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

这是《鲁迅日记·壬子日记》里的文字，一个“焉”字平添许多感慨的味道，仿佛说月亮也是故乡好啊！

确实，鲁迅先生写过《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竟是这样的灰暗。但《故乡》作为小说创作，本不宜视作品第一人称“我”为作者自己。先生的故乡情结，更多的其实透露在他的日记中，如上述引文然。

打开《鲁迅日记》，《壬子日记》还是整一部日记赵钱孙李开簿面，盖民国元年（1912）先生随教育部搬迁，由南京到了北京，五月五日舟抵天津，六日到京，《日记》由兹开始：

“六日　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予二弟信。夜眠未半小时即见蜰虫三四十，乃卧卓（桌）上以避之。”

蜰虫，俗称臭虫，越缦堂主人李慈铭称“北京有三多”，臭虫其一也，先生日记恰好作证，显见会馆居住条件恶劣。周作人说，“自从宣统年间废除府制，将山阴会稽合并称作绍兴县以后，这也就改称为‘绍兴县馆’了。”（《知堂回想录》），但口头上都叫作绍兴同乡会馆，供来京同乡临时有个落脚地方，岂知先生一住八年。白天赴部上班之余，漫漫长夜，如何发付？正是“可堪孤馆闭春寒”般情状。

“五月十三日　午阅报载绍兴于十日兵乱，十一犹未平。不测诚妄，愁绝，欲发电询之，终不果行。”此先生到京后九日事，“不测诚妄”，不明真假也。

“五月十四日　晨以快信寄二弟，询越事诚妄。”（时京绍间平信途中约七日，不知快信走几日？）

一则“绍兴兵乱”消息令先生坐卧不安以至“愁绝”。十九日的日记还称“苦望二弟信不得。”着急焦虑以至于此。二十三日二弟回信，告诉大哥那几天他去上海接信子兄妹由日本来绍。三弟信中则说二嫂十六日娩一子（即周作人长子周丰丸）。原来家里忙乱是为羽太信子生育事也。

然而，鲁迅先生所关心的岂仅仅是家人的安危祸福，更关心故人旧交的进退得失，其中范爱农尤然。抵京的第十天，他收到范爱农的信，范爱农说什么《日记》未载，据《知堂回想录》披露，原信有曰：“别来数日矣，屈指行旌，已可到达。子英成章（校务）已经卸却，弟之监学则为二年级诸生斥逐，亦于本月一号午后出校……推及己之由，现统悉系何几仲一人所主使。”原来，鲁迅先生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时，范爱农任监学。周作人说范爱农常来家找大哥聊天，会一直走到里堂前，意思彼此俱已十分托熟，不曾想到鲁迅一走，这么快就遭到暗算，此后，范爱农又连续来过两封信，告诉鲁迅他在杭州谋食，鲁迅回过他一封信，而不幸的是：

“七月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

先生悲痛之余，作诗三章，其一曰：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先生把悼范爱农三章另纸抄寄二弟，附言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复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霹雳一声，群小之大狼狈。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己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先生说“奇绝妙绝”指“鸡虫”影射“何几仲”，真神来之笔。“民兴”指李霞卿、宋紫佩等脱离《越铎日报》以后办的另一份报纸，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哀悼范爱农的诗都发表在该报。

“九月二十五日　阴历中秋也。下午钱稻孙来。收二十日《民兴日报》一分，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

这是鲁迅先生到北京后的第一个中秋节，铭伯、季市指许寿昌和许寿裳兄弟，时许寿昌供职于财政部，许寿裳与先生同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事，他们从此结交，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中秋之夜幸有两位老乡相聚过节，也算聊慰乡愁。唯“十时返室”，凄清追到脚后跟，也如大诗人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作“静夜思”时候。而先生所思太多，实在并非区区月饼而已。

先生的故乡情结，有更令人动容的，即次年二月十五日：

“大风。上午得二弟并三弟信，九日发。前乞戴芦舲画山水一幅，今日持来，又包蝶仙作山水一枚，乃转乞所得者，晴窗披览，方佛见故乡矣。”

所称戴芦舲，名克让，余杭人，亦先生教育部同事，画家。包蝶仙，名公超，浙江吴兴人，擅作仕女、山水、花卉画，有声于时，先生通过戴转请而得到他的山水画。“晴窗披览，方佛见故乡矣。”原来先生从心灵深处眷恋着故乡哟！

（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