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疫病之间的斗争，古今皆有。《绍兴市志》有“疫病防治”一章，开篇第一句就是：境内疫情流行情况，早在东汉时已有记载。

在历史上，越地的古人是怎样战胜疫病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文献中可以找到。

他们在各自身处的时代积极应对疫病的种种智慧，至今仍闪耀着光芒。

（俞根初所著《通俗伤寒论》，对伤寒的诊治进行了深入阐述）

名医抗疫有良方

一剂“清肺排毒汤”，是中医药向新冠肺炎的一次亮剑。

“这个方子，是汉代医圣张仲景的多个治疗由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的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的，其中包含了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浙江省名中医、绍兴市中医药学会会长沈钦荣，对此十分关注。

古谚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说，表明历代医家与士大夫阶层同样抱有救世济民的美德。事实上，每一次与疫病的斗争，医家总是站在战斗的最前线，古今概莫能外。

越医千年，源远流长。沈钦荣告诉记者，绍兴不但盛产文人墨客、高官师爷，也盛产名医良方。这些名医留下的良方，对于今日应对新冠肺炎，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代杰出医学家、绍兴人张景岳，曾明确提出了伤寒温病“一人不愈，而亲属之切近者，日就其气，气从鼻入，必将传染”的观点。他主张速治病人，并对未病者试用“或噙福建香茶，或涂雄黄末于鼻孔中”等方法加以预防。对于治疗措施，他大胆提出补充天一之精——水，即补液以治高热之说，还收集民间的刮痧、放血等疗法，丰富诊疗技术。

独树一帜的“绍派伤寒”，也是治疗外感时病的重要学派。

“随着新冠肺炎患者治愈人数的不断增多，其病后如何调理也成为人们关心的重点。”沈钦荣告诉记者，清代名医俞根初，是“绍派伤寒”的代表人物。他写的《通俗伤寒论》，被医学界公认为四时感证之诊疗全书。俞根初的这部专著中，就专设“瘥后调理”一节，其内容有药物调理法、食物调理法、气候调理法、起居调理法及情志调理法。这些方法，可以运用到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后的调理当中。

（俞根初）

“人为什么会得病？在中医理论中，认为是外邪入侵。如今的新冠病毒，就是一种外邪。那么，为什么同样被感染，有的人病情重，有的人病情轻呢？这又和人的正气强弱密切相关。”沈钦荣说，中医的治疗方式就是扶正祛邪，而俞根初的扶正祛邪思想及诊疗经验别具一格，值得借鉴。“俞氏治时病祛邪的思路是为邪留出路，具体方法是发表、攻里。同时，俞氏用药，以轻灵见长，每出新意，何廉臣称其‘方方切用，法法通灵’，于今防治新冠肺炎不无裨益。”

在沈钦荣看来，新冠肺炎患者的年龄、体质、基础疾病、所处地域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因人施药，方能中的，不在于药贵药廉、药重药轻。这也是越医俞根初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胡宝书）

而另一位越地名医胡宝书的治湿手段，也能古为今用。“新冠肺炎，中医认为属疠气致病，就目前临床所见，在不同阶段、不同人群有挟寒、挟热之不同，但挟湿则是相同的，如何祛湿是临床重点。胡宝书认为，绍地气候温热，地处卑湿，所致外感多挟湿邪为患。这种化‘湿’为先的治疗方式，比较适合绍兴患者。”沈钦荣说。

绍兴市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朱观祥也曾写过一篇《论倪涵初先生对疟痢的诊治特色》的文章。“在当时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下，在夏秋之间，疟、痢的发病率是相当高的，这时倪氏所著的‘疟痢三方’作为一种简便有效的治疗方案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在文中如此写道。

如今，在柯桥区湖塘街道亭西村，有一座天医庙，纪念的就是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天医”的倪涵初。据说，这座天医庙原在柯桥的太平桥旁，当年倪涵初曾在此桥头熬药，辟退瘟疫，救治百姓保太平。后来，这座天医庙搬到了倪涵初的老家亭西村。

名宦救灾美名扬

“古代，由于公共卫生条件的不足，灾和疫常常是前后相随的。”在《元丰类稿》卷十九中，绍兴文史研究者方俞明找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写的一个名篇——《越州赵公救灾记》。

这篇不足900字的短文，字字实在，句句不虚，讲的就是一次救灾抗疫的经过。那是熙宁八年（1075年）的夏天，绍兴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这年9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赵抃出任越州长官。在百姓遭受饥荒之前，他就下书向属县调查受灾面积、受灾人口、府库钱粮可调拨数、可向富人募集的钱粮数、水利工程可雇佣的民工数以及寺庙的存粮数等，做到“胸中有数”。

饥荒开始时，赵抃已经设立了57处赈济所，发给饥民粮食，使之不流亡他乡；为了防止饥民拥挤造成伤亡，他事先规定男人女人在不同的日子领米，并且每人一次领两天的口粮；并事先警告富人不得囤积居奇，同时又从官仓调集粮食，平价供应……

第二年春天，瘟疫发生。赵抃又设立病院，安置无家可归的病人。他招募了两位僧人，把照料病人的医药和饮食委托给他们，让那些病人不失去依靠。

此段史实，《宋史·赵抃传》也有提及：“乞归，知越州。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抃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

“文中所记的救灾事，称得上中国历史上地方官救灾抗疫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方俞明说，综览历代文献，把一次地方官的救灾经过描写得如此生动具体，落实救灾抗疫措施能获得如此显著效果的篇章，此为仅见。而且，赵抃不仅是当时的绍兴最高领导，也是祖上由越州迁入衢州的绍兴人后代，值得绍兴人骄傲。

事实上，在如今的疫情之下，曾巩的这一名篇已然成为“网红”。著名作家马伯庸近日也重温此篇。“仔细揣摩，越觉精妙。这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中最实在的文章之一，甚至是中国古代最实在的文章之一。”马伯庸说，曾巩这篇文章，干净利落，全是实打实的干货。几乎没去渲染旱灾瘟疫的惨痛，也没有长篇累牍地抒情，但从这一句句枯燥的描述中，我们能感受得到一个优秀地方官在灾情中的表现：规划得当，执行得力，策略有方，领导有担当，且充满人性关怀。

此外，明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在任江西庐陵知县时也曾有过一段治灾疫的经历。《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八中有一篇《告谕庐陵父老子弟》，讲的就是他以大儒之智慧，应对灾疫的几条措施：第一，提倡家庭自我管理。兴行孝悌，亲念骨肉，侍药送粥，守望相助。搞好家庭卫生，抑制病菌滋生，减少病疫感染。第二，组织官方积极抗疫。官派医生下乡下村，调遣有名望的里甲乡绅在基层调查指导。给贫困而罹患疫病者，送官给之药相疗。第三，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告谕全县有才能的人出力协助县令开展赈灾抗疫工作，劝谕富人捐资捐物，合力抗灾。

名贤合力战疫病

除了越地名医和地方官员，绍兴的一些名贤乡绅，也有着很强的社会公共意识。他们用民间力量，推动与官方的密切合作，奋力赈灾抗疫的历史案例，也留存于文献之中。

在《祁彪佳日记》中，方俞明找到了一个典型实例。文章记载：崇祯九年（1636年），嵊县首遭灾荒，此后灾荒在绍兴府各县逐渐蔓延开来，并伴随痢疫盛行，数年不绝。赋闲在家的晚明乡贤祁彪佳，从一开始就以士人的担当，自觉投身到拯救灾民的赈灾抗疫行动中。

这一段情节，在张岱《张子诗秕》收录的《丙子岁大疫祁世培施药救济记之》一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诗云：“昨岁残冬天不闭，辟历一声走群厉。夏来疫气填村市，亦效市人欺贫子。灯昏室暗飞蠛蠓，阖家僵卧呼天公。日无薪水夜无箦，梦想不到求药石……”疠疫之凶、灾民之艰，赋役之苛、国势之危，人心之暖、乡情之亲，药石之功、救济之效，皆可以从这首诗中读到。

祁彪佳，明末有名的政治家、戏曲理论家、藏书家。他居家期间，恰逢绍兴连遭灾荒和瘟疫。“那几年，祁彪佳会同当时的绍兴名贤刘宗周、倪元璐、余煌等，带领乡绅王金如、管霞标、王尔吉、王毓蓍、张应鳌等，有序组织有效开展民间募助、赈灾、抗疫等救援活动，设立‘药局’‘病坊’来救助病人。”方俞明告诉记者。

药局就设在当时的光相禅院。祁彪佳与城中十位有名望的医生签署了协议，每天有两位医生当值，每名医生被要求每次连续工作六天。给药者分为痢、疫、疟、泻四种。据说，一个月下来，得到救助的有3000多人。由于病人数量多，祁彪佳和众人又设法筹资续办，直到疫情结束。

关于这些，在《祁彪佳日记》（崇祯十四年一月二十九）中，也有一段记载：“予无才无识，敢言救荒之事？惟是采集众论，致之公祖父母……”从中可见，乡贤们在积极行动的同时，还积极与绍兴地方官沟通。民间力量与官方密切合作，成为奋力赈灾抗疫的典型案例。

后来，因为得到了地方官员在财政和精神上的支持，祁彪佳的药局组织也变得更加严密。不仅有一名总理、一名司计、一名司记和一名司药，还开设了两间单独的招待室，将男女病人分开，十二名医生取代了十名医生的轮流值班。祁彪佳还带着医生，去探视生病的乡民，足迹遍及绍兴城四周的穷乡深谷。

在赈灾抗疫之余，祁彪佳还遍览群书及奏议、邸报等，写了一部《救荒全书》，被认为是全面反映我国明代荒政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这部通论式的荒政著作，凝聚了祁彪佳大量的荒政思想和主张，如“仓储备荒”“兴修水利”“御灾召祥”“崇尚节俭”“赈灾勿缓”等，这些思想是祁彪佳切身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传统荒政思想的升华。

他提出，救荒时选人“必推举得其当，而后良法不为弊端也”。而选人应有三个标准，“任事者以才以识，而尤在于心”，把“心”摆在核心地位。他很重视农业的发展，认为“播时百谷，蒸民乃粒，为千古救荒之祖”。只要“农政修举，则虽天灾流行，亦可人事挽其半”。在临灾赈济、灾后补救方面，他也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为了防止报灾和勘灾中的腐败或不作为，祁彪佳提出了“巡行”制度。在赈灾中，祁彪佳还提出了节俭的主张，认为“崇检是救荒之本源”。

“明末这些士子的救荒行为，真是可歌可泣。若不是他们挺身而出，灾荒对绍兴的影响会很大。”越文化爱好者章利刚告诉记者，除了《祁彪佳日记》，他在《倪元璐年谱》等文献资料中也看到过一些碎片式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