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教育的兴旺、思想的活跃、文化的昌盛因果互为、良性互动，使南宋时绍兴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意趣与韵味。

一，城乡交通顺畅

交通自古以来就是社会交往的前提，今人讲“交通是先行官”，讲的正是这一历史的结论。

在古代社会，水上交通较陆上交通意义更为重大，这是因为水上交通具有运输量大、便捷、成本低、不易摔坏等特点与优势。对水网密布的水乡绍兴而言，水上交通的优势，尤为明显。北宋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根据当时的运盐之法，计算出每100里的运输成本，陆路平均4钱/斤，水路平均1钱/斤，水路只为陆路的四分之一。这就使得官府重视了对水上交通的建设。

浙东运河

南宋中期，绍兴府有主要水上交通线11条，通航总里程920里，通航能力最大的为载重量500石的船只。这些主线，加上众多的小型水路，构成了内可通达全府各县、外能联接周边江海的航运体系。其中的西小江（浦阳江）水系航道，沟通了诸暨、萧山、山阴，并与婺州、杭州相通；东小江（曹娥江）水系航运，沟通了新昌、嵊县、上虞、会稽，并与明州（庆元府、今浙江宁波）相通。

浙东运河在南宋时处于鼎盛时期，一时成为南宋政权存在和运行的生命线。它横亘绍兴北部平原，贯通了西小江、东小江两大水系，成为西通杭州、东通明州港的主要水上通道，政府纲运、商业货运、官民客运的水上黄金通道。

同时，由于宋金南北对峙，日本、朝鲜及其他一些海外国家与地区的使节、商人无法取道北方，而钱塘江口又多沙滩，航行也有困难，因此往往改从明州经运河入绍兴、临安。所以，此时的浙东运河，也成了南宋使节往来、海外贸易的黄金水道。

不仅如此，浙东运河还与汇聚于鉴湖的众多溪流、河湖相连通，造就了山会平原的水上交通网络。绍兴地处浙东运河的中间地段、咽喉部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望而知的，从中得到的利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交通的改善，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出行交往。

二，城市商业繁荣

南宋时的绍兴府城，作为全府的商贸服务业中心，有三大特征。

一是市场众多，分布广泛。城北与城南，形成了两个繁华的工商业集聚区。与城市的越墙发展相应，城内与城外形成了13处市场，其中城内有照水坊市、古废市、南市、北市、花市、瓦市等6处，城外有清道桥市、大云桥东市、大云桥西市、龙兴寺前市、驿地市、江桥市、斜桥市等7处。这就使得商业活动扩散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二是市场细分，业务繁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用商品的消费性商业更显发达。同时，作为商品流通中心的流通性商业蓬勃兴起，原来作为商业活动补充的餐饮、旅店、租赁等服务业异军突起，成为城市商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城市商业的内涵与外延、构成与业态，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拓展与变化。

民营与官办的酒店遍布城内的街头巷尾。“激赏库酒楼，在照水坊；都酒务酒楼，在莲花桥。并郡守汪纲建。”南宋宝庆《会稽续志》的这一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家酒楼是官办的。陆游更是给我们留下了“城中酒垆千百所”的盛况。旅店业也是一派繁荣兴旺。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府城东北的斜桥，“其下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

酒码头

房屋、店铺、仓库类出租十分活跃。除了用于商贸业的出租之外，租给官方的也不在少数。根据嘉泰《会稽志》和宝庆《会稽续志》的记载，绍兴作为浙东路的首府和南宋事实上的先首都、后陪都，官府机构既众多又庞大，以致“参议、机宜、抚干，旧无廨舍，皆僦居于市”，甚至连城市驻军也一度“皆僦居于外”。

夜市成为常态。如每年正月的元宵灯市，四方云集，百物汇聚，连周边州府、海外商人都赶来参与，场面十分的壮观。嘉泰《会稽志》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正月既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三是税额暴增，府城居多。府城商业的繁荣，同样反映在税额上。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全州税额为54125贯，其中州城28916贯，占53%。至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嘉泰《会稽志》中记载，绍兴全府税额增加到了106190贯，其中府城62256贯，占59%；府城税额是熙宁十年州城税额的2.15倍，比熙宁十年整个州的税额还要多。

三，农村市镇勃兴

府城商贸的繁荣，有力地带动了乡村商贸业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南宋时的绍兴农村市镇，由北宋时的初兴进入了勃兴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山阴、会稽两县境内的鉴湖流域。

根据学者陈国灿的研究统计，到南宋中期，鉴湖流域有名可考的市镇就有35处，整个流域平均不到12平方公里即有1处。这些市镇与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各具特色的会市、草市等，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成了城乡互通的桥梁与纽带，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的互动发展。特别是其中的市镇，为今日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陆游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对“乡市”、“近市”、“小市”、“村市”、“村店”的记述与描写。如在他的《晨起》诗注中称：“乡市小把柴谓之溪柴，盖自若耶来也。”又如“荒园摘葵芥，近市买鸡豚”、“小市孤村鸡喔喔，断山幽谷雨萧萧”、“村市夜骑黄犊还,却登小阁倚阑干”、“村店卖荞面,人家烧豆秸”等。

这些农村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专业分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如茶市、花市、鱼市、米市、酒市等。陆游在他的诗中，也多有写到这些市场，如“兰亭之北是茶市”、“茶市纷纷趁雨前”、“柳姑庙前鱼作市”、“项王庙前是鱼市”等。

这些市场不但分工专业，而且还出现了夜市等交易时间、活动方式上的明显变化。陆游对此也有具体描述，如“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

除有固定地点与场所的集市外，广大的农村还出现了货担贸易这种形式。从事货担贸易的人，俗称“销货郎”，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行走于广大的农村。“销货郎”的出现，表明南宋时，市场活动、商品交易已经渗透到了农村的各个角落，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生活，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加速了商人阶层的形成。朱熹曾对此发出过由衷的赞叹，称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这货担贸易，简直就是今日网购与快递的前身了。

四，对外贸易空前

南宋时绍兴的商贸，除了在府城与县城之间、县与县之间、城与乡之间进行外，与府外、海外的往来也十分活跃。

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南郊大型草市浙江市隔江相对的西兴镇，北宋时就已是绍兴西部与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苏东坡在其《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写到，“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至南宋，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更是十分繁忙。陆游在他的《法云寺观音殿记》中，对此做出了这样的描述：“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柂挂席，夹以大舻，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

西兴镇东侧的钱清镇，位于浙东运河与西小江的交汇处，因“一钱太守”刘宠的故事而得名。南宋时，这里船只、人员往来穿梭、昼夜不绝，街市、店铺熙熙攘攘、通宵达旦，成为绍兴西部的商贸重镇。陆游曾作《夜归》诗，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绍兴北部的三江口，是南宋时越地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既有大量客商海船从四面八方而来，又有大量客商海船向四面八方而去。《越中金石记》中记载，这里常有“闽商海舶”。宋人王十朋在其《会稽三赋》中，称这里“航瓯泊闽，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三江郡东北，古戍郁嵯峨……年丰坊酒贱，盗息海商多”。所有这些，都写出了这里万商云集的繁荣景象。正是通过这里，绍兴的丝织品、茶叶、黄酒等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内外，海内外的珍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到绍兴，有的还通过绍兴输往临安和全国各地。海外贸易既是南宋时绍兴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又是南宋时绍兴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南宋时绍兴商贸业的繁荣，表明商品经济已经在这里捷足先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市场经济在这里的率先萌芽、乡镇企业在这里的率先发展、国际贸易在这里的率先开始，奠定了人无我有的历史基础，因而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于今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社会保障加强

宋代的社会保障较以前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在中国古代社会救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是从宋代开始的。

南宋时绍兴的社会保障的加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社仓”制度。早在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以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身份出知越州的赵抃，便创造了赈灾治越的经验，成为中国荒政史上救灾抗疫、救死全生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越州任通判期间，也十分重视赈灾恤民。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赵抃赈灾“其仁足以示天下”，“其法足以传后”，为此专门撰写了《越州赵公救灾记》，加以总结推广。南宋时，“社仓”成为荒政的核心措施。撰成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的《会稽志》，专门设有“社仓”这个章节，既表明了这件事情的客观存在，又表明了官府对这件事情的高度重视。“社仓”即“义仓”，主要用于解决灾时的粮食短缺问题。其中写到，山阴、会稽共建有12个社仓。还特别写到，对于于此有功的官员，“民皆立祠以时祀享，虽他善政多可纪，社仓尤其著者也。”由此可见，善政可很多，荒政尤为要；民以食为天，社仓尤为著。

二是“义田”制度。嘉泰《会稽志》中，另有一个章节，是“义田”。其中写到，“山阴、会稽、余姚三县，今为湖水田二千七十一亩有奇，地三十六亩有奇，山篠地一百一十六亩有奇，殡冈六十四亩有奇，荡一亩二角五十一步，屋一十六间。”可见规模之大。“义田”主要由士大夫用其秩禄置办，一般通过出租的租金，用以补充族人生活，也有用于“给助乡里贤士大夫之后，贫无以丧葬嫁遣者，附于学”的。这一制度，对南宋官方的社会保障，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三是“病坊”制度。在疫病流行之时，设立这种临时医院，遴选名医，收治灾民，给以医药。

四是“养恤”制度。官府针对不同对象，设立了不同的养恤机构，如赈济穷潦的福田院、收养孤寡的居养院、收治贫病的安济院等。

南宋时绍兴的“荒政”制度，对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倡导友善风气，既在当时起到了现实性作用，又对后世产生了奠基性影响。何竹淇先生曾作过统计，南宋一朝153年，共发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兵变230次，其中绍兴只有诸暨县发生过一起所谓的“盐寇跳梁”事件。诸暨并不产盐，这些“盐寇”想必是从外地窜入的，恐怕与绍兴也没什么关系。由此可见，南宋时的绍兴明显比其他地方要安定。

六，市井生活多姿

南宋时的绍兴，随着租田制的普及、交通的改善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离土离乡，转向市镇、城市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

商业已被视同农业，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商人居士农工商之末的情况得到根本性改变，其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城市中的非农人口——“坊郭户”，被官府单独“列籍定等”，标志着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并且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南北风俗得到了相互融合。语言方面，越中方言明显地受到了北方话的影响，“南宋官话”便是南北交融的产物。饮食方面，绍兴人从以稻米为主，发展到米、面皆食。物产方面，羊类的大量饲养，酥酪的加工生产，显然与北方人口南下直接相关。这种融合，表明了绍兴是一座包容开放、兼容并蓄的城市。

节俭好学已然成风。嘉泰《会稽志》中记载：“今之风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不以殖赀货、习奢靡相高。士大夫之家，占产皆甚薄，尤务俭约，缩衣节食，以足伏腊，输赋以时，不扰官府，后生亦皆习于孝弟廉逊。”或许正是这样的好风俗，成就了“寒门入仕”、人才辈出的好局面。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越州中式进士有6名；绍兴二年（1132），绍兴府中式进士有7名。有学者研究，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如在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登科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出身者占了70%。

节日休闲已然成俗。嘉泰《会稽志》中的几则记载告诉我们，这种节日休闲活动，呈现出了自发性强、参与面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秩序良好的特点，表明百姓已经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与心情。“上元观灯行街中，必相逊避，无争道喧竞。城门驰禁，率至夜分，以便郊居者。”百姓的文明素养、官府的服务态度，由此可见。“三月五日，俗传禹生之日，禹庙游人最盛，无贫富贵贱，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垩鲜明，酒樽食具甚盛，宾主列坐，前设歌舞。小民尤相矜尚，虽非富饶，亦终岁储蓄以为下湖之行。”大禹在百姓心目当中的崇高地位，庆祝大禹生日的庙会盛况，画舫等硬件设施的完备，酒食歌舞等服务项目的配套，由此可见。另外，七夕、重九、冬至等，都是百姓休闲的重要节日。

棋琴书画已然成趣。宋时，棋琴书画已经成为文人与士大夫们人人均擅的基本技能。以围棋为例，会稽人徐铉棋艺精湛，常与南唐后主李煜、宋太祖赵匡胤对奕，所著《棋图义例》，首创十九字棋图记谱法。范仲淹曾作《赠棋者》诗，表达了“成败系之人，吾当著棋史”的感慨与梦想。上虞人李光常与陆游父陆宰一起对奕，留下了“局上笑谈棋易胜”、“一枰胜负聊欣然”、“独把琴棋消永日”、“酒杯棋局平生事”等佳句。陆游写下了200来首棋诗，是我国古代写作棋诗最多的一位诗人，他自夸“扫空百局无棋敌”，自盼“棋声流水古松间”，自悲“灯前一局欲残棋”，自叹“世事无穷似奕棋”。辛弃疾是一位终身为国家与民族利益奋斗的斗士，我们可以从他“琴罢更围棋”的词句中体味到，是琴棋诗词给他命运多舛、壮志难酬的一生，平添了几分生活的情趣与心灵的安抚。

诗酒花茶已然成习。南宋时，诗酒花茶已经不是文人与士大夫们的专利。以喝酒为例，人们爱喝酒已经成为一种习俗。根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代共有官方酒务管理机构“酒务”1861所，其中绍兴10所。据嘉泰《会稽志》的记载，如果不是因为山阴、会稽与府治同城，绍兴的“酒务”当有12所，其中府里的“都酒务”人数，按照酒税额度与员额政策，当不会少于最高标准4名。今绍兴古城内的酒务桥这个名字，也是因“都酒务”设在边上而得名的。当时的府城与县城，集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酒楼与不产只销的酒垆，到处都是。时之嵊县人姚宽在《西溪丛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绍兴府轩亭临街大楼……翟公巽帅越……改为酒楼……目为和旨楼。”翟公巽，即翟汝文，巽为其字，于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出知越州，他将轩亭口的临街大楼改为酒楼，并取醇和甘美之意，实在是物尽其用、吸引消费的高明之举。陆游爱酒、懂酒，写下了200多首酒诗，给我们留下了“一杯放手已醺然”的越酒质量信息、“城中酒垆千百所”的酒店消费信息、“街南街北酒易赊”的信用消费信息、“平时酒价贱如水”的大众消费信息。

再举个花草的例子。南宋时，花草种养与欣赏蔚然成风。嘉泰《会稽志》的记载告诉我们，今日以为时尚的菖蒲，其实宋时已十分流行，成为“几案之玩”，且已掌握了“拳石或沙中种之”、“岁一移种，则根大，不然渐少”的种植方法与生长规律。嘉泰《会稽志》还告诉我们，当时的花草品种非常丰富，还形成了专门的基地与花市。今天绍兴古城内望花畈这个地方，就是当年花农种养花草的地方。其旁的望花桥，亦因此而得名。“望花桥，在府学前，其旁地名上原，多以艺花为业，桥盖以此得名。”王安石曾作《越人以幕养花》诗二首，歌咏越人种养花草。“以幕养花”，犹今日之暖房种养花草，而且已经养到了“百紫千红占得春”的程度，可见种养设施之好、技术之高、规模之大。陆游留下了“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的诗句，诗中记录了“城南上原陈翁，以卖花为业，得钱悉供酒资”的情形。

宋人较以前更为宽松的人身自由，更为丰富的业余时间，更为多元的休闲方式，表明人们生活的水平与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与改善，这是社会生活的趣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