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金鼎

平安是什么？

在古代，那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或是“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恬静和美；或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丰收喜悦……而在今天，那或许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朴素愿望。

在“枫桥经验”诞生地诸暨市，这个愿望已基本成为现实。

一组数据显示：诸暨人的安全感满意度保持在96%以上，诸暨连续13年被评为浙江省“平安县市”，去年，还捧回了全省首批“平安金鼎”（同时获“平安金鼎”的还有越城区和柯桥区）。

诸暨市平安创建的秘诀在哪里？在该市践行“枫桥经验”的实践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科学机制夯实平安基石

今年1月，诸暨市成为“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先行运行区。这一平台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建立的“网上立案、在线调解”平台，至今，诸暨市通过该平台上线的矛盾纠纷5365件，结案4623件，调解成功2981件，调解成功率56%。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用创新的办法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群众矛盾，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作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半个多世纪以来，诸暨市坚持以人为本，将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相结合，在新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了“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依靠群众、社会参与”的基本格局。

以党建为统领，去年起，诸暨市合力推进“五星达标、3A争创”工作，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全面领导得到强化，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以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为契机，一套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在诸暨市逐步形成，主要包括“四前”工作法、“四先四早”工作机制等。其中，“四前”工作法指“组织工作走在预测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四前”工作法将党委领导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环节，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前置条件，形成了“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内容。“四先四早”工作机制指“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问题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

“提前深入基层，提前化解矛盾，这种做法既是法治，也是德治，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到枫桥学习考察后，深圳市龙岗公安分局宝岗派出所负责人薛平说。

平安创建、人人有责。在诸暨，平安宣传、平安出行、平安志愿服务的标语随处可见；平安家庭、平安乡镇（街道）、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景区、平安企业创建如火如荼；打击违法犯罪、生产安全隐患整治、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整治绝不手软……经过10多年的创建，如今，“平安诸暨”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金伯中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到底“新”在哪？就是在“平安”两个字上，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平安乡镇、平安村落等，这是最为显著的标志。

“红枫义警”志愿队每天分散活跃在枫桥镇的大街小巷。

民间力量筑起平安堡垒

每天夜晚，枫桥镇的街头巷尾都会准时出现一批穿红马甲的人，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枫义警”。

这支只有119人的队伍，尽管没有正式编制，却承担着重要的任务：治安巡逻、法制宣传、安防教育、纠纷调解、文明劝导、社会关怀等，他们成了枫桥社会治理的一支编外“警力”。

枫桥派出所教导员吴嘉军说，在枫桥，“红枫义警”是奉献，更是荣誉。“申请加入‘红枫义警’的有1200多人，想成为正式成员，需要经过层层考验。”

和“红枫义警”一样，在枫桥，“老杨调解室”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2010年，已退休的杨光照与其他3位退休老人一起建起“老杨调解室”。8年间，累计受理的各类民间纠纷达1800余起，调解结案1763起，兑现各类协议（经济）赔偿款560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达到98%，结案率达到100%，群众满意率100%。如此之高的调解率，老杨说，靠自己的力量，肯定不行，依靠的是群众的力量。

目前，老杨的调解志愿者团队成员有100多人。“老杨调解室”也变成了“老杨调解中心”，成为社区民警、特邀调解员、志愿者一起的联动调解组织。“枫桥经验”的本质就是群众路线，靠的是人民，为的是百姓。

据统计，目前诸暨市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有728家，备案社区社会组织2200多家，参加人数达28万余人，占到全市150万常住人口的18.8%。这些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群防群治”，把触角伸到城市的每一个点，成为平安建设最强大的力量。

人文环境提升社会风尚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谐人文环境，近年来，“枫桥经验”通过乡里事务自治、乡风文明德治，以文化人，春风化雨，使诸暨乡村呈现出一幅幅平安与和谐的新画卷。

枫桥镇枫源村就是一个典型。当了30多年村委会主任的骆根土自豪地告诉记者，今年到目前为止，1766人的村庄里调解的纠纷只有1起。

骆根土有骄傲的资本，这个村，率先探索了治保调解委员会，尝试了网格化管理，是最早引入心理咨询师的村之一。村里全面推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自治模式，严格落实村级民主议决事制度，成立了乡贤参事议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邻里纠纷调解会等。

通过村民自治、全民共治，改善村风民风，提升群众素养，全村形成了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骆根土介绍，像村里实行红白喜事标准化之后，村民之间不再攀比，很少浪费，平均每场红白喜事大约可以省下5万块钱，这既是一本减负增收的经济账，也是一本移风易俗的文明账。

抓好群众的这些“关键小事”，就能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去年6月，绍兴出台了《关于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市”实施计划（2017—2018）》提出了深化基层文明创建的三个具体目标：实施移风易俗深化行动、实施文明村镇提质行动和建立公民信用体系，将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卫生整洁、交通秩序、生产经营等内容纳入信用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信用积分激励惩戒制度。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就是要通过依靠群众，开放共治，共建共享，满足基层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是平安创建的核心，也是“枫桥经验”的初心。