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在巴基斯坦开伯尔山口。

1980年的一天，蒋元椿访问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一位新闻学教授指着书架上一整排的文件夹对他说，“新华社对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江南’评论员文章都在这里。”蒋元椿听后，一时怔住了，心中五味杂陈。

“江南”正是蒋元椿的笔名。

在朝鲜停战谈判阶段，署名“江南”的新华社新闻述评，频频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报界人士称：“作者为江南才子。”

“江南”才子绍兴人

1953年，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吴泠西对编辑蒋元椿说，“你起个笔名，专用于国际问题评论。”蒋元椿当时恰好正用一支“江南”牌钢笔，就随手取了“江南”这个笔名，用来集中发表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问题、政治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等国际问题的述评。

在才子荟萃的新华社编辑部，蒋元椿是出了名的“快手”，文思敏捷，倚马可待，一时传为美谈。

蒋元椿肄业于福建省立农学院、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新闻系。1958年整风运动时，他被划入右派分子，“罪状”之一：一个旧社会里只受到中等教育的缺乏业务能力和思想水平的干部，成为一个具有一定业务能力和思想水平的干部，他始终没有放弃所谓的“个人奋斗”……

蒋元椿的成功的确离不开他的“个人奋斗”。

新华社内部报纸《前进报》这样介绍蒋元椿的勤奋与高产：1953年，蒋元椿担任朝鲜停战谈判报道组组长，平均每日签字发稿3.7万字，平均每月撰写1500字以上篇幅的文章（主要是新闻述论）20余篇。此外还撰写一定数量的新闻报道。

这些评论和报道，有相当部分经过吴泠西修改，再送周恩来总理审定，常常是凌晨2点或3点。

蒋元椿在日后的文章中多次提及，“当时我的工作时间，从上午九点到第二天凌晨二三点钟才能结束……下班回到宿舍，有时天色微明，疲倦得一上床就睡着，这意外地治好了我数年的失眠症。”“但回想当时紧张工作的日日夜夜，仍然觉得这是我新闻生涯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

只争朝夕的快节奏、高强度、艰巨复杂的国际新闻报道工作，炼就了他的好身手。

1955年初，蒋元椿调入《人民日报》，担任国际部评论员。没想到，这成了蒋元椿一生的分水岭。两年后的1957年，他因一篇墙报文章《论“圣旨口”》而被划为右派，整整蹉跎岁月20年。对此新闻大家邓拓曾用“文章满纸书生累”来形容他的坎坷命运。

墙报文章《论“圣旨口”》

《论“圣旨口”》一文文辞犀利：“皇帝老子是没有了，圣旨口却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所谓‘圣旨口者’，就是只有他说了算数，不由你分辨，也不容人提意见。他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在我们这里，照我看来，大大小小的‘圣旨口’不少。”

“并不是有人存心想当土皇帝，做‘圣旨口’，不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个人崇拜，盲目崇拜权威，使得某些领导人被捧成了‘圣旨口’。”

“这种凭‘圣旨口’办事的作风，已经大大挫伤了下面同志的积极性，那种不动脑筋，不独立思考，没有进取精神的懒惰思想。”

……

1955年4月，蒋元椿调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视野变得更加宽阔。5月，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成立“华沙条约组织”，蒋元椿前往华沙报道会议。归国后不久，他担任了国际部东方部主任，主管中东事务报道。

1957年春天，毛泽东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说以邓拓为首的编委会犯了错误，其中包括执行中央决策不坚决，这就促使人民日报社投入整风“引蛇出洞”，且特别加大了“鸣放”力度。

蒋元椿在长期工作中察觉和积累了不少对新闻报道的意见。和他一起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社、此时担任副总编辑的黄操良有许多看法和蒋元椿相同，黄操良出主意，在国际部办公区走廊里办起墙报，起名为“呼风唤雨”，本意是响应党的整风号召，帮助党整风。黄操良找到蒋元椿，要他带头为墙报写文章，提出意见。

看到《人民日报》5月2日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阐述了关于开展整风的决心，再加上报社也成立了由社领导组成的“整风领导小组”。蒋元椿有感而发，一气呵成写就一篇《论“圣旨口”》，写出后即交给黄操良过目。黄操良看了非常满意，说墙报正等着稿子，立即吩附把文章贴到5月20日“呼风唤雨”墙报的第一期上。

文章一贴出，一时观者如堵。不久，《论“圣旨口”》被视为向党攻击的代表作，因此受到猛烈批判。

1958年，蒋元椿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唐山进行劳动改造，在盐碱滩的苦风凄雨中劳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总是尽可能保持整洁的着装，决不蓬头垢面，他还会告诫年轻同事：“要有尊严地生活，不要乱检讨，要实事求是。”

“文革”开始后，他的政治处境又一次落入谷底。一番折腾之后，他被送往河南干校，再度躬耕陇亩。他在干校的生涯似乎遥遥无期，别人回北京了，他却留着。

1970年，蒋元椿的女儿要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从此离开北京，报社才批准他回京和女儿话别。这年8月，蒋元椿将满50岁，正是知天命之年，和心爱女儿的离别使他非常痛心。回到北京，他突然血压升高，引起脑血管痉挛，导致半身瘫痪。幸好发现及时，医生救护得法，才把他从更加苦难的深渊边上拉了回来。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蒋元椿觉得自己已是穷途末路，来日无多。他卖掉了所有的书籍，烧毁了很多珍贵的照片，想以此与不堪回首的过去一刀两断。这是蒋元棒一生中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好在午夜梦回，他觉得，或许还有那么一天，前度“江南”才子能东山再起。

对“这一天”的等待漫长而渺茫。他被安排到《人民日报》国际部资料组剪贴报纸，与剪刀糨糊为伍。1975年，报社新成立新闻研究所，蒋元椿在此工作，每天看看旧报纸。后来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空虚的时期。

好在他希望的“那一天”终于来了。经历了岁月的淘洗，当年“江南”的文章，作为“新闻易碎品”，多已湮灭在时光里。但这篇《论“圣旨口”》却成为作者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屡屡被史学家征引。

“塞北”东山再起

“文革”结束了，蒋元椿回到了心爱的工作岗位，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年近六旬，深感韶华逝去，来日无多。

1978年，59岁的蒋元椿接到一个重大采访任务——跟随邓小平访美。当时《人民日报》在美国还没记者站，两位随行记者不得不一人在外采访，一人闭门写稿，然后根据现场情况用补充场景的方法发稿。但是他把这次任务，视为是自己恢复名誉的机会。果然，当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时，熟悉的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祝贺“江南”重生！

蒋元樁又担任《人民日报》国际部的负责工作。虽已近花甲之年，却依然精力充沛，每天坚持工作10个小时以上。手握如椽之笔，用“塞北”的笔名纵论国际形势。他指导一些中青年同志写作“观察家”文章，恢复了这一中断13年的评论品种。

蒋元椿的文章以高屋建瓴、观点鲜明、严谨犀利而著称。他不但是很有成就的国际评论员，而且是能够驾驭消息、综述、随笔、通讯等多种文体的通才。

各级先进新闻工作者的荣誉光环戴在了蒋元椿的头上。1984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1985年，蒋元椿离休。向新闻工作，这个为他带来光荣与苦难的职业告别。好在他的新闻研究依然继续着。蒋元椿出任《中国经济快讯》主编，应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和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的邀请，作为教授在该校讲学，并进行了采访报道。

他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新闻部分)和知识性很强的《国际时事百科》。

关于国际新闻业务，他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一部分口口相传，传授给了后来者，一部分发表在《中国记者》杂志上。

外交无小事。国际新闻不是有闻必录，是否报道，如何报道，有一个政策上的考虑；驻外记者的报道不能影响国际关系，不能妨碍公务；涉及国家事务，应与所在国政府部门联系，使其有所准备，然后再去采访；出国采访的记者比较辛苦，为了提高报道质量，事先要做充分的准备——要了解自己所要去的国家的政治、文物古迹、风土人情、经济特点、著名物产；一定要勤快，勤问、勤记、勤动脑筋，随时记下能触发灵感的东西；写国际评论和一般评论不一样。国际评论在国内外都会产生影响，既要让中国人看得懂，又要让外国人看得懂；国际评论不能随便讽刺幽默，避免伤害民族感情，给外交捅娄子；初学写国际评论要从自己所熟悉的问题入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然后触类旁通。写好国际评论没有窍门，只能反复训练，下笨功夫；写国际通讯也是如此，就是把你知道的和眼睛看到的这两者结合起来，通过具体事情，把通讯的主题形象地表达出来。应注意使用生动的细节，记录采访对象有特点的讲话，如当时不记，回来想着写，那就不是人家说的话，而是你自己说的话了……

蒋元椿一生著有散文集《沂蒙山》、通讯散文集《黄樨集》，译有《战斗着的中国》等著作，但是均不及他的国际问题评论员“江南”的名气大。

蒋元椿(1920-1996)，中国新闻记者、国际问题评论家。笔名江南、顾思、林初等。绍兴市越城区人。福建省立农学院、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新闻系肄业。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华中军区从事新闻报道，1947～1950年任新华通讯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编辑、记者。1951年到新华社总社，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曾以“江南”为笔名发表大量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述评。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报道工作。1955年起任《人民日报》国际问题评论员、东方部主任、国际部副主任、主任。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导师、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兼职教授。1984年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全国1级优秀新闻工作者。著有散文集《沂蒙山》《今日台湾》，译有《战斗着的中国》《苏维埃知识分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