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兰亭雅集开始至近现代的1600年间，在绍兴这片土地上，文人雅集与结社活动持续发展，从未间断，构建并传承了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佘德余，用了5年时间，将这条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的历史脉络梳理出来，并深度剖析了其持续发展的原因、特点及影响。

雅集与结社

始于东晋那场醉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注意‘绍兴文人结社’这块内容了。那时在教学之余，我常跑鲁迅图书馆（今绍兴图书馆）摘录资料，并撰写了一篇约4万字的专题论文，以连载的方式，发表在当时的《绍兴师专学报》上。”佘德余说，因为查阅资料等问题，要想进一步深入研究困难很大，当时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

“但是，这些年来，我从未放弃这一课题的探索。一直在关心有关研究成果，从中学习借鉴。”佘德余说，他真正重启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在退休后。在不断搜索资料、学习思考过程中，思路逐渐清晰了。

“像绍兴这样，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时而并行，时而交叉发展，且1600多年间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我国的地方文化史上是一种少有的现象。”佘德余在研究中发现，绍兴文人雅集始于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等42人于会稽郡山阴县兰亭的修褉活动，其后又经历了唐宋时期的文人唱和。绍兴文人结社则始于宋末元初的“吟社”“汐社”“越中诗社”和“山阴诗社”。明清时期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的完善，又推动了文人结社与文人雅集的兴盛。

因此，佘德余提出，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的持续发展，可以分成五个阶段：东晋南朝为滥觞期；唐宋两代文人频繁联唱可称为发展期；宋末元代文人结社、雅集是成熟期；明清两代社团类型众多、雅集频繁可称为兴盛期；近现代结社目的、内容、方式皆与以往不同，可称为转型期。

以旧址一直保留至今的“龙山诗巢”为例。自元朝始，杨维桢在西园故址飞盖堂结庐，前半部分辟为仓帝祠，后半部分创设龙山诗巢，以纪念宋代伟大爱国诗人陆游。数百年来，文人辈出，诗才咸集，龙山诗巢一直为越中诗人吟咏唱和之处。康熙中期到雍正与乾隆初年，有商和、何嘉珝、李登瀛、刘正谊、薛载德等“龙山诗巢二十子”活跃于此。他们每逢二月初四徐渭生日与十月十七陆游生日便在此聚会设祭，饮酒赋诗。清乾隆初年，后人塑贺知章、秦系、方干、陆游、杨维桢、徐渭6位诗人祀位，故又名为“六君子诗巢”。直到近代战事频起，社会动荡，龙山诗巢活动才停止，屋舍也倾倒不存。2000年西园重建时，绍兴市政府在西园北部复建龙山诗巢。

那么，为什么绍兴文人雅集和结社可以持续1600多年而不中断呢？“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活动的开展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比如在明清时期，绍兴虽然已经失去了作为行政区域的优势，但由于前几代的频繁移民，经过长期积淀，绍兴所属八邑出现了一批世家望族。随着明清八股科举制度的完善，这些世家耕读传家，出现了大批科举人才和文士，因而推动了文人雅集和结社活动趋向高潮。”佘德余说。

开放包容

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影响全国

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则体现在开放包容上。

“绍兴本土文化名人与旅越的外域文化名人长期相处交游中，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虚心学习，取长补短。”佘德余在研究中发现，东晋永和九年至唐宋时期，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是以外地人士为主、本地文士为辅的。比如兰亭雅集的42人中，其中极大多数人是北方南来之士，他们大多在会稽郡及所属各县当官或游览；会稽本地文人只有郡功曹魏滂、郡府官佐谢绎、山阴令虞谷、镇军司马虞说、前余姚令谢胜等6人参与，当场作诗的只有谢绎、魏滂、虞说3人。唐宋时期，参与唱和及来越地作官的文士也绝大多数都是中原人士，他们追慕晋宋高人逸士之遗风，纷纷入越探访，蔚然成风。

“但到了元代，绍兴本土文士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约占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外地人士只是配角。”佘德余举例说，无论是元初的“吟社”“汐社”，还是元末上虞的“敦交社”，其主持人都是绍兴籍文士，参加人员也以本地文士为主。明清时期，由于众多本地望族涌现，参加人员的构成更是如此。比如会稽陶堰陶氏在族内组织了“阳辛文学社”“丛云文学社”和家族子弟雅集活动。山阴状元坊张氏的张岱参与“枫社”，又结“丝社”“斗鸡社”“蟹会”，创举“蕺山亭”歌咏大会。山阴梅墅祁氏的祁彪佳与同族兄弟祁骏佳、祁凤佳、祁豸佳等，创举“枫社”“文昌社”“萍社”“雁社”等，参与的人员大多是本地文士，也有慕其名来参加的外籍文士，如杭州的王元寿、顾圤等。

到了近现代，绍兴本土文士开始走出绍兴，走向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结社雅集，对全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1924年，孙伏园、鲁迅等在北京成立“语丝社”。1925年，鲁迅与高长虹等于北京成立“莽原社”。1929年，上虞经亨颐于上海与何香凝、姜丹书、张大千、丰子恺、黄宾虹、柳亚子等一批艺术家结“寒之友社”。1930年，鲁迅与瞿秋白、夏衍在上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

“近现代文人结社与传统的文人雅集、结社不同。”佘德余说，传统的文人雅集与结社是以诗会友，三五知己或更多气味相投的人员聚集在一起，通过吟诗临场竞技，临时发挥写诗才能，以此交友，互相交流情感。有时他们也将雅集与结社活动写的诗篇汇编成册，予以刊印。而近现代的文人结社已与时俱进，它不仅是文学社团，而且还是文学流派，他们往往与出版自由，宣扬民权、民主，彰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文学主张有关，以一个或数个刊物为中心而得名，刊物在这里起到了一种有力的组织作用。他们有发起人和基本成员，又有大量从读者中发掘出来的新生力量作补充，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学的力量，在文坛上造就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和声势。

以诗文会友

“名士乡”彰显文化魅力

“自文人结社形成风尚以后，大多结社似乎没有离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原则，他们相信朋辈结社，可以互相砥砺猎取知识，广博学问。”佘德余说，这种情况以明嘉靖年间的“越中十子社”“越中七贤社”和清初的“蓬莱社”“越三子社”，以及康熙年间的“龙山二十子社”、乾隆年间的“西园吟社”“越中七子”表现比较明显。

研究中发现，在这种绍兴文人雅集和结社中，不仅充实了参与者个人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助推了当时时代文学的发展，并对后来文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东晋永和年间，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雅集所咏的玄言诗和《兰亭雅集序》的美文，其后谢灵运歌咏浙东山水的山水诗派确立，有力推动了曲水流觞临流赋诗形式的流传和书法艺术、山水诗创作的深入发展。

再比如，唐大历年间，鲍防、严维于越州的联唱，对诗歌联句体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文体发展史上对文人词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南宋遗民词人缔结“吟社”唱和的《乐府补题》之作，对清初诗（词）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大大激发了清初词人写作咏物词、隐逸词的兴趣。杨维桢凭借参与顾瑛“玉山雅集”的平台，为铁崖诗派成员的创作活动与发展兴盛提供了场所，也使杨维桢成为“元末最主要的诗文家之一，在元代诗坛上也算是色彩最突出的诗人之一”。在近现代，鲁迅领衔的绍兴群体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构成一种“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这些越地作家群立足越地又超越越地，他们以其特殊品格及传统累积的先导性文学思想，引领中国现代文学潮流，从而凸现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

“总而言之，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就是历代文人将越地优美的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故事结合交融而产生的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绍兴文人与域外文人不断交流的发展史，毛泽东所咏‘鉴湖越台名士乡’中的人才成长史，绍兴优秀文化传统的累积史。”佘德余说，他的这部《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研究》近日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