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9月25日，绍兴府城的福彭桥周姓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一代文豪鲁迅。当时孩子降生由辈分最高的家长取名，在京做官的祖父得家书报告时，刚好一位张姓翰林来访，他就顺便给新生孙儿取乳名阿张，大名樟寿，字豫山，后因之被小伙伴谑为“雨伞”，鲁迅请求祖父改为豫才。树人、鲁迅则是后来上南京读书和发表《狂人日记》后的改名和笔名。三年后的1885年1月，鲁迅二弟出生，家人报告时，祖父正和一位魁姓官员喝茶，于是也顺势为孙儿取名为“櫆寿”，后其在南京求学时也由叔祖周椒生改为周作人，并以此名行世，后又以启明为号。

这一番取名看上去顺手可为，而这正可以和鲁迅祖父的另一番经历相印证。

鲁迅祖父周福清（字介孚），曾考取进士，当过三年多的翰林院庶吉士，因此在周家老台门门口悬挂过“翰林”的大匾额，匾上还特地刻上“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着实为周家显宗耀祖了一番，在族人和邻里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但在周氏兄弟出生时，周家已趋衰败，门楣不倒而内骨子不硬了。在有关鲁迅祖父的文字叙述中，我最有感触的是“收晒晾”三字。

“收晒晾”是地道的绍兴方言，即乘便得利的意思。鲁迅祖父幼年家贫请不起私塾老师，而他又嗜学成命，就只好“依次前进”偷偷地、狠狠地听课，努力“获取”知识，以蹭课的形式上演了“收晒晾”一幕。

“收晒晾”寓含讥讽，鲁迅祖父当然心知肚明，但是介孚公争气，当年中进士、点翰林的“京报”传到绍兴时，几乎“半城欢腾”。当然，介孚公的性格脾气也是出名的，执拗、好批评人，且一点不留面子，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这等脾气，很有可能是“收晒晾”的负面影响：被人轻视而过度自强，过于进取而看不得消极堕落，过于耿直而横加干涉指责，却换来一个不被人喜欢和敬重的局面。他的好批评就表现为好骂人，上自皇帝太后，下至不成材的子侄辈，没有不被他骂过的。他在骂人中叹出自己郁结在胸的一口口闷气。

周介孚的一生是坎坷的。1875年被外放至江西省抚州府金溪县任知县后，为官清廉有点才干的他又鄙视同僚、得罪上司，只得于1879年回到北京，往访李慈铭、请求同乡帮助，一直候补到1888年，才被清廷任命为内阁中书。1893年，爱子心切的他为了儿子周用吉等几人能在“恩科乡试”中胜出，闹出了轰动一时的科场舞弊案，获罪坐牢七年多，直到1901年1月才被释放，2月回到绍兴老家，此后介孚公的性格更倔强、脾气更坏。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中写道：“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鲁迅于戊戌离家，我也于辛丑秋天往南京，留在家里的几个人在这四年中间真是够受的了。介孚公于甲辰年夏天去世，年68岁。”

鲁迅父亲因病去世得早，在鲁迅兄弟的成长过程中，祖父一定程度上代行了父责，管得严而多。他在杭州监狱时写成的一卷治家格言《恒训》，鲁迅曾经手抄一本。介孚公还有较宽的视野，有自己的一套思想，和当时上层社会里的人不太一般，如当时一般人都重男轻女，他却一贯重女。在教育儿童的方法上，他主张让儿童先学一点历史，以便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总的概念，再读《西游记》一类小说，以勾起孩子阅读的兴趣，还让孩子再读一些古典诗词。周作人就说“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不能忘的”，于是，才有这样的一幕：“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了去的大抵是《西游记》和《金石存》。”

“收晒晾”还有一层意思是不浪费，而这何尝不是越人“节俭奋进”的性格之一。鲁迅是爱祖父的，他的童年少年的求学生涯都得到过祖父的殷切指导，如他在1898年4月27日写信给祖父，“欲往金陵，已说妥”，第四天他去南京报考江南水师学堂，不顾社会上的奚落和排斥，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祖父的硬骨头精神也刻进了他的血液，周建人都说“鲁迅是像他祖父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