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资料照片）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新疆罗布泊深处，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缓缓升起在戈壁滩的上空。这一壮观场面宣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这一天，恰好是钱三强的51岁生日，他魂牵梦系的核武器梦终告实现。

横空出世的“东方巨响”，被毛泽东称为“这是决定命运的”。邓小平说，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东方巨响的震撼

罗布泊深处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

55年过去了，曾被核爆炸灼烧过的地面已被风沙覆盖。一些不知名的植物，仍在顽强地展示着生命的坚韧。

西风凛冽，黄沙漫卷。历史的丰碑仿佛在告诉世人：正是有了钱三强他们这一代人的默默奉献，我们才能有今天强大的中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美国的核恐吓，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保密级别极高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955年1月15日，在听完钱三强等人关于原子弹研制的汇报后，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不愿意搞原子弹。但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掌握原子弹。”

苏联起初答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但很快出尔反尔，还撤走了派来的专家，并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破铜烂铁吧！”

钱三强不服输，勇敢地挑起重担，发出誓言：“我们一定要做成，一定要赶上甚至超过世界这个方面的最高水平。”

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在中国原子弹工程中担当着特殊的角色。对中央，他是参谋和助手；对科学家，他是慧眼识人的伯乐；对科研，他既是出题者，又是带领科技人员攻关的解题者。

他知人善任，大胆起用了年仅26岁的邓稼先出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并迅速把以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为首的一批科学家，调配到核武器研究机构，发起科研攻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选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来爆炸。而扩散分离膜，是用于铀235分离与浓缩的最绝密、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元件，中国人从未接触过。

钱三强不信这个邪。“我们哪怕少活几年，也要把这个东西攻下来。”他亲自到上海组织联合攻关的研究室，分三个大队来进行攻关。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他和科研人员经常要饿着肚子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多人因为吃不饱，都得了浮肿病，肝功能也不正常。两年多后，几千只扩散分离膜终于交给了铀分离厂，核材料生产有了保障。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说：“钱三强独具慧眼，他的睿智和超凡的组织才能，促成了中国原子弹的成功。”“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说：“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

当周恩来宣布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当中国政府宣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时，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挺直的脊背，也看到了大国崛起的身影。

“从牛到爱”的探索

钱三强走的是一条永无止境的科学探索道路。他曾说，古今中外，凡成就事业，对人类有作为的，无一不是脚踏实地、艰苦攀登的结果。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创办于清光绪年间的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白墙黑瓦，历经时代变迁，洗尽铅华。

钱三强在古越藏书楼后进的徐宅出生，得名“钱秉穹”。他的外曾祖父，是古越藏书楼的创办人徐树兰。他的父亲，是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当年劝鲁迅先生“做点文章”的，就是钱玄同。

早年，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他公开冲击旧文化，在家里也时常教育钱三强：“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情，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

为了让孩子从小体验“改造社会”的艰辛，钱玄同曾带着年仅6岁的钱三强一起参加游行。在父亲的熏陶下，钱三强走上了敢说敢为的人生道路。

中学时代，同学们看他身体强壮，学习成绩好，品格优秀，便送了他一个绰号“三强”。父亲听后激赏，为他改名“三强”，寓意德智体俱佳。

上世纪30年代，原子核科学发展激动人心。此时，钱三强阅读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一个原子梦在钱三强的心中开始萌发。在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就读的他，放弃电机工程专业，改学物理，并考入清华大学。父亲写了“从牛到爱”四字赠予钱三强，一是勉励他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是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这四个字成为他一生的珍藏。

1937年，钱三强考上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核物理，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伊雷娜和费雷德克里·约里奥·居里夫妇。10年间，他经历着战火的困扰，却迎来了科学事业的第一个巅峰。他与妻子何泽慧相互轮换着在实验室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经过了数万次的实验和分析，终于观察到了原子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他撰写的《论铀核三分裂的机制》一文引起了世界核物理学界的高度关注。

约里奥·居里夫妇深深为此骄傲，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实验室的首个重要成果。

国之脊梁的情怀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弱，则发愤图强，强，则振兴中华！

1948年6月，钱三强夫妇放弃了法国良好的研究工作条件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经过108天的海上颠簸，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回到了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但正因为祖国的贫穷落后，才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钱三强的寥寥数语，生动诠释了他坚定执着、报国尽责的爱国情怀和胸怀全局、甘为人梯的大家风范。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多地承担了行政事务。何泽慧曾对他说：“你要是不干这么多行政工作，早就得诺贝尔奖了！”钱三强答道：“我是一个党员。”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横在原子梦面前的困难一大堆：经费拮据、人员不足、技术落后……1950年5月19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中央又特意从国库调拨了5万美金，让钱三强购买有关的书籍和仪器。自此，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俩，在一个四合院内，开始了中国核事业发展的筹备工作。两个年轻人，一个四合院，两台自行车，两台简易车床，这就是中国核研究机构的雏形。

钱三强坚信，只有把科学家拧成一股绳，发扬科学报国的精神，原子弹才能研制成功。

在中国研制两弹的豪迈进程中，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14人。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15人是他动员回国的，7人是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的。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其间只隔了短短两年零八个月。而早在1961年初，在组织原子弹攻关时，钱三强就布置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开展氢弹理论预研工作，他们共写出69篇研究报告，对氢弹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因而大大缩短了研制时间，创造了令全世界震惊的最快速度。

很快，钱三强被冠以“中国原子弹之父”“中国核弹之父”的称号，他本人却不接受，“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静水流深，智者无言。国之脊梁，默默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