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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东南西北家国情

2019-08-23 10:02

来源:绍兴网-绍兴日报

1937年5月,俞秀松(右3)、安志洁(左3)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成员刘贤臣(左1)、王秀英(左2)、陈玉英(右2)、张义吾(右1)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郊区老满城过组织生活。  

“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20岁那年,他要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会,对前来送行的大弟说完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进船舱,一去不返。

后来,他果真做了一个东南西北的人,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莫斯科、新疆,步履匆匆,一生漂泊,再也没有踏上家乡诸暨一步。

他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最初5位成员之一,他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在中共党史、团史上,镌刻着他的名字——俞秀松。

东南西北志

作为一位开天辟地式的人物,有人用奇人奇言奇志来形容俞秀松。

读高小时,俞秀松在《愚公移山》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之毅力,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在《进取思想论》一文中,他写道:“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何故哉?曰:无进取思想而已矣。”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有如此抱负和胸怀!他被乡人称为“狂生”。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俞秀松因发动杭州学生运动,鼓吹革命,被劝退回家。他准备前往北京参加工读互助会,写信向父亲索要路费,称父亲为“俞韵琴同胞”。这位晚清秀才看到儿子的信后,又好气又好笑,当即回信道:“来信收悉,知你要钱很急,特奉寄大洋一块。我友好地提醒你,全国有四万万同胞,如果都捐出一块,足够你走遍天涯海角,岂不发财?”落款“同胞韵琴上”。

俞秀松的“狂”还不止于此,他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对蔡元培、胡适之、陶履恭等大先生也都是直呼其名,旁人摇头说,“太骄傲,是小孩子胡闹。”

狂是狂矣,令人不能恭维。但背后是年轻人的耿率,是那股子想改造社会的决心。

俞秀松思想的转折出现在1920年。

彼时,北京工读互助会、一个乌托邦性质的组织,成立不到3个月,就难以维系,这对正在那里半工半读的俞秀松而言,不啻当头棒喝。

他给友人信中写道,“现在社会制度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的生活费……我决计要离开此地,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俞秀松,从小边牧牛边读书,最大志愿是当一个学问家。在“浙一师”读书时,他主编《浙江新潮》,才华熠熠闪光。陈望道称赞《浙江新潮》是“浙江的一颗明星”。陈独秀说,“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

然而,工读互助会的短命,令俞秀松猛然醒悟,空想社会主义行不通,要想改造社会,只能放弃学问家,当一个革命家,哪怕九死一生,哪怕命悬一线也在所不惜。

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径?

东南西北跑

俞秀松本是一介书生,看他的照片,中等个子,浓浓的眉毛,戴一副圆镜片的近视眼镜,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

照理,他应该在书斋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他感觉“社会上和我们同样苦痛或更苦痛的许多人,驱使我的良心不得不去打破这种种苦痛的根源,决计此后在军界上活动。”

俞秀松初期的革命生涯,是靠朋友接济度过的。

他从北京南下上海,身无分文,在陈独秀担任主编的《星期评论》社工作。其间,他脱下长衫,换上短装,到虹口区厚生铁厂做工。他所吃的饭或菜里,常有苍蝇和石子,“我实在讨厌了”;他从工作的铁厂到《星期评论》社,因没钱坐车,只好步行1个多小时。但是他仍然一面做工一面给工人讲课,宣传革命道理,探索改造社会的实践。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组建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俞秀松成为最初的5位中共党员之一。2个月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担任第一任书记。其间,他参与创办外国语学社,为党培养干部,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曾在此学习。

1921年6月,俞秀松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从苏联回来,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的战斗。

他在日记里写道,参军的目的在于学得军事知识,以积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并以此“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队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注:军阀),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

然而,俞秀松的心里,始终驻着“两个我”——学问家、革命家,“两个我”不时互掐,做学问时想当革命家,当了革命家又想做学问。

“我的学问终究不足……我现在决计在二三年之内,专门学习一种求知识的工具——外国文,然后再干社会事业。”“务想研究一种专门学问,以为将来为国所用。庶不负我父母的殷殷期望。”

1925年,俞秀松赴苏联学习、执教,整整10年。1935年,他回到新疆工作。1939年2月,在莫斯科被枪杀,客死异国他乡。

俞秀松的继子俞敏说,百年前,俞秀松在诸暨三环码头,与亲人挥手自兹去,是否也会向往,野渡无人舟自横般的悠闲生活,是否也在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然而,为了革命,他东南西北奔波,整整19年没有回家。

那么,他到底在追求什么?

不变的家国情怀

1919年,俞秀松创办的《浙江新潮》,因提出“非孝”,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他被劝退回家。他的父亲强行要他娶妻完婚,以期驯服这匹野马。

接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俞秀松,为反抗包办婚姻,决定到北京工读互助会去,他给父亲的信里写道:“父亲,儿现在要做我自己的人,这事儿和儿前途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不告就去报名。”

其间,俞秀松的父亲因为儿子“非孝”“逃婚”“直呼俞韵琴同胞”等林林总总之事非常生气,有半年没有给儿子写信,这让俞秀松非常苦闷。

“我对我父亲的感情那样的亲切,哪能不记念他呢?”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很清楚,对父母的感情,对他们的孝道难以割舍。

虽然忙于革命事业,但是俞秀松并非铁石心肠,不念家乡、不恤父母。相反,他感情非常丰富,可谓侠骨柔肠。

俞秀松在给父亲的信中,满怀歉疚地说:“丢弃父母而不顾养,这是儿个人万万不忍出此的。父亲,儿是最富感情也知自勉的人。”

长别亲人,俞秀松对于家庭,始终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挂念。“我长期没有接到家信,母亲及诸弟妹都平安如常吗?自是十分记念。”“大二伯是否都象从前一样的康健?诸弟妹为人为学都有进步否?”

最令俞秀松不安的是,他听闻11口人的大家庭有2000元左右的债务,甚至付不起弟妹学费,一向坚毅的他“不觉下泪了”。

“我现在不能代父亲担负家庭多少责任,这是我最不安心的事。”俞秀松明白他对家庭的亏欠太多,只能请求亲人的原谅了。

1937年12月,俞秀松在新疆被捕,深陷囹圄,他对前来探监的爱妻说,“要坚强,不要悲伤,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我一个人不算什么,不能为我一个人着想,要为劳苦大众献身,这是革命者的本色。”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俞秀松,为了革命,舍小家,为大家,他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投身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为家国情怀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南方的初秋,天空湛蓝,站在诸暨俞秀松故居,我出神地凝视着他的半身铜像,很久很久,想象着这位革命者,东西南北,四海为家,带着一个生命所能迸发的最大热情,献身共产主义理想。不觉想起了艾青《时代》里的一句诗,“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大山静默,林风轻拂,我深深鞠躬,泪洒衣襟。

作者:记者 沈卫莉编辑:黄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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