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近几十年的副刊编辑，他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好手。”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这样评价孙伏园。

史学界评价孙伏园一生主要事业有两项：副刊编辑和平民教育。他前后主编6张报纸副刊，积累了大量的副刊编辑经验，发表过一系列研究报纸副刊的文章，提出过一整套副刊编辑思想，因而被新闻史学界称为“副刊大王”。 

请别忘了《阿Q正传》

现代经典小说、鲁迅先生的名篇《阿Ｑ正传》就是在孙伏园的不断催逼之下诞生的。

1921年10月，北京的《晨报》创立副刊《晨报副镌》，从北京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孙伏园接替李大钊编辑《晨报副镌》。

孙伏园办副刊，自然要约请当时已经名动京城的鲁迅先生写稿。

1911年，孙伏园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鲁迅正是这个学堂的监督（校长），现在两人都到了北京，关系更加密切，可谓亦师亦友。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写道：“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形象，在我心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

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鲁迅便以“巴人”的笔名在《晨报副镌》上连载新作《阿Q正传》。

因怕耽误了稿子的编排，孙伏园每星期都要去鲁迅家里一次，每次都重复着一句话：“先生，请别忘了《阿Q正传》，明天就要付排了。”于是鲁迅只得在“连好好写字地方也没有”的情况下，每周一篇写下去。

在孙伏园的不断督促下，《阿Q正传》在《晨报副镌》上连载了两个多月。其间，鲁迅因受不了孙伏园催稿的折磨，有些想把正在连载的《阿Q正传》结束掉的意思，但是孙伏园坚决不同意，“《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的趋势，我极盼望先生尽管宽心地写下去”。

一天，孙伏园无意中对鲁迅说了一句话，“我要去外地出差了，由另一位编辑代编《阿Q正传》。”鲁迅听罢，也就趁机于1922年2月12日发表了“大团圆”一章，阿Q被主张“惩一儆百”的“把总”枪毙了，连载草草结束了。

孙伏园返回北京后，看到阿Q早已被“枪毙”了一个多月，不由得惋惜道：“如果我不出那趟差，《阿Q正传》也许会写得更长一些，也会更精彩一些。”

刊发《屈原》丢了饭碗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两大杰作先后发表都与他的“慧眼识英”密切相关：一是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在《晨报副镌》上；二是郭沫若的《屈原》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

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中央日报》副刊连续刊载了郭沫若的五幕历史剧《屈原》，这是一部假借历史、讽喻现实的作品，孙伏园亲自撰写了推介文章，称颂其是中国精神的象征。有国民党要员见后，气得大骂，“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居然连载《屈原》，公然骂我们。”随即下令解聘孙伏园。

孙伏园仿若无事，照样谈笑风生。他还去观看话剧《屈原》的首演，并对熟人说，“饭碗丢了，还可以再找的嘛。”

有关《屈原》的发表经过，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孙伏园主动拉稿。另一种说法是孙伏园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凛然正气，连续刊载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

对此，有人总结说《屈原》的发表应是孙伏园与郭沫若二人双向选择的结果。从郭沫若的角度，自然想利用《中央日报》副刊的重要地位，来扩大历史剧的影响。而从孙伏园的角度，作为编者，他千方百计约稿、求稿，更是作为编辑的本色行当。

不过，对史实的梳理并不能抹煞孙伏园的功绩，尤其表现在他对《屈原》的持续关注与积极推介上。

在《屈原》连载前，孙伏园连续刊发了郭沫若的论文《屈原的艺术与思想》，表现出对屈原的认同。待到《屈原》连载的最后一天，孙伏园出特刊加了一个“编者附白”：“《屈原》全剧五幕已完，郭先生尚有论文一篇，题曰《写完〈屈原〉之后》，明日在本刊发表，希读者注意。”

孙伏园还专门写了《读〈屈原〉剧本》一文，表达自己阅读剧本的感受的同时，对剧本给予大力肯定和推荐。认为《屈原》是“新生气歌”，表现了“中国精神”，洋溢着“一股正气”，等等。

孙伏园在历史剧《屈原》的传播推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次留下了很大的功绩。

不停寻找生疏的作者名字

孙伏园编辑文章，总是不停地寻找生疏的名字，以期发现和培养新人。他总说：“据我的私见，总觉得老看着这几个旧名字未免太寂寞，每每想在青年社会中访求几位新近作家。所以越是生疏的名字，他的作品便越惹我注意。”

冰心刚踏上文学创作道路时，孙伏园对其予以很多启示和鼓励，现代诗歌佳作《繁星》《春水》在《晨报副镌》上诞生。梁实秋的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石评梅的第一个剧本《这是谁的罪》、冯至的第一篇杂感《一条紊乱的思想》等，都刊登在《晨报副镌》上。这些作者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的岁月里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

孙伏园善于催稿。在曹聚仁的笔下，孙伏园圆圆脸，一团和气，跨进门来，让你知道该是交稿的时间了。

在《晨报副镌》发表《阿Q正传》之初，恰巧有人从绍兴捎来两盒平水珠茶给孙伏园，他如获至宝，便提了一盒去见鲁迅。他事先不做声，亲自倒了两杯滚水，稍稍冷却后，即撮上平水珠茶投进杯中。鲁迅一看之下，惊喜不已，说道：“我跟这茶确乎久违了!”

孙伏园笑嘻嘻地递给鲁迅一杯平水珠茶，并说：“我知道，只要它与您作伴，您那阿Q的故事可就格外来得快了。”鲁迅听罢，仰脸大笑：“原来这是你的催稿之术，妙哉乎也，妙哉乎也!”

正是孙伏园这种以诚相待、以礼相待作者的精神，把鲁迅先生牢牢地团结在《晨报副镌》这块园地上。从1919年12月鲁迅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一件小事》算起，到1924年10月在《晨报副镌》上刊登译文《苦闷的象征》为止，短短几年时间里，鲁迅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各类作品计57篇之多。这其中既有解剖知识分子心灵的《一件小事》，也有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阿Q正传》，还有《故乡》《肥皂》《不周山》等小说，更有大量的杂感、评论和译作。这些雄文力作的发表，使《晨报副镌》显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为了组稿，孙伏园自有一套处理稿件的办法，譬如，稿子处理速度要快，刊登要快，稿酬寄出要快，等等，以取得作者的信任，获得丰富的、高质量的稿本，确保了《晨报副镌》的高品位。

以编副刊扬名

孙伏园年纪轻轻就蓄起一把大胡须，人称“伏老”，他是民国文人中少有的以编副刊扬名的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相关辞条说，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类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四大副刊成为文化舆论的重镇——北京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前两种都是在孙伏园主编下，开出一代风气。

《晨报》的创始人是李大钊，他将第七版设置成一个专门刊载文艺作品的版面。孙伏园受邀为该版主编后，拟将该版扩一为四且单独发行，名称定为“晨报附镌”。即请书法家用隶书体题签报头。书法家说隶书字中没有“附”字，要写就得以“副”易“附”。于是“晨报‘附’镌”变成了“晨报‘副’镌”，豁然出现在1921年10月5日的报头位置。

“副”者，“附”也。顾名思义，“附张”只有依附“正张”才能存在；“报屁股”更是位卑言轻，只能在报纸的边边角角里讨生活。但是到了孙伏园手中，却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与能力，挺胸昂首跻身报纸之林。

孙伏园在编辑《晨报副镌》期间，旗帜鲜明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他刊发了李大钊、瞿秋白、鲁迅、胡适、马寅初等人的文章并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俄国革命纪念专号”，社会反响强烈。

原来的“附张”只能吸纳些文人雅士的无病呻吟，纯粹是消闲的性质。《晨报副镌》从内到外彻头彻尾的焕然一新，使它的出现在报纸副刊史上具有了“里程碑”意义。 

1925年，孙伏园在主编《京报副刊》期间，抛出“青年爱读书”“青年必读书”两个问题，诱发了文人们热闹地讨论，从而也引出一个话题：现代著名编辑常常在副刊上开展讨论，借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吸引作者，吸引读者。在他们手中，副刊是一池春水，活泼而流畅。

其实写作并非孙伏园的特长，也谈不上有什么传世的作品，所写以游记为主，《伏园游记》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越城区人。清宣统三年（1911），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曾写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为内容的作文，得监督（校长）鲁迅“嬉怒笑骂皆成文章”八字批语，受到鼓励。1918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次年转为正科生。在北大时，参加文学团体新潮社，兼编北京《国民公报》副刊。1920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次年又兼编北京《晨报》副刊，人称“副刊大王”。

1924年，成为以鲁迅为首的语丝社主要成员。后又受邵飘萍邀请主编《京报副刊》。是年，以记者身份陪同鲁迅赴西安讲学。1926年下半年，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1927年3月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后长期在河北定县致力于平民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任四川华西大学及四川大学教授，主编《新民晚报》副刊。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馆长。

其作品，散文有1942年结集出版的《鲁迅先生二三事》，游记代表作有《伏园游记》及与孙福熙、曾仲鸣合著的《三湖游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