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140周年，也是他的弟弟、民进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周建人先生诞生133周年。为了纪念周建人先生，绍兴鲁迅故居内的墨缘堂，即将变身周建人生平事迹展览馆。

为了更加真实、鲜活地再现周建人的生平事迹，从绍兴出发的采访团队专程赶到北京，找到了周建人的小女儿周蕖和小女婿顾明远。面对镜头，两位已是耋耄之年的老人深情地讲述了他们眼里的父亲周建人。

（周建人）

自学成才的典范

“父亲最遗憾的事情，是没受过系统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作为周建人最小的女儿，周蕖是陪伴父亲时间最长的一位。在她的印象中，父亲很少正经地和她讲他小时候的事情，唯有这一件，倒是反复说起。

“他的父亲早死，两个哥哥又都较早地离开家，只剩下他在家陪伴、照顾母亲。原本在会稽学堂毕业以后，他准备参加绍兴府学堂的入学考试。但没有想到的是，他那天在安排家务以后走到学堂门口迟了一步，学堂大门已经紧闭，从此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周蕖说，虽然没能继续上学，但父亲并没有放弃学习。

“他自学了很多植物学的知识，因为绍兴到处有山有植物，学植物最方便。当时，鲁迅也从日本寄来了多本植物学名著，以及一架解剖显微镜。”周蕖说，因为要看懂植物学名著，父亲又自学了英语。“他在绍兴时，主要是研究植物。他在担任绍兴僧立小学校长、师范学校教员的时候，也总会带领学生到郊外采集植物标本。”

一直到1919年底，周氏三兄弟把绍兴老屋卖了，全家搬到了北京，周建人的兴趣才发生了变化。“他在北京大学旁听哲学，开始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自学德文，他认为《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本还有不准确的地方，想要重新翻译。”

1921年9月，周建人经蔡元培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在商务印书馆20多年的时间里编写了中学《植物学》等课本和许多科普教育读物，成为当时有名的生物学家。解放后，他又与叶笃庄、方宗熙共同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主持编写了新中国最早的生物学教材。

作为周建人的小女婿，顾明远与周建人相处的时间也长达28年。“我和周蕖结婚时，他已经60多岁了。因为我是独生子，家人又都不在北京，所以就住在他家了。后来，我母亲来北京，我们两家就住在一起了。”顾明远说，当时他和周蕖是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同学，回国后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在顾明远的印象中，晚年的周建人依然保持着坚持自学的勤奋。“他后来眼睛不行了，眼底出血，近乎失明，但还在描植物学上的图。很多底稿，家里还有，我们都还保留着。”顾明远说，因为眼睛不好，晚年的周建人看书时必须用放大镜。“最大的那个放大镜可以放大6倍，还是专门托朋友从德国买来的。后来，用放大镜也看不清了，写字经常会两行变一行。于是，我就帮他把这些手稿抄录下来。”

鲁迅的亲密战友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他开始接触到早期的共产党人杨贤江、茅盾等。后来，经茅盾介绍，他又认识了瞿秋白，并应瞿秋白的邀请到上海大学教书。”在顾明远看来，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后，周建人就成了鲁迅的亲密战友。

或者说，他的身份很像是鲁迅的助手。“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鲁迅一直受到反动派的监视。所以，鲁迅的许多来往信件，往往通过他来转达。”顾明远说，瞿秋白为了躲避特务的追捕，有时住在鲁迅家里。

1935年的一天，周建人忽然收到一个白色洋信封，寄自“福建长汀监狱”。信中署名林其祥，但笔迹是瞿秋白的。周建人知道情况不妙，马上设法通知以食品工厂工作打掩护的杨之华，并与鲁迅商量营救，可惜未能成功。为此，他和鲁迅都无比气愤，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反革命本质，坚定了他们走革命道路的选择。

“记得小时候，我们总是在不停地搬家，在上海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址是现在的淮海路四明村38号。那个地方其实是我妈妈的一个亲戚家的房子，这个亲戚做生意发了家，想搬到上海住，就托我妈找房子。后来，找到这个房子后，又把三楼借给我家住。因为楼下住的是商人，不太会引起关注，比较安全，我们住得比较久。”周蕖说，那时她还很小，父亲的嘴也很严，从不和她透露半句。在她的印象中，她家就好像《红灯记》里演的那样，来的叔叔多得数不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

令周蕖印象深刻的是与姐姐相关的事。“我两个姐姐年纪相近，有一次她们一起去学校报名，结果两人在父亲一栏里分别写了不同的名字，一个写的是周松寿，一个写的则是周松涛。”周蕖说，当时就是这样，为了安全，父亲的名字经常要变。

还有一件事，也与姐姐有关。“那时，商务印书馆搬去了重庆，父亲失业了，家里经济也比较困难，我大姐高中毕业后就工作了。但突然有一天，她去上大学了，上的还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一个有钱人家子女上的贵族学校，学费很贵。我当时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后来回想起来，她应该是参加革命了，党派她去做女学生的工作。因为她去了以后，不但信了教，还接受了洗礼，照理，父亲绝对是会反对的，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周蕖说。

“在上海孤岛时期的艰难日子里，父亲

和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一起，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顾明远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周建人失业了，但他仍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46年，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意见，周建人被介绍到开明书店工作，并先后在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担任编辑。在这期间，他在《民主》《周报》《新文化》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多篇纪念鲁迅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

“他后来多次和我们谈起，他特别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给外国人的‘内河航行权’，认为这是侵犯我国的主权。他还反对‘五家联保法’和‘警管制’等法西斯政策。”顾明远说。

清正廉洁的公仆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

“他身居高位，但一直坚守人民公仆的本色，勤奋工作、清正廉洁、不断学习。”顾明远说，岳父曾请西泠印社刻了“学然后知不足”“兼听则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等印章，来表明他的心境。

顾明远说，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址是周建人选定的，当时他任高教部副部长，负责农林卫生方面的工作。他认为，农业大学既不能离开农村，又不能脱离城市。农业大学学生要实习，不能没有试验田；但要研究科学种田，又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验设备，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世界农业发展的信息。经过周密调查，他才选定了北京西北郊现在的校址，离圆明园不远。

“1958年，他到浙江工作，我们见面少了。但他每次回北京开会，都会和我们谈到在浙江的工作。”顾明远说，岳父特别关心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看到许多农民饥饿逃荒，心里非常痛苦。

“他当省长以后，每次回京开会都是坐在普通客车里，和群众在一起。他也很少去疗养。他总是对我们讲：‘现在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还有困难，我不能安心花国家的钱去休养。’”在顾明远的记忆中，岳父只有两次短暂地到休养地住了几天。“三年困难时期，他已年逾古稀，中央为照顾他的身体，劝他到青岛或大连去休养，他都拒绝了。”

对于父亲在生活中的俭朴，周蕖也是感同身受。“他在杭州工作时，住的地方夏天热得不得了，又没有空调。他本来可以住到杭州饭店去，但他没去，只是每周过去洗一次澡，和我母亲一起一人吃一碗小馄饨，各付1.5元。实际上，按照当时的待遇，他无论吃多少，都只要付1.5元就行了。”周蕖说，父亲从来不搞特殊化。

“解放后，我母亲跟随父亲，在高教部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但父亲到杭州工作后，他坚持要母亲辞职。组织安排母亲去做他的生活秘书，照顾他，他也坚决不同意。所以，我母亲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周蕖的印象中，父亲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客气，“真是生气了，也只是会对我们发脾气”。

还有一件事，也让周蕖记忆犹新。“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回到北京工作，先住北太平庄4号，后住护国寺23号。护国寺23号的墙上原本是有铁丝网的，他搬进去以后就让人把它拆除了。他还经常让秘书到邻居家里听取意见。有一次，邻居反映烧暖气的锅炉鼓风机声音太大，影响休息。他就立即让人把鼓风机移到里面，靠近自己的卧室。”周蕖说，他家因为是平房，只能独立供暖，本来组织上派了两位工人两班倒来烧锅炉，但他知道后不同意，说一个工人就够了。

“那时我家的暖气中间是断档的，工人早上5点来了，烧到中午11点就离开了。所以，到了下午两三点就开始冷了。傍晚5点，工人再来上班，要到吃晚饭的时候才能暖和过来。然后到了晚上11点后，工人下班了，到半夜又开始冷了。”周蕖说，父亲一直强调资源的宝贵，一定要珍惜。“省水，洗脸水要拿来冲马桶；省电，不允许人不在的时候开着灯。”

面冷心慈的父亲

“父亲在我印象当中总是很严肃的样子，他从来不跟我们打打闹闹，也很少管我们。”谈及父亲的形象，周蕖用了这样的词句来表述。

但实际上，作为父亲的周建人，虽然表面上不苟言笑，但心底里却是非常有爱的。“比如当时我们住在北太平庄4号，就是因为那里离北师大特别近，照顾我们上班方便。后来搬到护国寺23号，离我们学校也不远。”顾明远说，虽然他们家的总体氛围是严肃的，但也非常自由。“父亲从来不发脾气，也没骂过人，他讲民主，崇尚自由，提倡独立思考。他在晚年写的文章，也多是写中国人要进行思想革命，强调要破除迷信，追求真理。”

在顾明远眼里，周建人是一个讲民主、讲科学的老知识分子形象。“入党后，听党话，他最后写的一幅字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一辈子克己奉公，生活俭朴。他也是绝对的无神论者，临终前留下遗嘱，身后事一定要从简。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海里去。”顾明远说。

周建人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辈们。“他其实最想做的事，是做一名教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算是继承了他的理想。”顾明远说，虽然最后没做成教师，但周建人一直提倡尊师重教。

1983年，周建人和叶圣陶曾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揭露四川省长寿县发生的一起毒打、侮辱女教师的严重事件。中共中央对此事件极为重视，中央书记处立即电话指示中共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尽速调查处理，使打人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在他的影响下，周蕖和顾明远一直坚守在教师行业。退休前，周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苏联教育和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顾明远则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等职。

“我与浙江很有缘分。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曾邀请我担任名誉院长，杭州师范大学也请我当了10年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我还担任过《树人导报》顾问。”顾明远说，岳父离去后留给他们的，除了几百册图书，没有什么物质遗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非常丰富，“时刻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董亮、刘洋、董建成对本文有贡献。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