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故居。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如同一声惊雷打破暗夜的寂静，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点燃这支火炬的，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下得以重生，并进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

美国著名学者杜威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梁漱溟先生则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蔡元培被北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更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在绍兴，在上海，在北京……我们寻访着先生的足迹，追溯着他的救国梦想和不世功勋。　　

弃官翰林，教育救国

绍兴市越城区笔飞弄13号，一座颇具绍兴特色的明清台门建筑，便是蔡元培的诞生地。

17岁考取秀才，24岁得中进士，26岁升翰林院编修，那时的蔡元培，走的是传统读书人的道路。

然而，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的深刻变化，没有让蔡元培去追逐高官厚禄，却使其走上了别样的人生道路。

“在翰林院期间，蔡先生开始广泛接受西学。”蔡元培故居讲解员胡越向我们娓娓道来。从蔡元培的日记可看出，这段时间他阅读的西方著作不仅有史地、政治、战史、哲学等，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这使得他的思想悄然发生了转变。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成了转折点。蔡元培意识到，单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是不能从根本上救治中国的，要救国必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要培养革新之人才，除了办新式教育别无他途。

当年，蔡元培毅然弃官回归故里，走上了一条以翰林之身而献身教育、献身革命的救国道路。

绍郡中西学堂是彼时绍兴唯一一所新式学堂，蔡元培担任校长后，增设日语、法语及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并在浙江省最早招收师范生。之后，他又相继赴嵊县剡山书院、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学等任教，参与创办爱国女校、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由从事教育改革而倡言革命，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绍郡中西学堂的一位小学生在晚年回忆说：“蔡元培先生来中西学堂后，我才第一次了解了现代科学，我第一次知道了地圆说，才知道大地不是平的……”　　

这个小学生叫蒋梦麟。几十年后，他接过老师蔡元培的接力棒，先后代理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应孙中山之邀，于1912年１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大刀阔斧地对教育界进行了改革：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学令》，并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提出教育方针五项，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倡导“五育并举”。

“在近代中国，并不是从蔡元培才开始认识到教育对救国的重要性，但直到蔡元培那里才上升到救国方略的高度，也才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并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蔡元培研究中心负责人钱斌认为。

兼容并包，北大重生

1918年，蔡元培50岁。这一年，北大创校二十周年，吴梅教授代表全体师生作了一首校歌，其中有“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之句。

唯有蔡元培，担得起这份尊荣。

蔡元培是一年前来北大的。其时的北大陈腐不堪，教员多来自政府衙门，滥竽充数不学无术者不乏其人；学生中多官宦和富商子弟，他们只为日后升官发财寻求“出身”，心思与时间不是花在读书求知上，而是专事奔竞游荡。

多数友人认为北大腐败，赴任于声名有碍，劝他不就。蔡元培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7年1月9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事：一曰抱定宗旨，宣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这是对学生的期望，也是他改革北京大学的目标。

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既引进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青年》一派人物，同时又聘请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旧派国学家，使北大充满民主精神和学术自由的空气。

他废科设系，把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他提倡和促成了各种各样的师生课余业余团体，在这样一个思想自由、意气风发的氛围下，北京大学刊物盛极一时，《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读书杂志》《新潮》等相继涌现。

他推行平民教育，打开大学校门招收旁听生，办起校役夜班，并首开女禁，影响及于全国。“他的理想是要做到人人可以受教育，改变过去那种只有少数人能读书的情况。”胡越说。

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一个腐败沉寂的旧北大，焕然一新，变为生意盎然的新北大，新思想新潮流应运而生。他领导下的北大，不只真正成了全国最高学府，也成了新文化的策源地。”《蔡元培传》作者唐振常写道。

1919年5月4日，由北大学生率先发起，北京１３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罪行，要求严惩卖国贼。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如果说五四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思想和干部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是蔡元培教育改革的方略和实践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和干部的基础。”钱斌认为。　　

弃旧图新，中西“融和”

蔡元培是翰林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但亦不排斥西学，在胡适的笔下，蔡元培“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具有建设新文化的历史自觉。

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就是蔡元培中西“融和”文化观最突出的实践。

蔡元培“融和”思想的萌发，离不开在国外的求学经历。在蔡元培的中年时期，因激于时变转而瞩目西方。1907年，蔡元培已年近不惑，却毅然到德国求学。第二年，他正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注册，这位４０岁的老学生潜心学问，哲学、心理学、文学、美学、文明史、人类学、民族学等无所不涉。

那之后，他多次出国，留居德、法等国近12年，“集两大文化于一体”，认为“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实现了由翰林宿儒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变。

他还认为，当代学者应当“为东西文化作媒介”。在国外期间，他整理中国旧籍，积极向外输出优秀民族文化；同时广泛涉猎和研究西方文化，认同求知重理、提倡科学、追求进步等理念，并加以消化吸收。

回国后，他非常注重延请世界知名学者来华讲学。1919年5月，哲学家杜威应邀到北大及各地讲学两年。之后，罗素、班乐卫、杜里舒、泰戈尔等相继来校讲学。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中国传统美育进行了现代性转换，主张“以美育代宗教”。1917年末，他亲自发起、组织北大书法研究会，使北大很快成为全国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中心。1927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办了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28年，他发起创办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即后来的中国美院。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美育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发扬光大。

可以说，在那个文化转型的年代，蔡元培率先从“旧垒”中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主张中西文化整合，积极创建现代文化，是弃旧图新的文化先驱，并进而影响到林语堂、鲁迅等人。

北大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的铜像矗立在青翠之间，微笑凝望这片他深爱的校园。而在他的家乡绍兴，由绍郡中西学堂发展而来的绍兴一中，始终坚守着“存古开新、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以他名字命名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学院，则寄托着家乡人民对他的无尽怀念与尊崇。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