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出版的许多蔡元培研究著述，多有“蔡元培入徐树兰创办的古越藏书楼校勘古籍”一说。

实际上，喜欢校书刻书，喜欢以文会友的是徐树兰之弟徐友兰，延聘蔡元培进府的也是徐友兰。在徐友兰“铸学斋”里的4年校勘生涯，给蔡元培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

延聘蔡元培进府的是徐友兰

唐振常在《蔡元培传》中说：“光绪十一年（1885）元培二十岁，受聘于同乡徐树兰家校书。元培自称‘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富，又喜校书印书，喜以文会友，故亦延聘及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李华兴《人世楷模蔡元培》说：“二十岁时，他应聘来到同乡望族徐树兰家中。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又喜校书刻印，以文会友。蔡元培来到藏书楼后，如鱼得水，一面为其校订所刻图书，一面博览群书，几乎翻遍了十万余卷藏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岂但如此，本地著述也一样人云亦云，如《绍兴县志》第四十一编蔡元培传：“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越中揽胜》介绍古越藏书楼说：“其时蔡元培曾应聘在古越藏书楼校勘《绍兴先正遗书》等书，历时四载。”

上述种种几乎众口一词。然而事实果然如此吗？“藏书甚富”的徐家是徐树兰吗？“喜欢校书印书”的是徐树兰吗？蔡元培曾经在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勘古籍或当管理员吗？

不！都错了！

为了辨明事实，有必要先看看蔡元培自己怎样说，“是年我以田春农先生的介绍，往徐氏为徐君以愻（名维则）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学斋丛书》等。”

按谱索“徐”，这就首先要查一查徐维则是谁。据栖凫东海堂《徐氏宗谱》，他不是徐树兰，是徐树兰的侄子，亦即徐树兰弟徐友兰之子。喜欢校书刻书，喜欢以文会友的是徐友兰，延聘蔡元培进府的也是徐友兰。而介绍人田春农，是徐维则妻田氏的兄长。田春农欣赏蔡元培，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妹夫，于情于理自然而然。

徐友兰与兄徐树兰

据栖凫东海堂《徐氏宗谱》，徐树兰、徐友兰均二十四世“云房”所出，前者长，后者幼，是为同胞兄弟。然徐友兰四岁时出继“怀房”为后，俗所谓“过房”，这样徐友兰便有了两个父亲，嗣父徐立瑜，本父徐庆湛。

关于两家情形，徐维则这样说：“忆自咸丰之季，我诸伯叔祖经营商业，始得积有余资，于是先曾王母平均判（剖）析以授。先王母时吾家大要悉由先本生王父综理之，故凡营业经商或出资购宅，与夫家内外之计划，事无巨细，莫不命府君共之，盖先本生王父握其主要，固未尝有所轸域也。自先本生王父卒后，府君复不忍以哀伤之际与先伯父勾稽而区分之，遂至积数十年来终未有清理，而兄弟怡然出于至诚，又未尝不以同胞相视也。”

据上述，徐氏以经商致富，早年平均分给各房，因徐友兰嗣父徐立瑜去世早，之后一直由生父徐庆湛一手托两家，掌管云房、怀房两房经济，而由徐友兰作为怀房利益人帮同管理。及徐庆湛去世，《年谱》称“府君久寓沪，命维则摄家政”，即反过来由他托管两家了。两家同居三十余年，“门庭肃雍，长幼秩序，水澄之徐，最所称道”，正是兄弟怡怡的写照。两家直到徐树兰故世后分开，徐维则携子女迁徙老虎桥，地在城区八字桥西。

《年谱》说：“府君少先伯父五岁，幼时见先伯父执秃笔挥洒门壁间，辄喜跃傍观不肯去，虽至晚岁尤为致力。”大兄小弟天真烂漫，活现纸上。

徐友兰时年十六岁，由栖凫村进城，于大坊口与兄共读。不久，为了躲避太平天国战火，两家颠沛流离于宁波、上海、上虞等地长近六年。

同治六年（1867），两家合资买水澄巷宅，次年起即居住在同一个台门内。恨自己读书少，故兄弟最得意事——即于古贡院办起了徐氏义塾（名诵芬堂），让族中贫寒子弟免费入学（此可视为后来中西学堂的前身）。再就是，“复于其右别构精舍，面山凿池，莳花养竹，种山之阴，最占幽胜，先伯父与府君共读焉。时世伯金忠甫京卿保泰、潘伯循驾部遹、年伯程雨亭廉访仪洛、姻伯汤癸生舍人懋功，先后皆来此读书，联床共砚，日夕观摩，交游之乐，文字之益，殆不可多得。溯府君读书于此者凡五六年。”但这还是私人性质的会所，是兄弟共有。而徐树兰后来创建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古越藏书楼”发端于此。来这里读书的人，当然都是友朋，他们中如潘遹、程仪洛，皆光绪三年（１８７７）进士，潘官至兵部主事，程官至两淮盐运使。

徐树兰、徐友兰兄弟俩热衷公益，除救灾外，诸凡慈善事业，莫不应声而动，而兄弟相随，亦步亦趋，不稍背离。为了萧山海塘的培修工程，徐友兰冒秋阳酷暑，周行塘上，迭发臀疮，遂成痔疾，“他如修学宫、修兰亭及疏浚城乡河道等事，凡与诸荐绅会同经营者尤不胜缕述”。

蔡元培在“铸学斋”校勘古籍

关于徐友兰，薛炳有一篇《徐友兰传》（见《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这样讲述徐友兰生平：“至于为学，无书不窥，旁及书画，性好收藏，凡旧抄精刻、石墨古金、法帖名画，有所见辄购庋八杉斋中，如是者数十年。既驻沪，复命长子维则广为搜罗，别辟精舍以藏之，名曰铸学斋述史楼，择精要鲜见之本刻诸梨枣凡数十种。其未可单行者辑为丛书。又复访求乡先哲著述，校而刊之，名曰《绍兴先正遗书》，凡四集。书皆提要钩玄，作为后跋，先生殆绌于商而取赢于学者哉。”

上面传记说徐友兰搜书藏书的历史，早在光绪初年就开始了。书斋初名八杉斋，后改铸学斋。

今人有“铸学斋是古越藏书楼前身”一说，则未免想当然。铸学斋不是“古越藏书楼”，也不曾被“扩建”成为“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此时，35岁的蔡元培正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

但是，铸学斋的辉煌不在“古越藏书楼”之下，徐友兰为绍兴教育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绝不稍逊于乃兄徐树兰。

绍兴素称文物之邦，历代乡先著述浩瀚如海，惜水、火、兵、虫毁灭不知几何，徐友兰从搜罗开始，进而校勘重刻，把该项工作当作了抢救绍兴历史文化遗产的又一项慈善事业，他亲撰《征刻绍兴先正遗书启》，尽道此举初衷，说：“昔李穆堂侍郎云：拾人遗文残稿而代存之者，功德与哺弃儿、埋枯骨同。于戏！钩沉幼海，捃逸名山，诸君子与有责焉，敢陈管见，藉质同人，所冀仁风共襄盛事。”希望志士仁人如他一样来做“哺弃儿埋枯骨”的工作。

确实，徐友兰几十年如一日，搜书藏书无少倦，其子徐维则辑有《先考培之府君年谱》说道详情。他说，徐友兰计划以《述史楼丛书》《铸学斋丛刻》《书衣玑屑》等名目分别刻书，并以乡先著述辑为《先正遗书》，初步定为四集，今沪、杭、绍三地图书馆藏书可资证明。

而蔡元培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学斋丛书》等，实系蔡元培、徐维则共同完成。按古人所谓，校勘亦称校雠，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蔡元培校，实际操作并非一人一书，应各署上二人名字。蔡元培在京期间，徐维则还送新装订的《绍兴先正遗书》给他。

四年校勘生涯的美好回忆

铸学斋，可证蔡元培涉足我国出版业的最初经历。这4年校勘生涯，也留给蔡元培太多美好记忆。

当年，铸学斋中少长咸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集合到了一起，谈笑风生，意气洋洋，空气何等活跃。其中马湄莼、薛朗轩是蔡元培探花桥私塾同窗，总角之交，该年薛朗轩（即薛炳，诨名薛大）十六岁，蔡元培小两岁，蔡自认与薛“最要好”，说：“我于书肆中见有好的书无力购买，一告君，君就往购，与我共读，我很受君的益。”又说，薛君治《毛诗传》，治《礼义疏》，用力是很勤的。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他教国文、经学、词学。蔡元培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史馆长，还聘他任国史馆编纂。马湄莼，名用锡，是蔡元培的表弟，蔡元培说他“读书极敏捷，真有一目十行的样子，与我共治小学及经学”。后来也在中西学堂任教。何朗轩，单名琪，徐家亲戚，徐氏义塾最初的塾师。蔡元培到中西学堂前总理是他。蔡元培到校，还与他一起学日文。

诸人中，与蔡元培最投合，最莫逆，亲密如兄弟的是徐维则。光绪十五年（1889）两人一起赴杭应乡试，同科中举人。次年，两人又赴京应会试。

《蔡元培自述》曾有一段文字记该年行程：“是年春，往北京应会试，偕徐君以愻行。先至杭州，因雨滞留数日，向某公司借小汽船拖‘无锡快’至上海，因那时候还没有小轮船公司的缘故。到上海后，寓北京路某茶栈，徐氏有股份的。有人请吃番菜，看戏，听唱书，游徐园、张园。那时候张园称作味莼园，左近房屋不多。愚园正在布置。由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换乘内河轮船到通州，换乘骡车到北京。”看戏听曲吃西餐，如此排场，贫寒子弟哪做得到，蔡元培是沾了徐氏的光。

该年会试结果，蔡元培中试，徐维则落榜，从此南北暌隔，但仍书信往来不断。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戊戌变法那年，蔡元培愤懑离京，过上海时顺道拜访老东家徐友兰。《蔡元培日记》载：“到南泥城桥泰源里访徐蓓之年丈。”蓓之即徐友兰的字，（《年谱》写作培之）时寓上海从商。回绍兴后，“看朗轩同至徐氏晤仲丈及以愻”。“仲丈”指徐树兰，这日是礼节性的拜访，座中徐以愻只是陪客。过二日，蔡元培再次登门，“晚饭于以愻铸学斋，坐有朗轩、湄莼。”几位年轻人都是“铸学斋”旧友，6年之后再聚，这才是真正的叙旧。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