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中，竟没有给《儒林外史》留下一席之地。这难道是文坛权威们的一时疏忽而造成的失误吗？

对此，章太炎的弟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钱玄同当然有发言权：“中国近五百年来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部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作了高度评价。1914年他与朋友闲谈时，连声称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不能写整的，我就捡一点来写。”在这番谈话4年后，鲁迅的名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就问世了。

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被誉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不仅成为中国小说艺术重大发展的标志，而且已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它足以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与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俄国果戈里等人的作品相伯仲。

《儒林外史》的故事发生在明朝，当然不过是作家的假托。他“秉持公心，指擿时弊”，那些“时弊”其实正是他所处清代的两座城市中的两种畸形状态：一座是在秦淮残梦中江南儒生会试寻官的南京，另一座是在“康乾盛世”残照下富商大贾尽兴奢侈淫靡的扬州。

《儒林外史》从第一回开始，以“一代文人有厄”的惊呼声为红线，就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封建制度。在《儒林外史》中长长的人物画廊中，居于中心的当然是形形色色的儒林士子形象：那花甲之年尚未进学、见贡院号板便一头撞去并满地打滚的周进，那年过半百、侥幸中举后因惊喜而发疯的范进，那出身于“庄户人家”、考取秀才后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匡超人，那以科举功名获取更大权势并借以鱼肉乡民的豪绅地主严贡生，那因灯盏里点两茎灯草多费了油而在临死前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的严监生，那心地善良但庸俗迂腐、始终以举官求业为信条的马二先生，那虔诚于封建礼教、竟劝女儿为死去的丈夫“殉节”的王玉辉，那以“雪虾蟆”作药、以“冬虫夏草”作菜从而显富摆阔的盐商万雪斋，那自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的“总商”宋为富……。

在这群精神空虚、堕落乃至失常的知识分子周围，还聚集了一大批的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等，其中有官僚、地主、盐商、衙役、贤士、书办、卜医、星相、恶棍、骗子、和尚、道士等。作者将人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众多人物剪影一一张贴于册，再加以艺术点染，就使得传世杰作《儒林外史》到处充满极具独特个性的细节，烘托出血肉丰满的真实形象，进而揭露了谄谀逢迎、贪赃枉法的腐败吏治，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社会风习，指出封建社会极端腐朽和行将崩溃的趋势。

与这些肮脏卑劣的群丑适成对照的文人中，有两个为吴敬梓特别赞赏的“纯儒”，一个是元末明初的绍兴隐士王冕，另一个就是“作者自况”的杜少卿。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余年前的杜少卿--吴敬梓，所表现出来的对奴性的叛逆和对精神解放的渴望争取，奏响了现代文化的序曲。

吴敬梓那支辛辣诙谐的笔画出的芸芸众生，实在太出神入化而且使人感到面熟了，仿佛就住在隔壁对面，天天能够照面一样。作为重要的原型集居地之一，不论在南京城还是在扬州城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儒生仕人、官宦商家、市井百姓之中，何处不能遇到呢？正如大文豪鲁迅的作品中有很多绍兴当地人的影子一样。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能与时不时地与他们狭路相逢。

当年的穷儒陋墓，早年就在风吹雨打中化为尘土了，然而一部长篇巨制却让后人久久缅怀着这位文学大师。

谢善骁，绍兴人，毕业于浙江大学。从事航空科研工作20余年，曾留学美国，后加入出版界。退休后致力于文学创作，迄今已出版科技、文学著作5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