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推崇《秋雨散文》，是因为作为谢晋导演的生前好友，在谢导去世以后其夫人徐大雯女士将由余秋雨先生亲笔签名的这本书转赠于我，也是因为这本书给我思想的激荡、情感的慰藉以及行为的砥砺。

《秋雨散文》，看似由一篇篇独立的游记散文组成，实则有着极强的内在逻辑勾连。余秋雨先生用丰富的文化感悟力和文学功底写下的这些文字，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其独辟文化路径、诠释文化语境、寄托文化愿景的写作方法，让我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豁然开朗——原来，文化内涵还可以作这般深层次的开掘与解读。

这是一本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的书籍。从风景秀丽的江南到大漠孤烟的大西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之村到充满民族风情的西南边陲，余秋雨先生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里苦苦求索。不论写《莫高窟》还是写《阳关雪》，他就是为了见证大漠凄荒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写《风雨天一阁》，他无疑是在表现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以及天一阁主人对于文化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的责任担当；写《废墟》，他抛却了就事论事的简单写法，专注于就事论理，重在哲学的思辨，重在义理的升华。正如他在文中所说：“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从中，我们是否可以听到作者内心澎湃着的“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急切呼唤呢？

文化语境，说到底是审美语境的一种类型，它是借以实现文本沟通的社会符号性情趣的一种文化手段，表现在《秋雨散文》中的文化语境，当是一种高语境文化，其意涵丰富而语词简约的特点非常明显。随便翻开哪一篇文章，这样的文化语境俯拾即是且迎面而来。是啊，那些透过词句背后穿透历史迷雾的画面，终因平凡而丰沛，因质朴而隽永。《青云谱随想》中，“面临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没，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风雨，用画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神小天地了”的朱耷，看他那“更绝望”与“更凄楚”的眼神，埋下的正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朱耷宿命的伏笔。《三峡》中，不论是李白的诗句还是余光中的赞语，抑或舒婷的诗行，在给予三峡过往人文历史以嘉许的同时，深蕴着的恰是这样的简单道理——“从三峡出发的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漩涡，发起一些冲撞。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他们都不以家乡为终点，就像三峡的水拼着全力流注四方。”《道士塔》中，王道士面对外国学者拉着满载敦煌文物的大车，“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而留下的这个细节，岂止是对一个道士愚昧至极的愤懑？这样的文化语境，在《秋雨散文》中，实在是太多了。难怪有人说：画面在一道山水、一个院落、一个人物上定格，停顿一下，又跳到另一个场景上，再停顿，一停一放，那么浩大深奥的中国历史文化，一下就有了来由而不空泛，有了沿革而不杂乱，塑了形象而不呆板，甚至是屈辱的部分，也让忍辱负重有了宣泄的出口。信然！

我喜爱读《秋雨散文》，我荐《秋雨散文》，或许也还是缘于与书籍内容同频共振、牵手互动引发的感动。不是吗？除了作者在《乡关何处》中写及的王阳明、在《青云谱》中写到的徐渭，让我们有了一番特别亲近的感动而外，读其他一些散文我们似乎也总能找到与绍兴文化重重叠叠的影子。比如读《都江堰》，你会联想到大禹治水的故事，进而对绍兴的文化融入一份特别的领悟；读《风雨天一阁》，你就会忆及绍兴的天香楼之明清书法艺术集大成者的藏帖，对其堪与天一阁比肩的文化价值留下深刻的烙印；读《道士塔》，你就不能不念及绍兴的罗振玉，虽说他留有人生的遗憾，但至少在抢救敦煌文化上，对其义动当世、光耀千古而推动“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的行为，我们似应选择必要的礼敬……有时我甚至傻傻地想，《秋雨散文》似乎就是为我们绍兴而写的，其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作为绍兴人、绍兴的干部若不去认真阅读抑或只是随便翻翻，那真是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