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龙场悟道”是阳明思想的起点，那么它的终点在哪儿呢？陈来教授认为，是“越城明道”。

陈来教授说，相对于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和江西讲道，大家对晚年王阳明在“越城明道”的活动和思想关注不太够。王阳明在江西的后期，也就是他49到50岁这个时期，明确提出了“致良知”这个思想，是他思想体系的晚年结论，但他那个时期所讲的“致良知”，还不是最后完成的“致良知”体系的全部。王阳明晚年“居越讲学”对致良知学说的发展包含两个新要素：一是大家熟知的在天泉桥上的四句教言，尤其是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这是之前都没有讲过的；第二个就是特别强调了万物同体的思想，以及它所引起的一种变化，这是阳明晚年思想体系的完善。

陈来教授表示，王阳明晚年有6年时间居住在越城，这是他思想最圆熟、精力最集中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的讲学有一个特点，“先生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说明他只强调一个事情，专讲《大学》的万物同体思想，来启发大家各求本性，各致良知。王阳明讲学的时候，跟本心良知的学说加以结合。

有两个材料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王阳明的思想。一是《拔本塞源论》，这是最早论万物一体的文献记载。里面写到：“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个思想在居越以前是没有的。王阳明中年，也讲本心、心体，但没有明确解释两者的内涵，在《拔本塞源论》中，他运用万物一体的观念对心学思想作了新的阐发，这也导致了他思想体系的变化。从这时开始，他的思想明确了以万物同体为核心。二是他写给学生聂文蔚的一封信，强烈表达了“诚爱恻怛”之情。从这个时期开始，他的重点转移到了“恻隐之心”，这让王阳明的“良知”内涵有了显著的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因为只有恻隐、恻怛之心才能直接关联到“亲民”和“万物同体”。恻隐之心在他晚年的良知观念里面，占有重要地位。

陈来教授认为，“万物同体”的提出，改变了王阳明的良知学结构。这以前，他的“良知”是以“是非之心”来简单规定的，这以后，他对“良知”的规定是用万物一体的感受性来规定的。万物一体思想产生后，王阳明对“良知”和“是非之心”的理解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陈来教授指出，王阳明从“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种良知思想的转变，扩大了良知的公共性。“万物一体”思想突出表达了阳明学的价值观，即对生灵苦难的一种悲悯情怀，拯救苦难的人民已成为他内心的首要关切，这是他中年时期所未见的。在居越之前，王阳明的指向始终在“内圣”一路，主要指向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主体修养；而晚年出现的万物一体思想，更多地强调面向宇宙、面向社会，“致良知”变为内外合一之道。

陈来教授还以两位法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福柯和皮埃尔·阿多进行了类比。阿多是福柯的好友，但同时对他的思想体系有所批评，认为福柯的思想里自我意识、自我关怀最重要，却忽略了哲学家最根本的境界：自我与社会、自然、宇宙万物的同一性关系。参照阿多对福柯思想的批评，可以加深对王阳明晚年思想的理解，他“越城明道”时候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单向度的自我意识、自我关怀，而迈向自我与社会、自然、宇宙万物的同一性。同时，如果站在阳明晚期思想的高度，还能对阿多思想提出提高的空间，自我和宇宙为一体的境界毕竟还是个人的境界，而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在关注自我宇宙统一的同时，更强调外在亲民的实践。

最后，陈来教授还从现实角度分析了“万物一体”思想的意义。近年来，党和政府特别强调扶贫的重要性，扶贫思想的基础和根源就是来自于孟子的“人民爱物”和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恻隐。所以，阳明先生的思想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很多东西都能联系起来，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