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校园里的竺可桢像。 （资料照片）

1938年，广西宜山，秋高气爽，在浙江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竺可桢用一口绍兴普通话演讲。他说：“所谓求是，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成为浙江大学校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

浙大老校友马国钧曾在纪念文章中说，在遍布全世界的浙大校友心目中，提到竺可桢就意味着浙大，提到浙大也就意味着竺可桢。浙大以“求是”为校训，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历届毕业生凡请竺校长题写纪念册的，他辄书“求是精神”为勉。

而竺可桢的一生言行，无论是从事科研，还是教育事业，都是“求是”的最好诠释。

一个人与一所大学

敌机十四架炸柳州。上午九点一刻警报。余过江至武汉测候所。十一点解除。在此时间余与新美建筑公司订合同建筑工小龙江宿舍七座，计32900元，9月15日动工,70天完成。

——摘自竺可桢1938年8月26日日记

1936年4月25日，周六，竺可桢走马上任浙江大学校长。

担任浙大校长，当时的竺可桢心不甘情不愿。他曾对家人说：“不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战事在即，不免悬心；不愿长做校长……”

是年，竺可桢46岁，时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学术事业如日中天。而当时的浙大，只是一所地方性大学，3个学院16个系700多名学生。

在多次拒绝出任校长未果的情况下，这位来自上虞东关的科学家说：“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竺可桢到浙大后，先抓的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地聘请一流学者到校任教。

谈家桢，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博士，一毕业就被竺可桢聘为浙大生物学正教授，时年28岁，工资300银元。一时舆论哗然。

马一浮，竺可桢的东关老乡，竺可桢三顾茅庐请他担任教授，均遭到婉拒。有同事认为，马一浮“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竺可桢说，像马一浮这样的人才，浙大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偌大的中国，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不少高校或关或并，竺可桢则决定带领浙大师生西迁内地办学。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到广西宜山，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作为校训。浙大前身是求是书院，“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他在对新生的演讲中说，所谓求是，不是埋头读书或是在实验室做实验。他强调，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

而学生们最佩服竺校长的，也是他言行一致的求是。

1941年岁末，浙大学生举行“反对孔祥熙”大游行，群情激动。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要求校方阻止，素不擅辞令的竺可桢沉默良久，缓慢而坚定地吐出一句话：“你们既然要游行，那就让我来领队。”游行队伍出发了，以浙大校旗为前导，身材矮小的竺可桢手持手杖，气宇轩昂地走在最前面，整齐的队伍高喊着口号，走遍遵义山城大街。

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曾慨叹：“竺校长之所以能够成为与蔡元培先生齐名的大校长，答案在求是。求是并不是他首创，但是他身体力行地阐释了这两个字的精神。”

1945年，抗战胜利，浙大次年全部迁回杭州。浙大流亡办学9年，其间，竺可桢的妻子和次子因病去世，但此次中国大学史上可歌可泣的“文军长征”，成就了浙江大学“东方剑桥”的美誉。

五十年与五千年

晚间又重复修改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变迁》文稿，为最后一次增订，可称尽毕生之力，此文长约2.6万字，小注100多个，80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这样一点成绩，实在太可怜了。

——摘自竺可桢1971年9月10日日记

1972年，82岁高龄的竺可桢撰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经刊发，就引起极大轰动。

地理学大师谭其骧给竺可桢去信：“读大著，每读一遍都使我觉得，这篇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实为多年少见的作品，无疑应列于世界名著之林。”

“一生专门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就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我从1922年开始研究，已经50年了。”竺可桢在欣慰之余，在日记里感慨道。

撰写这部著作，竺可桢用了50年时间。

在这篇论文里，竺可桢创造性地把五千年时间分为4个时期：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和仪器观测时期，得出4个冷暖相间的经典论述，勾画了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的曲线图。

文中，竺可桢用史书关于竹子的记载，来阐释不同时代的温度变化。公元前1000多年的周朝，器皿、书籍、家具和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明这些东西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可见周初黄河流域竹类广泛生长，气候温暖。但是到了公元8世纪，白居易写道：“湓浦多修竹……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说明唐代北方已经没有竹子了，气候变冷。

最令人震撼的是，这篇论文从中国历史记录得出的气候变化趋势，居然与西方科学家运用同位素方法测得的同时代气温变化趋势完全一致。

“竺老自如地融文、史、哲、生、地、天多学科知识于一炉，翩然挥洒论道，令人高山仰止……”国家气候中心的张德二研究员这样评价说。

高山仰止的背后，是竺可桢年轻时立下的科学救国宏愿。

竺可桢出生在东关的一个米行家庭，自小与粮食打交道，农民靠天吃饭的贫困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深知农业生产依赖大气，尤其是降水、热量等对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遂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立志科学救国。

他在一生中，无论当校长还是当中科院副院长，从来没有放弃对气象学的钻研。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杂志，竺可桢每期必读，“文革”开始后，年过古稀的他挤公交车到情报研究所去阅读，一年要去20多次。后来他肺气肿发作，手无缚“纸”之力，还委托邻居去借书。

1963年，竺可桢发表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毛主席看到此文后，邀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

一本日记与一种情怀

早晨，量葡萄架上的积雪，达16厘米，是我到北京以来最厚的雪，且是在一天24小时内下的。我记得初到北京那年也下过一次雪，但不及此次积雪。这是预兆，对于保护土壤温度，供给土壤湿度统有好处。

——摘自竺可桢1973年1月24日日记

“局报晴转多云，东风1—2级，最低－7℃,最高－1℃。”

1974年2月6日，元宵节。竺可桢病危，他仍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页日记，尽了一个气象学家的最后职责。

第二天凌晨4时35分，习惯早起的竺可桢没有反应，家人走近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初秋的午后，我在绍兴图书馆阅读《竺可桢全集》，24册中有14册是日记，叠起来近1米高。时间从1936年1月1日直到1974年2月6日。所记者，大到世界风潮、国务活动，小到来往客人、收寄信件、物价开支、子女成绩及身高体重等等，包罗万象，简直是部透视中国各阶层的百科全书，被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

他爱用狼毫毛笔记日记，写蝇头小楷。从年初一到年三十，无论在警报声中，还是在大炮轰鸣中，还是在颠簸的列车、汽车、飞机上，一直记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竺可桢的第三子竺安说：“父亲在日记的首行，会记下天气，外加物候现象，譬如燕子飞来，桃花开了，等等。一开始我也很奇怪，他怎么会观察得那么仔细？后来父亲告诉我，他在上下午均做点体操，每次不过5分钟，同时观看物候变化。”

不仅日记，竺可桢在日常生活中也习惯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去研究周围的事物。

在北京地安门的屋前院子里，竺可桢种有丝瓜、金银花和一架葡萄，他每天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每次风沙后，都要亲自打扫庭院，收集沙土并称其分量，只为了解大风沙给北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2017年，浙大建校120周年，竺安将56册竺可桢日记原件全部捐赠给浙大档案馆。“生前，竺可桢日记秘不示人。如今，作为珍贵史料宝库，以全貌公诸于世，不曾删节一字一句，继承父亲倡导的求是精神。”竺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