高。稻麦轮作的一年两熟制已经普及，并且极有可能已经在稻麦轮作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年三熟的情况。

二，经济作物空前兴旺

作为粮食生产之外的家庭副业，以经济作物种植和水产、畜禽养殖为代表的多种经营，在南宋时的绍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里商品经济的先行一步与活跃程度。

一是桑麻种植规模庞大。在大面积种植的同时，用途也得到了拓展。嘉泰《会稽志》中记载，“柘，越中多有之。非但叶可供蚕事，其木文（通“纹”）理缜密而黄色可爱，堪为器具”。“山后布，颇有名……其初缉麻为缕”；“强口布，以麻为之”。陆游诗中对此也多有描述：如“郁郁桑连村”、“郁郁桑麻区”、“桑麻郁千里”、“桑麻满野陂水深”、“千里桑麻无旷土”、“夹路桑麻行不尽”、“桑麻无际岁时丰”等。

二是茶叶遍植各具特色。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绍兴是中国产茶最早的地区之一。根据文献记载，绍兴产茶始于东汉，至南宋时，已遍及各县，且出现了规模化、园区化的趋势。日铸茶、卧龙茶、丁堄茶、高坞茶、剡茶等，在当时都已是名茶。其中日铸茶居于第一，最为有名。嘉泰《会稽志》中记载，“日铸岭……产茶奇绝，故谓之日铸。《青箱记》亦云：‘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今会稽产茶极多，佳品惟卧龙一种，得名甚盛，几与日铸相亚”，“其次则天衣山之丁堄茶，陶宴岭之高坞茶（一曰金家岙茶），秦望山之小朵茶，东土乡之雁路茶，会稽山之茶山茶，兰亭之花坞茶，诸暨之石笕茶，余姚之化安瀑布茶。”

三是果蔬种植成片成园。水果有葡萄、樱桃、枇杷、瓜、栗、梅、橘、柚、橙、桃、梨、梅等数十种。蔬菜有韭、葱、苋、芹、姜等数十种。有的种植已有相当规模，出现了具有专业化经营特点的园区。嘉泰《会稽志》中仅列举的桃的品种就有20多个，称是“不可悉数”，而且是集中连片种植，蔚为壮观。“今镜湖之西如花泾、容山诸处，弥望连岗接岭皆桃李，略无杂木。方春时，花盛发，如锦秀裹山谷，照水如云霞，恍然异境。”

水果

四是花卉种养蔚然成风。今天绍兴古城内望花畈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花农种养花卉之处。南宋时绍兴的花卉，主要有水仙、荷花、菖蒲、栀子、牡丹、杜鹃花、凌霄花等。山阴县的荷花及其莲藕、莲子有八个品种，兼具观赏、食用等多重功能。特别是夏日的夜晚，信步成片的植荷区域，香风拂面，心旷神怡，如入一尘不染的一方净土。嘉泰《会稽志》中记载，“山阴荷最盛，其别曰大红荷、小红荷、绯荷、白莲、青莲、黄莲、千叶红莲、千叶白莲。大红荷多藕，小红荷多实，白莲藕最甘脆多液，千叶莲皆不实，但以为玩耳……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

今人以为时尚的菖蒲，早在南宋时就已十分流行。嘉泰《会稽志》中记载，“昌（通“菖”）蒲，今会稽有一种……今人多以拳石或沙中种之，为几案之玩……此物种之易茂，但须岁一移种”。

种花弄草的流行，说明了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是社会新风的反映。

五是药材种植日趋活跃。主要有秋菊、玉芝、忍冬、刘寄奴等。嘉泰《会稽志》中记载，“会稽昌安门内朱通直庄，有佳菊数十种。”“玉芝，出陶宴岭……日三枚，可以辟谷，令人精神旺而力不衰，盖仙药也。”“忍冬，出秦望山、鹅鼻山、三山及镜湖中水涯……治疽疮，解百毒，有奇效。”“刘寄奴，治金疮……今乡民每腹痛，辄煮饮其汁，亦多验。”

南宋时绍兴的药材，不仅种类多、疗效好，而且还出现了园圃化种植、药圃化经营的趋势。陆游诗中多处提到药圃：“僧招行药圃”、“引泉浇药圃”、“柴门药圃西”、“药圃幽寻芒屦湿”、“药圃按行新蔓绿”、“一脉泉通浇药圃”。他还专门作《药圃》五言律诗，里面写到了玉芝等数种药材。陆游活了86岁，这与他对家乡越医越药的了解、相信与应用是分不开的。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医中药，堪称精华。而越医越药，无疑是中医中药百花园里一朵璀璨夺目、光彩耀眼的奇葩。历史上，越人寿命较长，越地名人辈出，无疑有着越医越药的一大贡献。

三，水产畜禽空前兴盛

一方面，是水产经营面广量大。南宋时，水乡绍兴的水产业得到空前发展。鱼类中，有鲻、鲈、鲤、鲫等数十种，既有在天然水域捕捞的，也有继承发扬范蠡在越地的首创精神，创新技术，搞人工养殖的。陆游诗中多有对渔民夜里捕鱼情景的描写：“行人畏虎少晨起，舟子捕鱼多夜归”、“斜阳收尽暮烟青，嫋嫋渔歌起远汀”。

养鱼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有的达到了相当的养殖规模。嘉泰《会稽志》中记载，“会稽诸暨以南，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久则饲以草。明年卖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缗。其间多鳙、鲢、鲤、青鱼而已。池有仅数十亩者，旁筑亭榭临之，水光浩渺，鸥鹭、䴔䴖之属自至，植以莲芡、菰蒲、拒霜，如图画然，过者为之踌躇。”以鱼苗数量之多、鱼类品种之丰、饲养技术之高、经济效益之好、鱼池面积之大、配套环境之佳来看，这已经俨然就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养鱼大户、功能多样的渔业园区了。

除渔业外，水生植物的种植也很发达，主要种类有藕、芡、菱、菰菜等，有的种植规模也是相当的大。嘉泰《会稽志》中记载，“越人谓六七月间藕最佳，谓之花下藕……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葅，至美。”菰菜即茭白，“今谓之茭首，盖茭心生苔，至秋如小儿臂，其白如藕，而软美异常”；芡，俗称鸡米，“今山阴梅市鸡头最盛，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

另一方面，是畜禽饲养品种多样。主要品种有鸡、鸭、鹅、兔、猪、狗、牛、羊等，“丰年留客足鸡豚”、“陂放万头鸭”、“丰岁鸡豚贱”、“荒陂船护鸭”、“儿童牧鹅鸭”、“群鸡暮还家”，我们完全可以从陆游诗中感受到畜禽品种的多样与饲养规模的庞大。陆游还专门作过《牧羊歌》，对牧羊的注意事项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对羊群的漫坡遍野进行了生动的描写。羊类的大量饲养，显然是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直接相关的。

不仅如此，南宋时的绍兴各地，甚至还生产出了风味特佳的酥酪，供人们享用。嘉泰《会稽志》中记载，酥酪“今南方亦皆作，而会稽者尤佳，会稽诸邑又推诸暨为冠。盖吴中酥虽绝多，大抵味淡不可与会稽班也。”显而易见，绍兴的酥酪展现出了量少味浓、后来居上的优势。同时，这也表明了南北人口交融后，绍兴人饮食习惯的明显变化与商品意识的明显增强。

我们从这些规模化、特色化、多样化的种植业与养殖业中，看到了南宋时绍兴发达的商品经济。

四，丝织产业空前发达

特点之一，是产量大。得益于大规模的桑树种植、蚕桑养殖和蚕丝生产，丝织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仅以和买为例，南宋初高达几十万匹，后因绍兴百姓负担实在太重，才逐渐减少。据宝庆《会稽续志》记载，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累减如此，其数尚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宋孝宗淳熙（1174—1189）中，“浙东七州，岁发和买二十八万匹，绍兴一府独当一路之半”，即14万匹。至“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二十三日，又特减四万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三丈六尺七寸，遂以一十万匹为额”，至此才减至10万匹。然马上就又增加了。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仅夏秋两税和以和买名义征收的丝织品就有21万余匹，另征绵税41万多两，其中绸8601匹、绢99809匹、小绫2500匹、和买10万匹。有学者研究估算，宋代每年上缴朝廷的绸缎多时达355万匹，其中绍兴60万余匹，占17%，若加上当地消费和民间销售，则绍兴的总产量当在百万匹以上。

特点之二，是技术新。宋高宗皇后吴氏命宫廷画师根据《耕织图》摹绘的《蚕织图》，反映了绍兴等浙东地区丝织业的最新技术，表明了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手工缫丝机革新最高成就的脚踏缫车已基本定型、普遍使用，证明了以提高经丝强度为目的的过糊工具、缫丝工序已经出现。织造技术的革新、进步，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特点之三，是品质优。据嘉泰《会稽志》记载，越罗、越绫、绉纱、茧布、绢等，都是绍兴所产丝织品中的上品。越罗在唐代就已很有名气，至南宋更是锦上添花，“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宝街不足言矣。”剡县所产之绫，最是有名。“陵，今出于剡县……惟樗蒲绫最盛。”剡县产的绉纱，极为精致，殊为难求，连当地人都很难经常买到。“剡出绉纱尤精，其绝品以为暑中燕服，如絓中雪。然虽剡之居人，亦不能常得也。”诸暨产的茧布，其实是一种利用丝织成的绵绸，十分精致。“今诸暨之俗，絍缉茧绪，纤如丝缕，织之成匹，盖状似絁而缜密过之，虽名为布，其实帛也。”诸暨产的绢，不仅为当地人喜欢，还远销杭州等地。“绢……今出于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其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亦不远也。”

五，茶叶产业空前兴隆

在大面积种植的基础上，茶叶的加工技术得到不断的改进，产品质量得到不断的提升，对外影响得到不断的扩大，其中的日铸茶成了朝廷贡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绍兴的茶叶加工，改蒸青法为炒青法，改团茶为散茶，改碾碎煮为全叶泡，完成了中国制茶、饮茶史上的一场革命。陆游生长于茶乡绍兴，晚年又回乡生活，还担任过与茶叶管理相关的职务，对茶叶既熟悉又有感情。他写了300多首茶诗，占了其全部存诗的三十分之一，成了中国历代诗人中写茶诗最多的一位。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一个愿望，是学习先祖陆羽，成为茶神。他曾对家乡的这种制茶、饮茶法作过具体而细致的描述：“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

日铸茶正是因为良好的生长环境、科学的加工方法，而成为当时全国茶叶中的佼佼者的。正如时人高似孙在他的《剡录》中所写的那样：“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高似孙主要生活于南宋孝宗、光宗、宁宗时，曾在会稽县做过官，又自称“如其精核，俟剡人”，晚年家于越，为剡县县令史安之作《剡录》。所以，他对当时绍兴的茶叶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他下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六，造纸产业空前昌盛

越地的造纸业，早在六朝时就已有名。唐代时的影响更大，大文人韩愈称纸为“会稽楮先生”。而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剡藤纸。《剡录》中称，“纸之妙者，越之剡藤。”宋时，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致的用纸需求量的激增，得益于绍兴分布广、产量大的竹子资源优势，继剡藤纸后，竹纸异军突起。从藤纸发展到竹纸，是绍兴人聪明才智的生动体现，发明创造的极好标志，商品意识的充分展示。

竹纸生产

竹纸是将嫩竹子反复捣练而加工制成的植物纤维纸，这是中国古代造纸史上的重大发现，标志着中国造纸新纪元的到来。绍兴竹子资源丰富，又有优良的造纸传统，因而成为宋代竹纸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绍兴竹纸质量上乘，名扬天下，拥有高人一筹、无法模仿的核心技术。南宋进士陈槱在其《负暄野录》中认为，“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嘉泰《会稽志》中记载，绍兴“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具体而言，绍兴竹纸具有“滑”、“发墨色”、“宜笔锋”、“卷舒虽久，墨不渝”、“性不蠧”五大优点。正因为如此，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工书者独喜之”。

越州纸

绍兴竹纸质量好，惹人喜欢，特别是因为增加了原料供者的收入来源与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了消费、生产与经营的良性循环。嘉泰《会稽志》还写到，“今为纸者，乃自是一种，收于笋长未甚成竹时，乃可用，民家或赖以致饶。”用今天的话来说，竹纸生产取得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成果。

绍兴造纸业发达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它在文化方面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历史上绍兴书法的持续繁荣、王羲之们的不断涌现、读书人的层出不穷、刻书业的兴旺发达，等等，都是与当地造纸业的发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结果。

七，酿酒产业空前繁荣

越地的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到越王句践时，越地酿酒业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一方面，文献记载丰富。有记载王公贵族饮酒成风的，如《国语》载句践年少时“入则酒荒”，“肆与大夫觞饮”。有记载句践用以犒劳将士、欢庆胜利的，如《吕氏春秋》载，“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吴越春秋》载，句践“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有记载句践以酒奖励生育的，如《国语》中记载，“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另一方面，文物出土丰富。大量出土的罐、坛、壶、瓿、碗、杯等陶器与原始青瓷，在反映越国发达的制陶业的同时，更反映了越国酿酒、贮酒、盛酒、饮酒等酒类器皿的一应俱全。还有，投醪出征的典故、绍兴古城内至今尚存的投醪河及其地名，同样见证了越国酿酒业的辉煌。

酒码头

南宋时的绍兴，迎来了酿酒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呈现出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基本条件得天独厚。突出地表现为人口增加而致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北方人的大量迁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酒类消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为酒类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粮食生产的发展，为酿酒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鉴湖水对酿酒的神奇妙用，开始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

二是日常管理井然有序。官方在府城设置都酒务，作为管理酿酒、征收酒税的专门机构。都酒务旁边的桥，也因此而被称为“酒务桥”，且一直称呼至今。南宋时，绍兴府城除都酒务外，还有比较务、赡军务、和旨楼等官营酒业机构。

三是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得益于市场的需求与官府的许可，酿酒产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作为酿酒基本原料的糯米需求也迅速随之增长，以至出现了糯米生产供不应求的局面。越地的糯米，具有淀粉含量高、黏性强、蒸煮易、发酵快、出酒率高等优点。与鉴湖的筑成时间相应，会稽早在东汉时就已用糯米酿酒。东晋时，会稽糯稻连片，主要供庄园酿酒之用。《宋史》食货志当中记载，北宋时，糯米已供京城。南宋时，绍兴糯稻凭借良好的土壤、旺盛的需求、优质的品种，得以更快发展。南宋进士孙因在其《越问》中写道，“越土最其所宜。糯种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奇。”由于糯米质量好、需求大，导致价格不断上涨，甚至高出粳米一倍。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十月，“糯米一斗为钱八百，粳米为钱四百”。

四是税赋贡献十分巨大。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全州酒税课额为117092贯，位居两浙诸州第三。至南宋前期，仅绍兴府城的和买酒税课额就达62752贯，府属嵊县、萧山、余姚、上虞、新昌及萧山渔浦的和买酒税课额达80679贯，两者合计达143431贯，如果加上当时属户部直接征管的诸暨，总额当在15万贯以上。

五是越酒开始扬名天下。越土、越水育越糯，越糯、越水酿越酒。这是聪明绝顶的越人因地制宜、地尽其利的伟大发明与创造。他们用“最其所宜”的“越土”，种出了“最奇”之“稻品”越糯，又将这最“宜酿”之米与天然生成、源源不断且富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的鉴湖水巧妙地结合起来，终于酿制出了天下独绝的绍兴酒。“湑镜流之香洁兮，贮秘色之新瓮”。从此，绍兴酒开始以竹叶酒、瑞露酒、蓬莱春酒、东浦酒等品名崭露头角，走向全国。

南宋时绍兴经济科技的空前发展，肥沃了商品经济率先萌芽的土壤，坚实了名士之乡人才辈出的基础，提供了思想文化开放包容的环境，创造了社会生活活泼多彩的条件，更是展示了鱼米之乡锦上添花的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