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世纪风》创刊号上的“百字文”杂评栏《纸上漫步》（资料图）。

柯灵，是我国现代文学史、报刊史上著名的作家、编辑。他在艰难的生活中磨练，刻苦地自学，勤奋地写作，从而成为有影响的杂文家、电影剧作家、散文家，他还涉猎小说、诗歌、儿童文学，以及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等，先后编辑报纸、杂志、文艺副刊达二十多种。

“孤岛”中的文艺斗士

柯灵，是一位斗士。手中的笔，便是他与敌人斗争的武器。

特别是在上海“孤岛”时期(1937年11月13日至1941年12月8日)，柯灵是坚守沪上的重要作家和报刊编辑之一。站在文化抗战的前列，他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他先后主编的报纸文艺副刊《世纪风》《早茶》《浅草》《草原》等，是主要的“上海抗战文化堡垒”，创建和延续了一条抗战、进步和现实主义艺术的路线，在“孤岛”文化抗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1938年2月11日，《文汇报》文艺副刊《世纪风》创刊。它的创刊，拉开了“孤岛”作家文化抗战的序幕。创刊前一晚，柯灵到报社编稿，敌伪指使的暴徒扔手榴弹袭击报社。在硝烟弥漫中，他立刻在大样上补写了一则不足百字、“无花的蔷薇”式的杂感，严厉地谴责手榴弹“被卑污的手”“所亵渎了”，但相信“这对被击者只有光荣”，刊登于《世纪风》创刊号上一个不署名的“百字文”杂评栏《纸上漫步》的头条，作为对暴力威胁的抗议。两天后，他又以笔名“陈浮”在《世纪风》上发表《暴力的背面》一文，尖锐地指出“暴力政策的背面，正是侵略者的虚弱”。

与此同时，这个创刊号上也没有惯常的“发刊词”一类的文字，而是刊出了一组抗战作品。其中，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中国红军行进》（梅益翻译）连载，以及梅益的书评《关于中国红军行进》（其中提及红军、苏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斯诺和《西行漫记》），还有若水(王任叔)的《谨防扒手》、吴英子的《驱使者谁》。文艺副刊以如此鲜明的立场，和敌人这样面对面地斗争，在新闻史和文艺史上极为少见。

柯灵以《世纪风》为阵地，聚集、组织了“孤岛”上的作家队伍。在柯灵列出的一份《世纪风》主要作者的名单中，有包括王统照、郑振铎、李健吾、王任叔、阿英、风子、梅益、陈望道、傅东华等在内的数百位作家和撰稿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

“从芜杂走向纯粹，从粗浅走向深厚，它总算是一个纯文艺副刊，替荒凉的上海文艺界点缀了一花一草。”柯灵不断地摸索和努力，为《世纪风》确立了一条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文艺路线。韦佩(王统照)的随笔《炼狱中的火花》《繁词》，鹰隼(阿英)的小品《国难小说丛语》《胡沙随笔》，陆蠡的散文《囚绿记》，卢焚(师陀)的长篇小说《马兰》，以及钟望阳、陈伯吹、贺宜的儿童文学，茅盾、老舍、林淡秋的文艺评论等优秀作品都刊登于《世纪风》之上。

由于敌伪势力对“孤岛”的加紧渗透和进逼，《文汇报》于1939年6月1日停刊，《世纪风》也随之告终。不过，柯灵随后接手的文艺副刊《早茶》《浅草》《草原》，仍延续了《世纪风》的一惯风格。

“纯文艺副刊”《浅草》创刊时，他在《献词》中说：“我们不菲薄自己，明白一支笔在这时代还应当有它的用处；却也知道自己的力量，担当不起大刀阔斧的挥舞。我们只想老老实实，下一点播种耕耘的工夫。即或是无力的一锄一犁，仅能教瓦砾中开一朵野花，磐石下添一抹绿色，甚至是颓墙边抽几椴荆莽，说明地下并不少蓬勃的生意。”

《万象》与张爱玲

作为一名著名的副刊编辑，柯灵与张爱玲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当年张爱玲在上海滩迅速蹿红，成为文坛奇迹，除了她本身的才华卓越之外，与柯灵的极力推荐是有很大关系的。

1943年，柯灵刚接手著名报人陈蝶衣的摊子，成为《万象》杂志的主编。有一天，他偶然发现了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之第一炉香》，便一直惦记着怎么能约到这位上海文坛新秀的文章。他盘算着想要托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介绍认识，却又觉得冒昧。不承想，张爱玲竟然主动登门了。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胁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在1984年写下的《遥寄张爱玲》中，柯灵记录下当时两人初见的场景。

那次见面后，张爱玲在《万象》连续发表了三篇小说：《心经》《琉璃瓦》《连环套》。那时，张爱玲十分信任柯灵，甚至近乎于依赖他。1943年底，她编了一出戏《走！走到楼上去！》，第一个读者就是柯灵。她让他看，请他提意见。柯灵看了，觉得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她十分感激，一次又一次地改；《万象》老板平襟亚想要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她又向柯灵询问意见。

在柯灵的精心帮助下，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转眼间红遍全上海。胡兰成撰文恭维她“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走在街上，小孩在后面跟随她，喊着“张爱玲、张爱玲……”有那么一段时间，上海文坛几乎成了张爱玲的天下。

1944年秋，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提了不少意见，又为之居间奔走，将她引荐给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倾城之恋》红了，后来更是拍成了电影，成了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的作品由于“资产阶级情调”以及她与胡兰成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曾遭到否定，退隐到历史的壁角。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又是柯灵。

1985年4月，《读书》杂志发表柯灵的怀念文章《遥寄张爱玲》，被认为是为张爱玲“平反”的第一声。在文章中，他犀利地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除了“捧红”张爱玲，作为编辑《万象》杂志4年之久的知名主编，柯灵还使该刊成为了上世纪40年代大型综合文学期刊的翘楚。这份商业性的、都市大众的综合性文化杂志，它的撰稿、编辑和出版，是上海沦陷区有良知的文化人的一次反控制、争自由的文化实践。它集中了上海沦陷区最广泛的作者，更是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文学新人，也吸引了广大的市民读者，始终保持了上万册的销售量，成为上海“非常时期”里一个“非常”的文学现象。

亦情亦理的《乡土情结》

柯灵，是文学的斗士，是一名有节气的报人，也是一位散文大家。

因走进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的散文《乡土情结》，柯灵为众多学子所熟知。《乡土情结》是柯灵1991年为纪念《香港文学》创刊7周年而写的一篇散文。这一年，柯灵已82岁高龄。

文中，我们听到了这位老人眷恋故土、热爱家园的心声。这篇充满感情、蕴含理性的散文，声情并茂，立意高远，从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话题中，破译了炎黄子孙的故园情结、乡土情结和民族情结，诠释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感悟和价值取向，让读者心为之动、情为之摇。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海天茫茫，风尘碌碌，酒阑灯灺人散后，良辰美景奈何天，洛阳秋风，巴山夜雨，都会情不自禁地惦念它。”在《乡土情结》开篇，柯灵把千头万绪的乡愁具象化。

现代散文大家中，有人擅长描绘自然景物之美，有人擅长在写景中寄寓感情，也有人擅长在叙事中说理，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柯灵的这篇《乡土情结》，则是亦情亦理，情与理有机融合，和谐而统一。

《乡土情结》所表现的是人的思乡怀旧，依恋乡土，将生命植根于乡土的殷殷之情。在作者眼里，故乡的那方土地总是那样让人“魂牵梦萦”，让人依赖和守望。春风得意时乡土在心里，侘傺失意时乡土亦在心里。

“异乡人这三个字，听起来音色苍凉，‘他乡遇故知’，则是人生一快……”音色苍凉的“异乡人”，万里他乡遇故知的惊喜，悲啼笑乐的自然传递，把人的各种情感客观而又有评价地表现出来。“乡土情结”在童年的襁褓里生长，在异域漂泊的愁苦中成长。在这浓浓的乡土情结里，又渗透进了人与故土的连结中。

在文中，不仅有隽永惆怅的乡土情结，还有对祖国不可割舍、也无法割舍的爱国情怀。“我们第一代的华侨，含辛茹苦，寄籍外洋，生儿育女，却世代翘首神州，不忘桑梓之情，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作了慷慨的奉献。”在柯灵的笔下，爱国的情愫汹涌而出。

乡土情结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远祖的穴居、栖居，到先民们结庐人境，人们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乡土故园进行了情感化的界定，踽踽而行，走到今天，并将走到永远。乡土情结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让每个有故乡的人为之心旌动摇，为之付出各种代价，或遭遇放逐和杀戮，或用血泪用生命换取家乡的繁荣、乡音的永驻。

柯灵（1909~2000），原名高季琳，笔名朱梵、宋约。原籍绍兴越城区斗门街道，生于广州。杂文家、剧作家、评论家和散文家。他一生笔耕不辍，大部分时间任职于报社。1933年到1936年，先后任《晨报》《大晚报》副刊主编、记者。上海沦为“孤岛”后，历任《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主编，《大美晚报》副刊《茶话》、《浅草》主编和要闻版编辑，以及《正言报》副刊《草原》主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主编《万象》杂志。上海解放后，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其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杂文短评，已辑为《柯灵杂文集》出版，有关报刊编辑工作的文字，则辑为《煮字生涯》一书出版。

《万象》杂志（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