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在北戴河海滩合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当时信息传递极不发达，加之清政府刻意封锁与歪曲，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何以得知这历史性的事件？是设于上海的《民立报》，利用其特殊的条件，首先向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报道了武昌起义的真实消息，并加以振奋人心的评论。

而报道的作者绍兴人邵力子，也是这份报纸的创办人之一。

时代巨变中，升起新闻的“巨星”

邵力子原名邵景泰，“力子”取自《后汉书》中的“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意为“勤勉之人”。这是他在《民立报》上撰稿时所用的笔名。动荡时代，作为独立报人的邵力子不仅要扛住政治高压，还要直面经济上的困窘，甚至有时要典当衣物去支付报纸的印费。

然而，他一直是新闻战线上的排头兵。邵力子的动力何来？事实上，出生于1882年，成长于变革的时代，他自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各类报刊，从中汲取营养。邵力子在《亲笔自传残稿》中写道：“17岁受戊戌维新影响，始至上海入学校，初入严开第所办求志学堂。”

来到上海求学的邵力子先后就读于求志学堂、苏州中西大学堂、南洋公学和震旦公学等。求志学堂规模很小，教员中有一些热心宣传维新的人，所以学堂里可以看到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留日学生编载各国政治法律著作的《译书汇编》，邵力子在这里还曾经借阅过清代著名学者俞正變《癸已存稿》等书籍。《癸已存稿》批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主张男女平等。这些新思想给予了邵力子最初的启蒙。

作为书香人家子弟的邵力子，本应走科举之路。其父邵莲坡为他捐了“监生”，多次劝说邵力子参加科举。邵力子也以一篇《振兴实业论》被取为举人第67名。然而在上海受新文化思想影响的他，毅然放弃机会再次去了上海，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就学。

1905年，邵力子到震旦公学学习，师从马相伯。在新文化思想熏陶下，他逐渐意识到唯有革命才能拯救颓败的中国。邵力子与于右任都曾先后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两人的友谊迅速升温。当时有些报纸常刊登一些鼓吹清廷统治的文章，而对与其辩论的文章不予刊发，这使他们产生了创办报纸的愿望。

于右任、邵力子与叶仲裕、叶藻霆、金怀秋等同学商议，最后决定创办一份宣传革命主张的报纸。与此同时，他们看到当时许多思想先进的报刊都是留学生在国外创办的，又以日本居多，于是，为了考察报务、购置器材、物色办报人才，以及和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于右任和邵力子决定到日本“走一遭”。

“走一遭”的成果，便是1907年在上海法租界诞生了一张《神州日报》。该报始终以“徐察之、婉述之”风格进行传播。邵力子当时提出报纸应是“正确的言论机关”“言论独立”，在确保客观性、真实性的基础上，委婉地发挥其清议功能，一定程度上，也是清末高压政治环境下的自保策略。

邵力子是以革命派的姿态，参与创办了《神州日报》，当时他已是孙中山革命理论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因此这份报纸也与孙中山迫切需要的革命宣传息息相关。报纸发行后，在国内外产生良好的反响。邵力子勤勉的新闻生涯也自此开始，在随后20年间，时代浪潮翻滚向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专任或兼任报社职务。在诡谲无常的局势下，邵力子以启蒙者、战斗者的姿态，让文字利刃铮然出鞘，成为一颗足以撼动社会的新闻“巨星”。

不断“呐喊”中，升华办报的思想

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王朝摇摇欲坠，革命曙光破晓而来。紧随日渐高涨的革命声势，邵力子协助于右任先后参与筹办了被称为“竖三民”报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在首份开办的《民呼日报》中，提出了“为民请 命，大声疾呼”的办报宗旨，直接报道官吏鱼肉百姓的事实，直接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本质。还发出了“凡向之所不敢言、不能言、不忍言者，皆将于是乎昌昌大言之”的豪迈宣言。

《民呼日报》1909年5月17日刊载的《为民请 命之电报一》中说，“镇江赴旅沪同乡致北京电云：朝旨敦令督抚匀定州县公费，自无赔累可言。今变名征银，民间实受加赋之困，后患堪虞。”文章短短85个字，将地方官吏贪污 腐败的事实与百姓的疾苦展现出来。再如《甘陇饥馑之惨状》《江北水灾病民记》《湖北饥民迫不及待》等揭示社会民生困苦生活等的文章，在“竖三民”报中比比皆是。

《民立报》办报期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果实。报纸亦根据不同历史环境，对自身的定位有所调整。在晚清政府利用“立宪”骗局安抚民众时，大力揭露清政府的真实面目，抨击清王朝的腐败无能。随后中华民国成立，即为新生政权出谋划策。再后来讨伐袁世凯、声援二次革命。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民立报》一改“迂回宣传”的策略，曾表示不惜一切讨伐袁世凯。邵力子在宋教仁死后先后发表了《宋教仁之被狙击》《宋先生不死》《何以为宋先生在天之灵》等文章悼念宋教仁。

在二次革命期间，邵力子走上报界前台，担当起《民立报》主笔，当时讨袁檄文、短小评论多出自其笔下。在袁世凯想要迁居南海时，他说道，“不能安民而反扰民，总统之戒备如是，宜北京居民人人自卫矣。”在袁世凯觊觎复辟时，他大胆评论“皇冠未戴，年号已颁”。

因为三份报纸针砭时弊直抒胸臆，邵力子的办报历程十分坎坷，三份报纸从创办到查封分别经过了92天、48天和3年。但是，这三份短暂的报纸像划破长空的闪电，短暂有力，振聋发聩。邵力子先后参与了四份报纸的创办，从报社经理到编辑，经过时代浪潮的涤荡，邵力子的革命理念和办报理念也有了进一步升华。

他意识到办报应为民争主权，任《民立报》主笔时论述《主权在民》，写道：“共和国之主权，当然属于国民全体。”并且强烈呼吁，“故所谓主权在民者，非仅空洞洞之一名词，必吾国民制代表是由其行驶主权之能力，而后可无愧焉。”而新闻自由是人民行使主权的最为有效的途径，所以邵力子对袁世凯“私制所谓《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进行抨击，他认为，“关系于国利民福，至重且巨，民意的发扬，无不以此为前提，近代文明诸国皆以保障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为先务。”

邵力子尤其重视通过唤醒国民主权意识来保障革命果实。他曾在《呜呼！国民之血汗》一文中大声疾呼，“呜呼国民，仅正式国会开幕，使而至放弃如故，任此万恶之政府耗我血汗之金钱，而无以监督限制之，无语尔亦详见于枯鱼之肆而己。痛哉!痛哉！”

历史性时刻，擘画前行的方向

1916年，邵力子与陈其美、叶楚伧等人创办了《生活日报》，即后来一度蜚声报界的《民国日报》的前身。邵力子主持该报笔政长达10年，其中主持《觉悟》副刊长达6年。这期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党悟》副刊上，在介绍革命理论、推进新文化运动方面开了风气之先，直至1925年因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离开报刊界。《觉悟》副刊成为进步知识青年的精神家园和同封建落后旧礼教斗争的阵地。在邵力子的主持下，《觉悟》副刊风行一时，与北京《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一起，被誉为全国报纸的四大副刊。

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邵力子曾拥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双重党籍。他主持下的《觉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平台。《觉悟》多次刊载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章。邵力子写有社会主义专论《提倡社会主义绝不是好奇》《布尔什维克的真相》《共产和公道》《主义与时代》等，驳斥张东荪“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观点。《觉悟》还积极译载介绍苏俄经济、法律、文化情况的文章，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都发出“特号”或纪念文章。

当时中国正处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国内政局混乱、割据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对外则丧权辱国。邵力子以启蒙者、瞭望者的视角和独立批判者的姿态，参与到改造社会的运动中。尤其鲜明的是，他对北洋军阀政府各派系的暴虐统治和卖国行径进行了无情批判。

1917年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重新出任国务总理。邵力子早认清段祺瑞真面目，呼吁国人别对段祺瑞存在幻想。果然段氏登台后，对外力主对德宣战，大量向日本出卖主权，借款编练参战军；对内奉行武力政策，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势力。“多行不义必自毙”，“恶政府终有倾覆之一日。”邵力子在其文章《勿为亡国罪人》《反对卖国借款》《反对亡国条件》中，对段氏投靠日本、出卖国权的行为，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和严厉告诫。

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失败后，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他执笔写了《国民其速起》《救国是自己的事》《吾人当抱定宗旨》等一系列文章，不断地为革命鼓与呼。这些言论在形势低迷、时局黑暗的日子里，犹如旷谷绝音。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当时中国属战胜国一方，许多国人对于帝国主抱有幻想。和会签字前夕，邵力子撰文《麻木不仁之国民》《国民其速猛省》，对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幻想和麻木不仁进行了鞭笞。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怒，邵力子接连发表《促国民速讨国贼》《再促国民速讨国贼》《凡卖国贼皆当声讨》。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邵力子遂为之鼓舞造势，再发表《一致讨喊》《讨贼为第一义》《和会当首讨卖国贼》等战斗檄文，号召商人起来罢市，响应学生爱国运动，枪林弹雨般的檄文，令卖国贼们毫无招架之力。

迫于舆论压力，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在和约签字仪式上签字。

邵力子（1882~1967），字仲辉，号凤寿。绍兴市陶堰镇邵家溇人。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报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1905年到上海求学，肄业于震旦公学、复旦公学、南洋公学等校，后赴日留学，专攻新闻。1907年《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他参与筹备，积极撰稿。1910年上海《民立报》创刊后，担任编辑兼管经理、出版发行等事宜。

1916年，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进行反袁宣传，邵力子担任该报主笔、记者长达10年之久，该报著名的副刊《觉悟》，即由他负责主编，以支持新文化运动、介绍新思潮，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被推为五四时期的四大报纸副刊之一。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