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特别是南宋，在中国古代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是因为，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多政权长期并立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内聚性力量不断积累、“大一统”趋势不断增强，最终迎来元明清三代空前的统一局面的时期。与此同时，还因为宋代富有至今令人叹羡的高度的物质文明，拥有至今仍不可企及的峻拔的文化高峰。

宋韵文化，是宋文化的精华所在，是浙江最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名片。这是因为，浙江是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最是宋韵在绍兴，绍兴是宋韵文化的集大成者。这是因为，绍兴先是南宋事实上的首都，后又是南宋事实上的陪都，宋韵文化因此而兴于绍兴，传于绍兴。南宋为绍兴增添了无以复加、无可企及的荣光。这种荣光，不仅仅是使绍兴拥有了一个熠熠生辉、映照至今的好名字，而且还在于为绍兴留下了一座寰宇罕觏、天下独绝的好城市。而这座城市最令人着迷的，自然是她所独有的非同凡响的气度与韵味。

一，绍兴是一座城址未变而城名曾经多变的城市

关于绍兴城市的发展变迁，我曾在为邹志方先生编著的《唐宋诗人咏龙山》所作的序言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夫越之所以闻天下者，由是城也。周敬王三十年（前490），越王句践择今之绍兴龙山东南麓，筑城立都。汉永和五年（140），马守筑湖，水城桥都，始成雏形。两晋之际，成‘海内巨邑’，如‘昔之关中’。隋时，越国公杨素重修越城而定枢局。宋高宗陪都越州，升州为府，赐名绍兴。元为路，明清为府。其间几经分合易复，而城池之基，未尝移也，乡贤陈桥驿公叹谓江南独绝，举国罕觏。”

从大越到山阴、从句践小城到山阴大城、从会稽郡城到越州州城、再到绍兴，城市的名称一直处于变化当中。惟绍兴之名，一直使用至今，已拥有了这座2510多年历史的古城三分之一多的时间。

二，绍兴名字的由来

绍兴之名，始于1131年，是由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赵构赐予的。这里不妨就此作些具体的介绍。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赵构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后，在金兵的追击下，辗转各地，同年十一月南下暂住扬州。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军逼近扬州，宋高宗仓促渡江，经建康（今江苏南京）、杭州，于十月抵达越州。宋人王明清在其《挥麈第三录》中记载，十月“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这是宋高宗第一次到越州。

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初五，由于金兵穷追不舍，宋高宗继续东行，由越州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又由明州登船入海，流转于温州、台州海上，直至金兵退去，于建炎四年（1130）三月在温州登岸返回。建炎四年（1130）四月十六日，宋高宗自明州次余姚，因海舟大不能进，易小舟北返越州，驻跸州治。这是宋高宗第二次到越州。

根据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的记载，建炎五年（1131）正月初一，宋高宗在越州大赦、改元，敕曰：“绍万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爰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于治朝，霈鸿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绍兴元年，即公元1131年。另据《宋史》高宗本纪及陆游为嘉泰《会稽志》撰写的序言等记载，同年十月十一日，宋高宗仿效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故事，升越州为绍兴府，并赐额“大都督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而始。

绍兴二年（1132）正月初十，宋高宗君臣一行从绍兴出发，经钱清、萧山抵临安。自建炎四年（1130）四月十六日至此，宋高宗驻跸越州一年零八个月。而如果从建炎三年（1129）十月算起至此，则宋高宗驻跸越州的时间，长达两年零两个月之久。不管是一年零八个月还是两年零两个月，绍兴都是仅次于临安府的南宋作为“行在”时间最长的地方。

三，绍兴名字的意蕴

绍兴的“绍”，是接续、继承的意思。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绍，继也。”《诗经》中，有“绍庭上下”、“弗念厥绍”等句。《国语》中讲，“使寡君之绍续昆裔”。《韩非子》、《吕氏春秋》、《尚书》中分别写到，“不绍叶公之名，而使之悦近而来远。”“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绍复先王之大业”。这些里边的“绍”，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绍兴的“兴”，是兴盛、兴旺的意思。《论语》里边讲，“一言而可以兴邦”。《汉书》中，有“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之句。诸葛亮《出师表》中，希望“兴复汉室”。《三国志》中写到，“汉室可兴”。《诗经》当中祝愿，“天宝定尔，以莫不兴。”这些里边的“兴”，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绍兴”两个字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正是承继前业、振兴昌盛之意。但这个词并非宋高宗首创，而是早已有之。如汉恒宽《盐铁论》中写到，“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南齐书》王融传中写到，“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绍兴家业。”《旧唐书》刘蕡传中写到，“其间明圣相因，忧乱继作，未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绍兴其徽烈者也。”

承前业而壮大之，开未来而兴昌之。由此看来，“绍兴”实在是一个含义极好、意蕴深厚的词汇。宋高宗将其作为自己的年号，想要表明的，正是嘉泰《会稽志》中记载的“履句践之故栖，历尝胆枕之志；想神禹之遗迹，服卑宫菲食之劳”的励精图治，是“绍祚中兴”——继承大宋江山、复兴大宋伟业的政治愿景，是收复北方土地、实现天下一统的美好愿望。而他升越州为府，并将自己这一意味深长的年号赐给这新近升格之府，也足以表明他对绍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殊为殷切的期望，毕竟这里是大宋江山星星之火的保存之地，更是他死里逃生、转危为安的救命之地。

不管怎么说，这个有着良好生态、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地方，从1131年开始，有了一个寓意深远、如意吉祥、名副其实的新名字——绍兴，并且一直叫了近千年。仅从这一点而言，绍兴人是不应该忘记宋高宗的。数往而知来。现在，应该是绍兴人赋予这座城市、这个名字以新的意蕴的时候了，那就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新的更大的贡献。

四，南宋时的绍兴政治地位高

建炎三年（1129）十月，宋高宗首次抵越州。后虽于十二月至次年三月流转于明州、温州、台州，但大兵营仍在越州。建炎四年（1130）四月至绍兴二年（1132）正月，宋高宗一直驻跸于绍兴。因此，这段时间，绍兴是事实上的南宋首都。

绍兴元年（1131）十月，宋高宗升越州为绍兴府，更是对绍兴城市的性质及其功能定位，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绍兴的政治地位。南宋时，将地方最高行政单位划分为十五个路，其中的浙东路共辖绍兴、婺州、明州、温州、台州、处州、衢州等七个府、州，而绍兴是路一级军事机构帅府和浙东转运使司、浙东提点刑狱司、浙东提举常平司等路级官署的所在地。朱熹便是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到绍兴出任浙东提举常平的。将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将皇陵建在这里等举措结合起来分析，可以认为，绍兴是事实上的南宋陪都。

由此可见，南宋时的绍兴，其政治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州、府，仅次于首都临安。

五，南宋时的绍兴城市规模大

一方面，是空间的迅速扩大。从城墙角度看，根据南宋嘉泰《会稽志》的记载，当时“罗城周回二十四里步二百五十”，“子城周十里”。而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已不再局限于城墙的外移，而是突破了城墙的局限，向城墙外扩展，使传统意义上的城郊成了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绍兴城市发展形态的历史性转折，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是与城市空间扩大相伴而来的人口的迅速增加。同样根据嘉泰《会稽志》的记载，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山阴、会稽在籍的户为72112，丁为88008，不成丁为30145。若按每户5人、两县人口有一半在县治所在的府城计，则府城人口当为近20万。而若按男女性别为1:1、两县人口有一半在县治所在的府城计，则府城人口当在23万多。将这两种情况兼顾起来，府城人口当在20万左右。另外，如再加上各类官员及其家属、驻军、宋室宗亲以及各类流动性常住人口，府城总人口当在30万左右。

六，南宋时的绍兴城市布局优

绍兴这座城市，如果说越王句践奠定了城址基础、隋时越国公杨素奠定了城廓基础的话，那么南宋绍兴知府汪纲则是奠定了城网基础。汪纲不仅是位敢于任事的好官，而且还是位善于干事的能吏。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好官能吏，实在是百姓之福。汪纲在任绍兴知府的7年间，颇多惠政，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做了三件功在当时、利泽今朝的大好事。

一是修筑城墙城门。在宋仁宗皇祐（1049-1054）间知州王逵、徽宗宣和（1119-1125）间守将刘显忠以及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知府吴格修筑城墙的基础上，汪纲于嘉定十六年（1223）又对城墙与城门进行了系统的缮治，设城东五云门、城东南稽山门、城西迎恩门、城西南常喜门、城南植利门、城北三江门等7处陆路城门，城东都泗门、城东南东郭门2处水门。至此，绍兴城墙城门相对固定了下来。

二是修缮街衢街河。针对居民增加、业态繁杂、违建占路、泥路难行、交通混乱、河道堵塞等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改造与整治。根据南宋宝庆《会稽志》的记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城内“坦夷如砥，井里嘉叹”；同时，对与台州、明州往来的要道斜桥坊街路，也“命伐石甃砌，二州往来者甚便之”。从此，绍兴城区的主要街道与对外道路的路面，由泥质改成了砖石铺设，这是绍兴城市的一大历史性变化。河道的保护治理，历来是绍兴这座水城的一项要务。汪纲采取的办法是，“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閧（通‘巷’）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如此大的工程，由于“经画有条”，不但整个实施过程“役且无扰”，而且实现了“悠久惠利”的目的，真是难能可贵、值得借鉴的。

三是优化街厢街坊。嘉定十七年（1224），汪纲在前面两项工作的基础上，顺时应势，乘势而为，对府城的街区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优化，将城区划分为5厢96坊，其中会稽县界设第一、第二厢，分别统辖21坊、19坊。山阴县界设第三、四、五厢，分别统辖31坊、20坊、5坊。这一调整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顺应了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工商业不断发展对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提出的客观要求，突破了坊与市的传统分隔与封闭，形成了崭新的、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坊巷格局，坊成了开放性的基层街区，厢则成了由一定数量的坊巷和街道组成的较大范围的街区。通过这一轮全面系统的改造建设，绍兴城内的街衢布局、河道布局、坊厢布局，大体都已定局，从此直到清末以至中华民国，都没有大的变化。即使到了今天，绍兴古城内的历史街区、残留河道、沿用地名都还有汪纲时的痕迹。难怪人们又将绍兴这座城市称之为“宋城”。汪纲所为，进一步巩固了绍兴作为京畿重镇、南宋陪都的地位。他的城建城管理念与举措，值得好好借鉴；他为绍兴作出的历史贡献，值得永远记取。

对于这样一座城市，时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南宋初，朝廷宣布了40个“大邑”，绍兴名列其中，位居前列。成书于汪纲优化街厢街坊第二年，即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的《会稽志》序言中，说“城府内外，斩然一新”。大名臣、大文豪王十朋在府山上鸟瞰全城，发出了“栋宇峥嵘，舟车傍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的感叹。先贤陆游更是以家乡为自豪，称“今天下巨镇，唯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我们从这些肯定与评价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非同一般的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