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徐懋庸故里风貌

他的笔法犀利，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徐懋庸，写作风格酷似鲁迅，以杂文出名。

“徐懋庸的杂文，师承鲁迅，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他的杂文较多篇目是对时弊的针砭，有对帝国主义种族压迫、野蛮侵略以及达官贵人卖国行径的谴责，还有对昏庸政治的讽刺，以及对社会上的秽丑恶习和杂色人等的猛烈抨击。”

因投稿《申报·自由谈》而名扬上海

“要论让徐懋庸充分张扬才气，并令其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上海文坛的，则要数《申报》副刊《自由谈》了。”《徐懋庸评传》作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李先国告诉记者，徐懋庸是在1933年6月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的。

“当年，徐懋庸经常翻阅《自由谈》，尤爱读鲁迅的杂文，不知不觉中，灵感的触动，令他拿起笔模仿鲁迅文风也开始写起杂文来。”李先国说，徐懋庸当时向《申报·自由谈》投了两篇稿。一篇是《〈艺术论〉质疑》，还有一篇是《青年的心》。当时《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在寄稿费的同时，还写信给徐懋庸，说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他再写。

《〈艺术论〉质疑》刊登于1933年6月29日《申报·自由谈》。这篇杂文不长，不到500字，但观点鲜明。他提出，鲁迅在翻译俄罗斯作家普列汉诺夫的作品《艺术论》时，有几处错误。“所谓‘非洲’，我以为当作‘亚洲’，‘黑人’该是‘黄人’，至于‘瓦仰安提族’，则当意译为‘汉族’。” 《青年的心》，则刊登在1933年6月30日《申报·自由谈》。

这两篇文章陆续发表，这让徐懋庸很受鼓舞。此后的2个月里，他又陆续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苟全性命法》《说穷途》《读经一得》《女主人与小犬》《见得多》等9篇杂文。

李先国给记者解读了其中的两篇，一篇是《苟全性命法》。“那段时间经常出现文人失踪的消息，看这篇文章的标题，似乎是介绍在那样的世界里苟全性命的方法。在文章的开头，他就提出了三种：闭心，闭口，闭门，然后再一一剖析这三种方法的可行性。先说闭门之计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闭门不出，也以招嫌疑，或以为在秘密开会，或以为在制造炸弹。再说闭口之法，可以为法也，但仍有未妥处。最后说闭心，他举出实例，后汉任永，见妻淫于前，匿情无言，见子入井，忍而不救，并反问：但你能做到否？”

另一篇是《女主人与小犬》。“写这篇杂文的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提出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开放政权’。徐懋庸就用鲁迅、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里俄国小说家梭罗古勃写的一个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故事里说，有一个女主人，养了一条小狗，她非常喜欢它。有一次，女主人正在吃糖，小狗也想吃，就在她脚边摇尾巴。女主人却说，你只能看看，不能吃，然后把糖给收了起来。小狗后悔不已，但已经晚了。通过这个故事，徐懋庸想要表达的，其实就是告诫世人，不要指望国民政府会开放政权。”

这一系列风格酷似鲁迅的杂文作品着实了得，不仅显示出了徐懋庸对鲁迅杂文的洞若观火、烂熟于心，更显示出其自身的知识积淀、思想张力、笔墨技巧。当时，因为徐懋庸的杂文文风与鲁迅的如出一辙，还曾经让许多人误以为这就是鲁迅的作品。对于这事，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那是1934年1月6日，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一批撰稿者聚餐，鲁迅前往出席，同席的还有郁达夫、林语堂、曹聚仁、陈子展……也有徐懋庸。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和鲁迅谈天，他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新语林》《太白》《芒种》的编辑

1934年春，徐懋庸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理论研究会的一个组员。

这个时候，《申报·自由谈》受国民党反动派所迫停刊了。“左联”想办一个半月刊，代替《自由谈》这个阵地。恰好，有一个惯于投机而不负责任的“光华书局”愿意出版这个刊物，且想利用《自由谈》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主定名为《自由谈半月刊》，“左联”就叫徐懋庸担任编辑。

徐懋庸就这件事请教鲁迅，鲁迅劝他不要去。得了这劝告，徐懋庸也曾经决定不干。然而“左联”决定还是要在光华书局出版这半月刊，也还是要徐懋庸担任编辑，只是经过力争，名称改为《新语林》。

虽然鲁迅起初劝徐懋庸不要去当编辑，但《新语林》办起来以后，鲁迅还是支持徐懋庸的，不但自己投过好几篇稿子，还推荐了许多别人的稿子。不过，鲁迅的预见后来果然应验了。光华书局的确不讲信用，《新语林》才出了两三期，就老病复发。先是老板任意扣稿子，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差不多，不过后者用“法律”强制，前者用生意经“商量”而已，把《新语林》弄得“实在和别的东西太像”（鲁迅7月9日给徐懋庸信中语）。其次，一方面说销路还好，另一方面却拖欠稿费。

于是，徐懋庸像进了“泥塘”，非常为难，既对读者抱歉，又觉得对不起作者。最后，经“左联”领导同意，他辞去了编辑一职。

《新语林》刊登的内容主要是杂感、论文、小说、散记、随笔、书评、人物志、长篇译文等。虽然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前后刊印了六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只是昙花一现，但由于它是小品文刊物中的佼佼者，又曾发表过鲁迅等人的名篇，因此在期刊史上也值得记述一笔。

辞掉《新语林》的编辑后，徐懋庸接着加入了上海生活书店的一个半月刊《太白》的编辑委员会。《太白》刊登各类文字，画稿、木刻也刊载。1934年9月20日的《太白》半月刊创刊号上，徐懋庸发表了《要办一个这样的杂志》一文，主张应该设“大众的话”和“社会生活实录”两栏，并运用高尔基的经验，登载不好的作品以供教育，设立古今名作家作品选萃，刊登各种论文，等等。“总之，现在倘要办一个较有意义的杂志，必须是培植大众文化的，但要培植大众文化，先得用了上述的办法培植广大的新的作家群。这批作家，还不完全是大众自己里面的，但在他们之后，大众自己的文化之作者要产生出来了。”

1935年3月5日创刊的半月刊《芒种》，则是徐懋庸与曹聚仁合编的。这个名字，是徐懋庸在《太白》定名次日想到的。他在《律历志》上看二十四节气的名字，觉得其中的“惊蛰”和“芒种”等几个颇可以做刊物名之用，后与曹聚仁谈起，他也以为很好，而且特爱“芒种”这一个。因此，上海群众杂志公司要办一个刊物时，这“芒种”两字就用出来了。

鸣放时期的“徐懋庸旋风”

1957年，徐懋庸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研究工作没做几天，他就遇见了1957年春天首次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个大气候及随之而来的整风、鸣放。

徐懋庸活跃起来了。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内，他就在全国有影响的近20家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人民文学》等，用本名或笔名发表了数十万字的长短文章，主要是杂文，也有散文。这是徐懋庸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后的创作高潮期。

他的这些杂文新作，或许可以叫做“徐懋庸旋风”，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最著名的篇章，有发表在《人民日报》八版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不要怕民主》等，以及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蝉噪居”漫笔》，纪念母亲和亡女的《冷却了的悲痛》等。

徐懋庸的老朋友曹聚仁在评价他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时说，“他的犀利观察，和丰富的知识，可以成为第一流的批评家；他是研究唯物史观的人，作为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家，并不在冯雪峰之下。”

他在“鸣放”前后发表的杂文继承着这种犀利的观察力，篇幅虽小，却涉及许多现实问题，他对这些问题都是有感而发，主旨是对“左”的教条主义和庸俗机械论的批判，不人云亦云而又创见迭出。

比如针对《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中说有的干部认为“现在群众民主太多，事情难办，留恋过去的某种简单的工作方法”，徐懋庸在《不要怕民主》中提出，党、国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也就是民主。民主的党、国，不会被民主所动摇！干部们要克服个人的因素，赶快和群众一道，站到民主的基础上去的好。

“徐懋庸的这些杂文新作，论据充足，文笔犀利，解剖深刻，确实是一个作家成熟时期的作品，有些杂文，锋芒所向，指向了某些领导者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作风的弊端，这些正是党发动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李先国说，徐懋庸在1956年至1957年间写的这100多篇杂文，后来结集为《打杂新集》。但也正是这几十万字的杂文、随笔，后来几乎每篇都成为了别人批判的靶子。1958年春天，徐懋庸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

徐懋庸（1911-1977），原名徐茂荣，上虞下管人。杂文家、翻译家。著有杂文集《不惊人集》《打杂集》，并译有《托尔斯泰传》等。

1925年春，参加上虞进步组织青年协会，即在《上虞声》上发表文章。1927年初，负责出版《南针报》，宣传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主编中共上虞地下组织的报纸《石榴报》，不久被通缉，避至上海。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编《新语林》《太白》《芒种》等刊物。

抗日战争期间，离沪赴延安，1943年任《华北文化》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在担任教育部、文化部副部长等要职的同时，曾以回春、高平等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